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 兼说共产党夺权的目的

质疑《解放战争启示录》(中)

2012-07-10 00:52 作者: 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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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所说1947年于1949年三年之间的“解放战争”,其实只是引进苏联马列主义斗争哲学的政治名词,被中宣部操控的政治园丁们合力宣扬传播开来,党云人云、人云亦云地篡改历史,以政治口号为标签重新解释事实,无中生有,被再造为党的人:喉舌眼耳身。

在《说共产党夺权的底牌》一文中,通过王树增演讲中说的国军投降、高层腐败、农民拥共等史事,抛开马列的政治宣传用语,我指出:暴力和谎言是中国共产党夺权的底牌;历史安排中共1947年至1949年通过暴力掠夺百姓的口粮、蔬菜、驴羊等,武装颠覆民国大陆政权的叛乱,实现苏联式的极权专制;所谓解放战争并不存在,只是斗争哲学的政治宣传。

意犹未尽,此文依然主要依据王给的史实,侧重质疑,看一场掳掠叛乱是怎样被美化的。

美化需要人来做的,像画画一样。谁来做为党画眉、搽粉、涂口红的事?谁管这些事?

我通过站讲台谋生10年,讲过“解放战争”,就是替掳掠战争涂脂抹粉。最初我并不清楚,真以为有一场解放人民的战争,还为生不逢时没赶上而叹惜过。可历史毕竟是事,一旦发生,就那样了,说的好听些或者难听,都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身。例如,在诸侯争权夺利、劳民伤财打仗时,孔子劝他们别打,恪守各的职责,关爱属下和民众,这是用良知在劝善,教科书却讲这是“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思想”,这就在丑化孔子;再如,中共红军1934年在江西反清剿败了出逃,跑往湖南,再到贵州、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穷乡僻壤,这是明明白白是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似的流窜,却被美化为“长征”:北上抗日。瞧我成什么人了?

我成了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园丁”。中宣部指令党委监控的各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揽子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培养了很多,起初是“花蕾”,再“开花”,多次变身。不只是我这样,几乎所有在抗日战争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包括温家宝、胡锦涛,都这样,对于党,一生不是绿叶、花蕾,就是花儿、花泥。其中一些人被挑选出来成了政治园丁、宣传干事、各种评论员(广义的“五毛”)、新闻记者,等等。《羊城晚报》2011年4月30日的《解放战争启示录》,就是由晚报记者邓琼带着实习生李月瑶听过王树增的演讲后写的。

王树增,查百度百科名词解释: 1952年2月生于共工氏新酋邦(大山寨国)的北京人,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发薪水的一级作家,享受党政府的特殊津贴,大校军衔,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红鱼》、《黑峡》、《鸽哨》、《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荣获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看王树增和我与邓琼和李月瑶,都是中共中宣部培育的“喉舌”。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无论王树增、邓琼、李月瑶和我,我们的头脑是从幼儿园时代起,就被中宣部操控洗了脑,头脑像电脑一样,被服从教育部的指令上讲台的教师,强行塞进《东方红》、《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女神》、《我爱北京天安门》、《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文学与出汗》、《荷塘月色》等等歌曲、新诗、杂文、散文。我们的思想内容、认识方式、情愫感觉、意志欲求被重新编制了程序:恨礼教,爱中共。“恨礼教,爱中共”的人是什么样?看鲁迅,看《乌有之乡》言论和重庆“唱红歌”,一目了然。

只要我们还没有对由编程员似的教师给我们输入的认识去伪存真,没有对混杂的情感、意志去恶存善、去弱存强,无论王树增或我,甚至胡锦涛、温家宝,中共全体政治局委员,总的说来还是党的人。所以王树增看中共1934年至1935年的兵败逃窜就还是“长征”,看党争内战中1947年至1949年中共的残杀、掳掠性质的匪乱,也就还是“解放战争”。这不是在说历史事实,而是在继续宣传中共红军(民国时代的共匪)的政治口号,骗人挣稿费。邓琼、李月瑶听讲和访谈之后写《解放战争启示录》也是交稿挣钱,读者被再洗脑一次。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习惯了,被长久的党文化母亲似的养育(耳提面命)培育的。中国国民党、日本自民党、美国共和党等不是宗教,没有洗脑文化;只有中共邪教要按照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心智改造中国人,必须割裂历史,才给人洗脑,跟做传销一样。我是通过读《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而黄粱一梦似的醒来,不再是中共的政治传销员了。

王树增、邓琼、李月瑶或许还在一枕黄粱的梦境中。王树增在广州这样演讲:“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这段话中的“学者”和“后代”都是随口一提,没有姓名,没有比例,“一头雾水……1947年到1949年间,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完全是王的语言。

王树增这样说的话并非自己的思考,而是对中宣部审批的党史、现代史教材的生吞活剥。“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这样的话,我在大学上历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被灌输的。王读这段历史比我晚,教学环境也开放了很多,所以也掌握了一些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史实,诸如“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这些如果考证过,对认识国军兵败很有帮助。

“官兵军饷大部分被长官拿到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炒去了”、张灵甫(直到死前)才明白,“在国民党内部,部队是(长官)的私产”,没人舍得为一般的友军拼血本,所以黄伯滔的部队近在咫尺就是不去支援张灵甫的中央军,反而“谎报军情,不战反退”。淮海战役“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基本上后面都站着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提着一个小柳叶箱,里面统统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条。”这些话语不是史家所说,是不折不扣作家评述夹杂的思想言论。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东周各国史官写编年史、西汉司马迁写纪传体,没这样写。这比较像施耐庵写《水浒》,方法上更近似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金庸写《射雕英雄传》。

在中共山寨国(共工氏新酋邦),党史和军史作家只能这样写史,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部电影,寻思一下就可以写了。本性上对社会底层的造反寄予较多同情,对苏联的历史教材和文艺作品没有欧美似的批判,没有儒道佛的礼教、自然、慈悲情怀,基本上就是王树增这样写,作为新闻也就是邓琼、李月瑶似的报道,讲课也就是我曾经那样。如果“党喉舌”都是这样的“腔调”,久而久之,听演讲的耳朵和看文章的眼睛也都会变成“党耳朵”、“党眼睛”:听不得讲蒋中正好,看不下说蒋好的书籍。我就曾经是这个样子。

那时我认为儒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教吃人”, 国民劣根性就是“吃革命者的血”,情感就是“恨礼教,爱中共”,意志就是选择接受共产党:具体说来,就是面临抉择时,唯党是大,中共说爱谁就爱谁,不爱也爱;说恨谁就恨谁,不恨也恨。细想我对鲁迅的爱和对蒋中正的恨就是这样被培养的,中宣部给的教材、影视,由中共史家、教师、作者、记者写。原本我不喜欢《狂人日记》。叫“蒋介石”也是中共让叫的,原本经常叫是叫“蒋中正”。跟经常叫“关羽”,而不是总叫“关云长”一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党文化洗脑是中共的思想政治园丁(教师为主,记者、作家为辅)与与政治花蕾、花儿、绿叶、花泥等互动的结果。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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