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文革惨案

《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出版序言第四部分

2012-03-10 19:08 作者: 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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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于我而言,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我家因大饥荒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大饥荒中,在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玉米芯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身亡。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老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最后只留下我母亲一个人。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公私合营前他经营一个小商铺,一生没有和人红过脸。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和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饿死的“路尸”,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到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小镇:王家场。

两侧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八方宝塔巍巍,两排青瓦绵绵,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的王家场,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如今已是水库中龙宫水族盘踞嬉戏的家园。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成为噱头的热点。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屋茅掀下“放卫星”熬草肥,板壁拆去烧土炉炼土钢,家家户户,刀、锅、锄、镰、锤、铲,床、柜、桌、椅、案,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爹(方言,发dia音,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他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山乡边镇,变成一片废墟。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5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上百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童年最急迫而又最害怕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方言,发ga音,年轻女人,也指已婚妇女);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6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毛泽东“阶级斗争”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了“社教”和“四清”运动。

运动一来,茶馆里的人都被赶进了批斗会场,人人要发言,个个搞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见人都不敢放屁”的老实人,一辈子没有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发言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这天,干部点名要他明天必须发言,揭发坏干部。正好外婆到县上去找我妈了,家里只有我和他。晚上,老人家用墨笔写下一个纸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我睡下后,外公躲到我的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第二天没见外公,到晚上,我哭着到姨外婆家找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人找到,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我钻进去,只看到拖开踏脚板的床下,满地是血!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姨外婆想了个说法:“习广前几打架,把人家头打破了,他外公是怕人找麻烦吓死的。”公安当场拍板:“这个说法好,那就是他外孙打架吓死的!”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最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惨烈之恨,也是万家杀祖灭门之仇!

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自古以来,澧县是富甲洞庭的鱼米之乡,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从小学到中学,经常请来“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讲着讲着,就会听到“吃食堂家家户户都有人得浮肿病,饿死的人摊在家里没人埋”。领导吓得脸色惨白,学生笑得前仰后合。

青年时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观的重要阶段。1975年,我上山下乡到桃源县双舖公社庄家舖大队当知青,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民苦难悲惨的现实:干部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社员终年劳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处乞讨,睹之泪下……

四年中走乡串户,前后有20多个老农民对我说到大跃进的荒诞,大饥荒的惨烈。雇农罗大榜爹私下告诉我:“旧社会比新社会好万倍!农民只要种得两三亩田,一亩田做二三十个工,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遥自在,吃喝不愁。我给富人打长工,吃住他家的,工钱一月得一担谷,一年十二担谷,一担一百二十斤,年终得千把斤米,你罗家大娘(他老婆——笔者)纺点纱织点布,养鸡养猪,年终杀猪。插秧割谷东家要请我们吃东道(宴席——笔者),总打拢共,农忙就是二三十天。农闲我就推个鸡公车,你罗家大娘坐在小车上,我们东乡赶场,西乡听戏。哪像现在公社,社员要一年忙到头,腊月三十还要学大寨、修水库!”

还记得他神色严峻地大发感慨:“一个统治者,大跃进搞得疯疯癫癫,苦日子饿死人民千千万,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还要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国家征购、不顾人民死活,农民比奴隶还不如,公社社员就是国家奴隶!你说这是为什么?历史怎么写这一章?!”在当时,这样的发声,足够押上断头台!而这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民声!

人民活得日益艰难,中国社会不能长此以往,要为国家找一条出路,这就是青年时代我的心声。毛泽东死后,感到必将大变的我,甚至设想:如果天下大乱,我就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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