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教育蒋经国 每周报告心得(组图)

发表:2013-08-09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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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08月09日讯】一九二○年初,蒋介石回到奉化,亲访顾清廉,央托他协助教导经国。顾清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时间了解经国的潜质,替他订下研修课表,也可能一度亲自为经国授课。蒋介石在同年二月九日给经国第一封信,提到顾老师向他报告“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介石自称,“闻之略慰”。他又安排奉化县另一位儒师王欧声,教经国诵读古籍和四书。

虽然延聘硕儒教课,蒋介石还是觉得经国不应该像他一样躲在溪口,直到十多岁才出来见世面。经国九、十岁之际,蒋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经念过书的奉化县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在一九二○年二月、三月,分别在日记中记下,他亲自批阅经国的“功课表”。四月间,蒋介石写信训示儿子:“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经国:“不可轻佻,须要着重”。十一月间,蒋介石曾经回到溪口,与毛夫人讨论到经国的教育,他在日记中记下,毛福梅的观念对儿子有害无益。毛夫人曾经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这件事令蒋介石大为不快,以致决心翌年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书。

蒋介石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溪口家中,每天都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父子俩有时利用傍晚时分坐上竹筏,沿着安静的剡溪泛游,欣赏鹭鸶抓鱼,聆听夏蝉争鸣。

十二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

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尤其要求儿子要细读《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蒋介石也相当注意经国的书法,曾经规劝儿子。“你的书法尚无进步,每隔一天至少应该临摹一两百字。”显然他也承认自己书法不够俊拔,希望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要学好英文。他说:“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

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校毕业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栉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12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夜里,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经济残破,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的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1a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8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45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5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之外,他每星期还抽出7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段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健康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

1931年,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10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现在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中共每次整小蒋,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25天——这是3年来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虽然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9个月后,奖赏他“工作记录良好”,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传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间担任副主管。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好朋友。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17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动心。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蒋介石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

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

(本文略有删减)

来源: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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