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人治 法治 神治 任不寐5月21日多伦多演讲及问答实录

各位朋友、主持人先生、两位嘉宾，大家晚上平安。很荣幸到多伦多与各位一起分享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共同关注。我每一次参加法轮功朋友举办的讨论会，事实上都是向一种精神表达敬意。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暴政面前，一种弱小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不分寒暑地，为了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进行着抵抗。这场抵抗运动从中国经北美遍及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这场抵抗运动也在向中国和世界宣示：中国人不仅是一个为食物而战的民族，也可能是一个为理想而战的民族。从这种意义上说，你们为中华民族挽回了荣誉，谢谢你们！（掌声）。我知道，在北美和中国大陆都有人指责我们，先是批评民运，后是诅咒法轮功，他们说我们的抵抗给中国人抹黑了，给中国政府丢脸了。我想这不太可能－－中国的脸面中国政府早就丢尽了，我们没有能力损害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掌声）如果说中国曾经在世界上有过尊严，那就是在1989年那个春天，可是那点尊严的希望被坦克碾碎在街道上了。我们聚集在这里，恰恰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我们自己，也为中国早日获得自由和尊严而努力。（掌声）

我们今天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共垮台，谁来执政”，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请大家指教。

第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所有质疑自由主义运动的人们常常谈论的假道理。他们实际上想说，没有中共，中国就完了，就天下大乱，更没有一种力量能取代中共；何况，共产党垮了，可能有新的共产党甚至更坏的人上来。结论是，因此，中国还是维持现状的好。我认为这个假道理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谬误。我们逐一来讨论。

首先、奴性思维。中国人长期有一种家长统治习惯，总需要有人管制着，仿佛没有人领着，我们就会跌倒在水沟里。也许我们当奴隶当习惯了，没有了锁链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有了锁链怎么办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著名的实验。鱼缸里有一条大鱼和很多小鱼，为了不让大鱼吃小鱼，实验人员用一块透明的玻璃板将他们分开。大鱼每次冲向小鱼的时候，都撞在玻璃板上，他撞痛了，时间长了，他再也不冲击了。这时候实验人员将玻璃板取走，结果这条大鱼仍然不敢向小鱼方向游过去。朋友们，我们就是这条大鱼，中国几千年，特别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放了一快玻璃版，我们不仅习惯了，也会问“如果没有玻璃版，我们怎么办”。让我告诉你们，没有玻璃办，你就游过来－－我们自由了！（掌声）

其次，这个假道理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专制主义是对人类的一场战争，或者是一种犯罪。抵抗专制主义的暴行就是制止屠杀和行凶。假如在多伦多的街道上正发生一场抢劫案，人们应该马上制止它。我们不能说，如果我制止了这场抢劫，将来还会发生新的抢劫，而且那些抢劫可能更可怕－－所以还是对眼前的犯罪听任的好。这个逻辑的荒谬显而易见。理性不承认，人们可以用未来的可能性为当下的现实性辩护，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每个人的价值丝毫不比未来的某个人的价值更低。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正如此，中国正在犯罪，因此让我们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制止行凶！（掌声）

第三、事实错误。这个事实错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种说法假定中国的现状是稳定的，但事实正相反。专制主义就是一场动乱，它的稳定是监狱式的稳定，通过把人民管制起来造就的稳定，但这种稳定不仅不能长期维持，更重要的是，它是以统治集团极端不稳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监狱的稳定是以“狱卒”的动乱和乱动为前提的，因为在独裁社会，“狱卒”集团可以为所欲为，完全不受任何限制。才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动乱”，他们的大动乱要求社会安静，然后他们为了腐败利益可以任其所为。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就是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自由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因此，让所有热爱秩序与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制止中共的动乱！（掌声）另一方面，他们歪曲了“中国不存在反对党或取代中共的力量”这一事实。他们不清楚这是一个假事实。因为中国之所以不存在政治反对派，不是中国不能存在政治反对派，而是中国政府坚决镇压任何政治反对派。比如，中国民主党几乎全部的领导人都被判重刑，他们的刑期加起来几乎长达几百年。这种逻辑把中共消灭了反对派，等同于中国没有反对派，然后把中共刻意制造的政治结果又当成客观存在的基本国情。这种逻辑如果不是愚蠢，就是一种阴谋。按这种逻辑，中国永远也不会存在反对派，因此中国应该永远接受中共的统治。我们相信，只要政治开放，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会一夜之间兴起，并逐渐在民主程序中成熟起来，这一基本事实，恰恰是中共所不愿意见到的。

第二、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

现在我讲第二个大问题。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中共垮台，谁来执政”。我想把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需要从一个人治社会，进入一个法治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谁”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是一种新的文明方式。中共垮台了，不能预定谁上台，但我们希望是由法律来执政。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一直是一个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用圣人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其结果都是把统治者视为神，而把人视为贱民和刍狗。在古代，是天子仁政，士大夫内圣外王。他们都是一些什么“神”呢？德配天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中共与此一脉相承，他们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世俗自由主义者也进步不多，他们只不过把人的理性或人民大众视为神。这些道德谎言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这些欺骗就是把人视为神。今天如果还有人被自己当成神，人们必须警惕，因为中国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由于人治传统，美国一位政治学家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民主政府。中国古代的的人治主要表现为“一家专政”，家族执政。在汉朝，是姓刘的一家统治我们。在他们统治晚期，人们开始抗议，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声音就说，没有了刘家，我们怎么办？（众笑）。在唐朝，姓李的一家统治我们，在他们统治晚期，人们开始抗议，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声音就说，没有了李家，我们怎么办？武则天为什么让汉族知识份子讨厌呢，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不姓李。到了宋朝，姓赵的统治我们。在他们统治晚期，人们开始抗议，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声音就说，没有了赵家，我们怎么办？明朝是姓朱的实行统治，到了清朝，爱新觉罗们统治着我们，在他们统治晚期，人们开始抗议，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声音就说，没有了爱新觉罗，我们怎么办？（众笑）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野的中共强烈抗议这种没了谁怎么办的逻辑，他们宣布，没有了国民党，中国人不会吃混毛猪，地球照样转－－朋友们，他们是对的。我现在只是提醒各位，中共的专制不是全新的事务，因为一党专政不过是一家专政的现代变种而已。

为什么要从人治社会进入法治社会？因为人是有局限的，人是靠不住的。由于你有局限，你没有权力统治我，由于我也有局限，我也没有权力统治你。因此我们要从圣人政治进入契约政治，通过协商在法治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性社会。什么叫宪政，就是用法律限制人、特别是限制政府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尤其要限制政府？因为政府也是人组成的，而人都有局限性。但是，由于政府掌握了国家的主要资源，他做好事是责任和义务，但做坏事会更坏。由于人的普遍局限性，组成政府的人更可能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必须限制政府，把政府关在笼子里（众笑）。政府的一念之差都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而精心策划的灾难更是恐怖。毛泽东的一个大跃进的念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杀念一闪，天安门就陷入血泊之中。江泽民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法轮功练习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些悲剧中，我们不再期望谁来执政，而是期望法来执政。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华民族的古代苦难和现代苦难中长点记性，一起去争取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到来。（掌声）

第三、从“法治社会”到“神治社会”

现在我谈第三个问题。法治社会是否就是一个顶点了呢？不是，单纯的法治也有缺陷。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分歧，但请允许我阐述一下我的看法，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无神论知识份子的法治理想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实体性缺陷。第二、程序性缺陷。我先谈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法治的实体性缺陷？我是指无神论的法治理想无法解决“恶法非法”的问题。大家知道，1978年以后，特别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下，繁殖了大量的恶法。有人称之为立法腐败。江泽民说，你们不是要法制吗，那么我就制定法律来制你们。不仅是法律专业的人，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都意识到江泽民的法制与我们说的法治不同。那么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无神论自由派知识份子以为只要在充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就可能保证所立之法皆为善法，这不一定。杀死苏格拉底的法律和钉死耶稣的法律都是民主主义的法律。这不仅是所谓“多数暴政”的问题，“保护少数人的权力”在缺乏超验背景的条件下，更可能成为独裁者践踏民意，保护自己作为“少数人”特权的藉口。那么什么是恶法？古代有一位大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宣布，所有违背上帝旨意的法律不是法律。几百年以后，另外一位神学家阿奎那说，法律就是正义，恶法非法。那么什么是他说的正义？就是超验正义，就是圣经启示出来的清晰可知的正义，这种正义也通过普遍启示在人类历史和大自然中启示出来，明明可知，叫所有的人无可推诿。

有人说法律是人定的。这点和中共不谋而合。共产党宣布，法律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如果法律是人定的，换一个人就换了意志，法律也就必须或应当跟着变。毛泽东上来，宪法上写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上来，添上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上来，写三个代表。这个侮辱法律的事业现在转给了胡锦涛。法律的基本特点是稳定性，但中国的法律的稳定性，还不如幼儿园的守则。（众笑）。人们常常举例说。美国的宪法200年是稳定的。这是不错，但可能很多人并明白美国宪法稳定性的宗教背景。法律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神是不变而永恒的。圣经的十戒律法，几千年来一直稳定。任何想“发展”一下这部律法的人，都被视为异端。也许你会说，其他宗教的教条也具有稳定性。因此我想补充两点，摩西律法有两大特点，第一，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完全是避世的。第二，律法是爱，因此有犹太学者说，希伯来的律法书为人类文明史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路线。

那么什么是法治的程序缺陷呢？一方面，法治理想存在创立困境。所谓创立困境是指，一部精心设计的法律，看着是好的，但是你怎么才能把它变成现实？中国一些令人尊敬的法学者不断研究和写了很多法律或法律建议，这是必要的工作，但怎么让中国人能生活在这些文明的法律之下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预言，就是老鼠给猫挂铃铛的故事。现在，谁去给中国政府挂上宪法这个铃铛呢？因此中国就需要一种超越理性算计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理直气壮地搞政治，以便把宪法理想变成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就是法律如何被践行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制定出来了，但人们怎么会遵守之，并以守法为荣？这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法律机会主义者，我们不以守法为荣，而是千方百计地追求超越规则的特权，然后不以为羞耻，还觉得特有本事。这种状态不仅是共产党的。我也是这样一种人。“红灯停绿灯行”可以作为一个法律的比喻，这个法律早就制定并颁行了。但在中国，只要警察不在路口并没有“危险”，人们根本不遵守这个法律。我们会想办法通过熟人、朋友、希望他弯曲规则给自己帮忙，这个忙帮上了，被帮的人很感激，帮助的人很神气，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这是传统的一部份。刘关张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集团，而是一个利益团伙，关羽张飞不需要守法，因为他们是我的铁哥们，你让他们守法，谁还忠于你？我告诉大家，这种反法律的心理，是中国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全部本质。所以中国从一个人伦社会进入法律社会，道路艰难而漫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法律的敌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律是人定的，而不是来自神，因此也不可能拥有守法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在中国，对法律的尊重被视为无能和愚蠢。

因此，我个人确实相信，中国社会的希望，不仅在于从一个人治社会进入法治社会，更在于从一个无神论社会，进入一个有神论社会。但我必须说明，一个有神论社会绝不等于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恰恰相反，我以为只有在一个有神论的社会里，才能真正避免政教合一的灾难。因为只有上帝的归上帝了，然后，恺撒的才能归恺撒。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在那里，党的领袖成为神，恺撒把本归上帝的归于自己。一些无神论的知识份子和一些信徒曲解了“上帝的上帝，恺撒的恺撒”这一真理的的真正含义，他们不明白，在一个恺撒是上帝的国家里，宣扬有神论至少是对恺撒神权的真正解构。他们还说，不要跟我们谈信仰，因为我们不相信。我建议他们不要跟中国政府谈自由，因为人家也不信。

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来的路上，阳光明媚，百花齐放。我们感到，春天来了，而每一个春天，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祈祷中国的春天早日到来。也许您会说我拿春天做比喻太老套。那就让我再多说几句。以往我们盼望春天，都是面向他人的，我们抱怨自己在冬天里，我们希望别人开花结果。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埋在这土里，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春天，每个人就自己从土地上上来，那样，中国的春天就来了。（掌声）最后，请允许我用一首短诗结束今天的发言。这首短诗选自《圣经*雅歌》第二章第11节到第13节－－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日子已经来到班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良人起来，与我同去！

谢谢大家！（掌声）

附录：现场问答（节录）

听众一：我是一位基督徒。我不理解为什么北美的基督徒不关心政治，有得人还为什么邓小平、江泽民祷告（众笑），也不关心大陆被捕的家庭教会的成员。实际上家庭教会受到的迫害不比法轮功更轻。你怎么看这些问题？（有掌声）

任不寐：谢谢您的问题和给我回答这样问题的机会。我希望是上帝叫你来问我的。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我听完您的问题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多么伟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确认人的罪性，而只有神是至高至善的。我们的缺陷被用来仰望神的荣耀。我先假定您说的是事实，或者说信徒有问题。基督徒从来不否认自己有问题，而且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人家批评的和还严重，但靠着爱我们的神，我们得以赦免并在主里渐渐更新。

第二、我不完全认为海外的基督徒不关心大陆信徒的命运，如果没有信徒关注，您怎么知道“家庭教会受到的迫害不比法轮功更轻”呢？在美国有一个龚品梅协会，就一直关注大陆信徒的问题。大陆的余杰先生，美国的杨逢时女士，都是基督徒，他们对政治正义的关注同样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基督徒在大逼迫中没有人放弃信仰，因为他们相信：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如果基督徒不坚守信仰，就不可能存在 “家庭教会受到的迫害不比法轮功更轻”的问题，政府就不会逼迫他们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以自己的方式，以《圣经》许可的方式在坚持信仰。这种方式不一定是您和一些朋友所欣赏的。但我以为这是一种抵抗，一种伟大的抵抗，它不以抵抗人为荣耀，而以顺服神为目标。

第三、关于为邓小平、江泽民祷告的问题。恕我直言，我以为如果您是基督徒，您的神学知识应该长进，正如我也需要长进一样。在《圣经》中，为罪人祷告是基督徒的责任和荣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杀害他的掌权者及人民祷告，他说，父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为罪人祷告，这不是非基督徒所能理解的。今天不是布道会，我不展开谈，但我要说，为罪人祷告不是没有是非，更不是容忍罪恶，它代表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不是以罪胜罪，因而是对罪最后的胜利。主耶稣说：别人对你们好，你们也对他好，这是不信神的人也能做到的；别人对你们坏，你们也对他们坏，这不信神的人也能做到－－但是，别人对你们坏，你们也对他好，这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做到了。

第四、主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就怎样被论断。就比如说吧， 1989年六四以后，谁没作过旁观者呢？当江泽民抓捕胡石根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就得承认，基督教的信仰真的很伟大，因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这个真理他早就宣布了。就以我自己为例。大家知道魏星艳一案，魏星艳是重庆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强奸，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我在北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想写点东西，但却害怕。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就魏星艳一案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家先别夸我，你听我说。我没有那么勇敢，文章发表之后，我整夜没有睡，为什么，因为我害怕。走廊里一有声音，我就担心警察来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是有局限性的人，因此在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首先能看见自己也在其中。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可能还不是恐惧和其他什么缺点，而是骄傲。骄傲是所有争吵的全部真相。我想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骄傲。

第五、我承认，教会和信徒有问题，其中关于政治就存在一些狭隘的理解。他们或者由于知识缺陷或者由于恐惧，不明白或弯曲“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对信徒的要求。他们支持圣经可以影响家庭婚姻，但却觉得要限制神影响政治。他们不明白上帝无所不在，他们的虔诚变成骄傲，因为他们以为人可以给神的作为划定一个边界。他们由于逻辑上的缺陷，更不能分清信徒对政治的关心是基于爱，而不是为了权力。也许他们自己利用宗教不搞政治，或者恰恰他们最可能利用宗教搞政治，因此察己知人地宣布，关心政治的人就是利用宗教搞政治。我想告诉大家，基督教的历史，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世俗权柄的历史，也是为世俗权柄祷告的历史。从先知时代到使徒时代，从大公教会到新教改革，大抵如此。如果你欣赏或正在享受着西方民主自由的成果，你首先要感谢基督徒两千多年来为自由所作出的所有贡献。但这些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因为今天大多数人是法轮功学员，而不是基督徒。我应该在基督徒的聚会地地方当面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会使您满意，如果我说得不好，请你原谅，但请相信，我已经尽力而为了。谢谢您！（掌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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