孙丰:也谈毛泽东“热”

发表:2004-01-05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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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地说毛泽东的尸还不了魂!这个心是不必担的。人不在国内也就不能对这“热”有切身的感受,但毛已“热”过两回,那时在下还在大牢,与难友陈兰涛、张杰专门讨论过。那时陈兰涛教犯人外语,有录音机,能听广播;张杰按时看报,把他认为该让我读的一一开列,我到周六去阅览室了解大概。

今读朱学渊先生的《尊毛复古,是在政治上帮倒忙》,又读美国之音的高程二先生的辩论。也借机会谈谈看法。

先说节目主持周幼康,以“言论自由属之人人”而赋予高程辩论的对等性,其实未必妥当,因为“言论自由”规定的是人的利权,它事实上是以人的物质平等性为根据推出并支持社会平等性,它的意思不过是说:物质之人是独立的,意志当然应该是无束缚的--自由意志;周幼康的话只是一半,还有另一半:言以载道,所以言论自由是以追求真道理为归宿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你说的不是真道理就不许你说,而是言者应以人类思维的共同原则来做言的出发点和追求点,不只是在周幼康先生主持下有辩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言者应就辩论而发生自觉思考,自觉求真的自由。思不是想,想只是个体意志,不对真假负责,想不是认识立场。

思是用共同的标准遵守共同的方法和程序,对被思考材料做出判断。思是认识立场的。所以,言的目的在于求道理或结论的为真。用周幼康先生的原逻辑:“言论自由”,当然可无误推出“人人有竞技的自由”,竞技的自由并不能归结为人人有参加奥运会、全运会、省、州运会的自由。人家不让你参加,就剥夺了你的自由啦?自由概念还包含“努力的义务”,用努力去求真果实,是言真果,言真理的自由,不是胡搅蛮缠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就没有求真的自觉,他自由来自由去又有什么价值?所以自由就是求真,真道理才能在某一方面影响社会。实践中的自由是开放的,一个人的自由是在他的环境里,一个专项课目的自由既在这个领域里,又在该领域的不同阶段里。

我相信自己有在网络上与胡温争论某理真与伪的自由,也相信我没有在任何体育项目上参加正式运动会的自由。我是否应有这一自由,早在我的最切身环境里得出来了,没有人会支持我以市队队员参加省运;同理,不能要陈景润同志写地质学论文。

人是个别的,特定的,普遍的自由精神是以每一个人的个别性、阶段性为条件的。咱还是别批准林黛玉参加中国女足的自由吧。程君服教授有反台独,有研究毛泽东的自由,不等于说在评毛问题上他有与高文谦对等发言的资格。程先生是教授,但他是某一专业的教授,在他的专业里有很受尊重的发言权,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评估,对毛泽东功过人品的评估,我们还是不要赋予他进入正式场面的自由吧。他没吃过草根,树皮,他没受过酷刑,也没见过豆芽腿顶着吹胀如气球的肚子的孩子,更没见成堆的白骨,他没见恶警怎么用刑,所以他没有这个自由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民主,那么强盛,他干么不去享享那里的自由,赖在美国享受不自由?在这个领域里他是不可能自由出令人敬佩的成果的。

而高文谦先生说自己是学历史的,所以“要用事实来说话”,其实也不全当,只能说用事实来支持论证,把事实做成分析的材料,结论要从事实里推出。因为“新陈代谢”就是一个事实,可谁的感觉能力能切实经验它呢?

还是让我们切入正题吧--

一、毛泽东“热”,是对着什么“热”的?

说毛泽东热,这只是看到一个事实,承认一个事实,或指出社会的一种现象。但说这是个事实绝不等于是一个真值描述。只能说视野中的确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事实,绝对的意义指出不仅使用日常的眼光,即使使用了思维眼光它还是那个事实。

九二、三年出了一股对毛的怀旧;九七、八年复发了这种怀旧;今天又出现了。这是我们的视觉所能看到的,因而是确实可靠的现象,但并不能肯定这一现象是“热”这个概念能准确描述的,不能看成是毛尸的还魂。毛尸还不了魂!--因为现实世界上并没有一种无原无故的现象,一种孤零零的机械现象。任何事实都是环境里的事实,任何现象都是背景里的现象。它所以显现出来,成为现象,是由环境要素决定的。所以,要结论任何事实任何现象,都必须还原回该现象的(时代、社会、人文)背景中,考证促其形成的是哪些要素,就着形成它的要素,才能给予正确命名。

能成为社会现象的总是一种较普遍的流行,一种足以构成现象的流行总是该社会的某种情绪,而情绪又总是因“的”而发,对“的”而发;或者由某种刺激所引发--情绪是对着刺激它的那些事态的。

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情绪,是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主流风气的呼应--或者是响应附和,或者是嘲讽反抗抵制。现在在美国的尖嘴利齿女作家张辛欣八十年代初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叫“黑色君子兰”我忘了),她针对的是当时横扫中国的“君子兰热”,十四万元一棵的君子兰这股虚华之风是不是被她的小说所荡涤,这不敢说,但那小说的确是扫荡力量中的一流,其实张辛欣是塞万提斯写《唐吉柯德》扫荡欧洲骑士热的摸仿。

因此笔者认为应把“毛泽东热”理解为一种情绪,对它的解释就得追问:怀旧毛泽东,怀他的什么?怀毛泽东的时代的什么?那些最热烈地高擎毛泽东的人所擎的又是什么?

然后再问:这样一种情绪是对着现时的什么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而问之:是这个时代的那一主流风气有如此大的概率如此强烈的作用力刺激出这个时代的这一特定流行?

这种风气就是这种情绪暗流所指向的--“的”,对毛泽东的怀旧所内含的是“穷的平等性”,怀旧就是怀旧,旧里有十个要素,怀旧者只怀其中一个或两个或全部都无可无不可,他们对“穷”予以舍弃而专怀“平等”,也不能指责他们犯错误,自由嘛!这种怀旧的潜隐台词就是对现政权的普遍腐朽、现社会的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现社会的秩序的严重失控,表示无可奈何的激愤!感叹!抗议!是对这个现实社会前途的悲观,是对这个现实政权的愤怒与发泄。一句话:对毛泽东怀旧是这个社会的理念的崩溃的证明,但不是理念的重建,是这个社会的信赖的丧失,却不是信赖加重建。

我对朱学渊先生对程君服先生的批评不持异议,但对朱先生的毛泽东热是“对改革开放、真理讨论的倒退”不能赞同。

“复古”,“帮倒忙”这种结论要求条件--必须对着已经进化了的社会理念,或者社会信赖,国内发生的“毛热”是用于讽讥与对抗,不是建立,它只负责对现政权的破坏,不负责新观念的创建与进化的推动。我认为导致朱先生这一观点的原因是先生还不自觉地在唯物,唯物就是心因附在物上而外化:认识对象应唯物,对象就是物麻,但这两个时期的两个立场却是心,你得对每一个心都独立地做出认识,找到等作物,而后来比较;在还未各自定价时不能发生比较。

邓的批毛和今日的捣江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任务,各指向不同的目标,求不同的果实,是任务不同的两个时代;任务既不是一个,实现任务的观念也不可能是同一个。邓出山之初,社会任务是对着由“毛泽东万岁”所造成的心灵封闭和经济落后,是在“明智一般”上来讲思想解放的;而今天所针对的是由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推到登峰造极,使社会进入失控,他们的改革开放路线所造成的中华人文的崩解和伦理沦丧,即整个的社会没有公正可言,社会已不是把公正做为支点,社会明目张胆地扫荡人类公正。

这个现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没有正义。

而实践检验真理的争论所针对的是我们思维的普遍僵化和异化,它指向毛泽东这具僵尸,是人向自我的回归。而今天的毛泽东热只是指向社会拒绝正义这个断面现状,现实社会的本质就是为绞杀正义而服务的,政权之基已不是奠立在人际关系上,而是奠立在利益上;只有在人际关系上才有正或不正,利益上却只是占有与获取。阻挠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横亘在那里不让我们汇入到人类同一理念的就是这个现实政权。严峻的问题是政权并不问社会分配公不公,人际联系正不正,阶层怎么样分化,它只问自己怎么样才能不倒不垮。

江泽民以他特别邪恶的人格个性或许还有一些心理变态,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与象征,在这里毛泽东是被做为原始公平的符号,被回忆被用为对江泽民的比较与否定的。我们不能要求符号的意义在各方面都符合一般逻辑。

毛泽东热这种情绪流与社会主流的腐败风气相对仗;毛泽东这个人与江泽民这个人相对仗;是符号的毛泽东与符号的江泽民相对仗;是原始的穷公平与现时的卖血大军染爱滋,一盆玫瑰价十万相对仗,连毛泽东写的诗,写的字也与江泽民的胭脂诗、歪邪字相对仗,……怀毛只是贬江,刺江!

所以不能说对毛泽东的怀旧是尊毛复古,毛泽东热针对的对象是有限的、具体的,它要否定要嘲讽的对象也是具象的,并不能动摇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对共产革命的的彻底性否定!也不能使他的僵尸复活。因为将他选为对江泽民的否定符号是由弱势群体完成的,只要臭了江,蔑视了江,情绪就获得满足。而且它是在较孤立较断裂的层面上对着社会丧失正义而发动的。

如果我们能回顾辽阳、大庆的工人领袖为什么把行动口号限制在最低水平,甚至不得不在共产概念下来进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不是邓小平热而是毛泽东热了,中国伦理的真正破坏者是邓小平。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与这条路线和他的“六四”屠城,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十分错误的,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路线,是经济决定论的世俗化与实用化;是对人类伦理,人类文化就是人本的公然践踏与歪曲!

邓小平的罪行是使伦理的中国不清不混地走上了伦利伦功的中国,毛泽东热所要的就是伦理,不是说毛泽东伦理,“毛热”所要对抗的就是伦利伦功,当然只能用毛为符号。

还有我们得看清毛泽东热是在共产党概念内对共产党的讽剌,共产党承认的领袖就这三块料,当下这个非伦理时代是由后边的二块料造成的,当然只能用毛来损江抑江了。毛泽东热只能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阶段性情绪,起到了捣江丑化江抛弃江的作用,只要有正面民主进程工程涌现与引导,它立刻会让位,会汇聚到正面价值中的。完全不必担心有尊毛的逆流发生,更不会复古倒退。

老实说现在提出把老毛掀出大坟是不明智的,每天都有那么多残害人命的事发生,热血白骨,我们应把精力投放在这些事关生死存亡的案例里,选择可能性较大,唤起性较强,发动时从表面看不至于对中共伤筋动骨,但引发的果实却很理想的,而且又有国际同情的案件,咬住不放:一个香港、一个台湾、一个法轮功;如能争取出一个较完整的个案突破,意义是大的。

如黄静被奸杀一案,时间长,关注广,黄母个人生死置度外,又有李建、刘路、艾晓明、陈玉川、杨银波等国内力量,成功的机率相对要大。这才是当务之急。掀毛鞭毛是个迟早的事,他躺那里二十多年了,再躺几天吧!再说必须是民主力量来掀来鞭他,才是民主权威的确立。

看样子04年要出大事。

留给胡锦涛的时间不多了,留给民主阵营的时间也不多,当然民主有在进程中成熟在进程中完善这个优势,但总的来说,到了建立思想纲领、预设组织路线的关口了,国内必须尽快形成实际旗舰,提出任务,指明攻击方向,对非主攻方向要遇回。否则巨变到来会手忙脚乱,又可能付出较大代价。

题目国内出,文章海外作。任务国内定,攻势海外发动。

我们的脚已被日头带进了:需要处在美国的那些山头作出可靠准备的时候了。

(来源:《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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