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高当局对此次涨价风潮神经高度紧张，是有充分道理的。中国自改革以来两次大的通货膨胀，都给最高当局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1988年的通胀更是导致赵紫阳下台的重要因素。1994年的通胀，朱熔基为了平息城市居民的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牺牲农民利益的反市场化措施，所谓的“菜篮子”、“米袋子”工程，不仅浪费了大量财政和金融资源，而且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带来极不利的深远影响。朱熔基之所以没有为此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政策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六四后农民在高层已完全失去了代言人。
此次再度由食品价格推动的涨价风潮，将给现在的中共高层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在享受了多年高增长低通胀之后，中国对高通胀的承受能力究竟是增强了还是更加脆弱？这两个问题显然已出现在所有熟悉中国改革过程的人的头脑中。表面上看，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今非昔比，国家的财力更是空前雄厚，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进行所谓“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都换了一幅“现代企业制度”的面孔，如果以这些现象来判断，中国承受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的能力应该是大大增强了。但是，了解中国经济底细的人都清楚，高通胀，尤其是食品和基本消费品价格为主的价格飞涨，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
这首先是因为，对基本消费品价格极其敏感的穷人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大增加了。八十和九十年代，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食品价格并不敏感，敏感的主要是城市居民，不少城里人虽然手捧铁饭碗，但还是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原因很多，食品涨价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发泄的借口。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有两亿农民进了城，几千万国企工人下了岗，还有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与此同时，一批人借所谓“改制”，借所谓“土地幵发”大发横财。在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下，简单地牺牲农民利益来缓解通胀的政治压力已不可能奏效。
麻烦就在于，这些年来，政府的钱虽然越来越多，但正经的本事并没有提高。地方政府更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前不久，某县政府就借猪肉涨价，学朱熔基当年的办法，在本县实行猪肉专营，实际上是把好处给了自己的人，结果是引发全县屠户和肉贩子的集体抗议。兰州市政府干预牛肉面的价格，则导致牛肉面质量全面下降。地方政府利令智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越来越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正因如此，才会出台那个紧急通知，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干预市场。
那么，这一轮通货膨胀究竟会不会引发全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呢？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的所谓宏观调控，如果在信贷和汇率管理方面出了大纰漏，使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高膨胀，发展为低增长高膨胀，那才是中国领导人最大的噩梦。所以中国领导人绝不敢把增长的速度放慢，但这样一来，许多重大的社会改革，将只能再次让位于失衡的疯狂增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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