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我们在自己的国土里逃亡

一梁说：“那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对生活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尤其是对一个地方甚至于指对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

听后我恍然大悟。

住在北京我们恐惧。住在上海我们也恐惧。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从写作发表文章到生活中的小事情，比如电话被监听，行动被监视，网络被骚扰，遇到新的朋友会怀疑他或她是中共派来的“克格勃”，会陷害我们，出外归来会检查自己的写字台是否被人翻动过，检查电脑是否被清洗过，对面那家人的灯火老向着我们的房间，他们是不是也在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把所有的证件都捆在一起随身带着，等等等等──长时间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感到难受，会受不了，会精神失控，甚至精神分裂。所以我们会想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喘喘气，去躲开一个国家的骚扰和监控。在旅途中我们也许能把一时的不安忘却，抛弃忧愁，放开胸襟，投入到一个作家诗人的情怀之中。大自然给了我们安慰和生存的热情。我们也需要这种安慰和热情。

2004年的中共两会期间，我们拒绝与任何陌生人或者长久未见面的朋友联系，突然一梁阔别了20年的老同学发来伊妹儿，说什么叙旧之类的话，把我们吓得半夜也爬起来谈论他是否“别有来头”？于是一连几夜陷入失眠的烦躁与困惑之中。后来大着胆子跟他联系了，还要对上20年前一梁大学时期写的诗句才放心，才证实确是其人。再后来就是两人抱头苦笑一场。当时我们的邮箱一天有上百封巨重病毒信件，电话时好时坏。我们的呼吸也时长时短。

好了，终于等到这帮兔崽子开完会了，迎来的是激动人心的“6．4”15周年。我们的电话早在5月初就有问题了，竟然打不到一梁母亲家里，别的任何地方都试过没问题。他母亲说应该致电到112查询。无奈，就是112打不通。我们放弃了。5月中旬，一梁母亲家里警察上门了。我在大陆的诗歌专栏被“咯嚓”了。于是我们决定搬家，搬到上海郊区一个叫西渡的地方。没几天传来吴非及其他数位中文独立作家笔会成员也遭当局监控、骚扰、警告的消息。不到几分钟我们的手提电话“无间断”地受到骚扰。我们刚到宝地，警察再次上门来，不谈“6．4”的事情，也不谈写作的事情。他们说来“看”我们是履行公事。于是，5月27夜我们致电李国涛，问他那边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已经得知杨天水被逮捕了。

5月31深夜，我们收到李国涛的邮件，知道警察就在6月1日凌晨把他带走。而我们在6月1日中午，警察又再度上门来，说我们租房子的人需要办理“租房许可证”，（还是没有提起关于“6．4”的事情）我顿时傻了。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等事，致电问一梁母亲，她说，她也没听过有这样的事。但是警察还是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说拿去复印，几分钟之后又给还我们。

6月1日我们还不能在家里上网，恰好我们新安装的电话在早晨就开通了，当时并不知道李国涛被警察带走的消息。一整天我们都在揣摩警察的下一步行动将会是什么。直到夜里9点多钟，电话通了，可以上网了，我们才得悉这个消息。当时一梁看见楼下的警车，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们才赶快把电脑关掉，拎起简单的行装往另一条路走了。我们自己把这一行为称之为旅行。

那时是10点20分。

上海的空气凝漫着石灰的味道，令人窒息。

我把手提电话的电池也拔掉了。

顿时，上海的街道好象出现两个与世隔绝的人。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呼吸困难。

通往浙江海宁的火车是凌晨03:33分，6点抵达。一梁在火车上一度精神出现幻觉。他去了洗手间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以为我丢了，激动得几乎大声叫出来。火车徐徐前进，旅客寥寥无几，都很平静地倒在座位上睡觉。国民并没有为这个悲惨的日子的来临而动情、而悲伤。也许大家都忘记了，毕竟那是别人身上的伤痛。也许大家都恐惧受到伤害。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凌晨，一列没有激情的火车在向着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前进。可我们却陷入惊慌恐惧之中。

6月2日早晨抵达海宁──徐志摩的故乡。似乎世间的不平事、悲惨事都逃离我们的脑袋而去。我感到被《再别康桥》的诗意包围。我们两人是“再别上海：，高兴，真的体验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高兴二字，而高兴的基础就是安宁，安宁的基础就是自由和满足。

海宁人的脸上都现出和平与满足的笑。他们也许是我旅游过的城市、除了西藏拉萨之外，是最友好的城市居民。那里物价便宜，环境干净整洁。一梁说，“我们搬到这儿居住吧。”我笑了，想起《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来，便故作聪明把书名改了改，变成《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

参观过徐志摩的故居和墓地。6月3日到王国维的故居──海宁盐官镇。国学大师的房子并不大，里面工作人员说：“过去盐官是海宁的首府，王国维家算是现在的小康之家，尽管他出身显赫。再说，当时这里并没有穷人。”

可是，大师是自杀死的，谁也忘不了。

在海宁，小食店的老板热情地给我们端茶倒水。我说海宁人真的很富裕，几乎看不到破破烂烂的房子或者穿得破破烂烂、粗里粗气的市民。他笑着说：“但是，我们这儿的贪官可不少。”

那晚，我们的晚餐花了14元人民币。

6月4日，一梁问我：“你觉得李国涛是否被放出来了？一般不超过48小时，若过了就得关1个月。假如他被关起来，我们一定要呼吁营救他！他是民运的灵魂人物，他身上闪烁着人格的魅力。”

我们好象总是在赶车。今天我们还是没上网，不敢打电话。车通往嘉兴，再由嘉兴转到嘉善的西塘江南古镇。

夜幕已经降临。

在古镇的门口，写着60元门票。当然，我们不买票就进去了。票只是留给那些被旅行社要挟的旅客来买。

找了家客栈住下，在一条小巷里一家名叫“大塘人家”的餐馆吃晚膳。这家餐馆是一位上海年轻人开的，人很和善，桌子脚下就是流动的河水。江南人家的门口都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似乎与这个15周年的“6．4”大屠杀的纪念日不大相符。人们都在为桌上的杯盘而陶醉。

一梁叼着烟卷，迷惘地望着河上红灯笼的倒影。

通向河岸上人家的石阶上，蹲着一位妇人，正在唰唰唰地洗衣服。此时此刻，我想起秦淮河，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来。

6月5日，回到我们暂时的家，一梁致电李国涛家里，电话长响。再拨打杨勤恒，他母亲接。再拨打戴学武，他家也没人接。

晚上8时许，再次致电戴学武。他接电话了。他说，大家6点钟才解除警报。他说，李国涛6月1日凌晨被带走后。警方不允许他走出家门。6月3日他要求出去，在马路上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关了48小时，1日后才回到家里。

一梁最后跟李国涛联系上了。

我感到无比的疲惫和虚脱。

（2004年6月6日下午于上海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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