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君】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组图)

2013-11-10 01:10 作者: 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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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10日讯】千古明君用贤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称帝之后,改年号为贞观。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实行轻徭薄赋、蔬缓刑罚的政策,终于促成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他先后出兵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既解除了外来威胁,又拓展了疆域。以广阔的胸怀接纳了众多少数民族,他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外交往四通八达,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丝绸之路再次承载了文明交流的重任,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大概在此时传入中国,受唐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大化改新”正是在“遣唐使”的影响下发生的。

隋朝崇尚佛、道,而比较轻视儒学。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下诏废除京师及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留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仅70人。隋朝一度推行的以考试儒学经义来选拔士人的制度也被停止,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唐太宗即位之后,吸取隋朝的教训,大力提倡和推崇儒学,设立弘文馆、增修学舍、扩大国子学、大学、四门学的生员名额,增设书法、算术等课程。从公卿、贵族到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都可选送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又召集天下名儒到京师当学官。当时四邻各国也都派贵族子弟来入学,一时生徒多达万人,把儒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

太宗与群臣讨论消灭强盗,有人主张制定严刑峻法,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百姓之所以做强盗,是因为徭役太重,官吏贪暴,以至于饥寒交迫,才铤而走险,所以应该减轻赋税和徭役,整顿吏治。几年后,天下果然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侍奉君主,就像割下身上的肉来充饥,吃饱了人也死了,君主富足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界,而往往是在自身。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殆,国家危殆则君主不保。朕经常考虑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由隋炀帝的挥霍无度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为使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用度非常节俭。他反对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是吸取了隋炀帝等前朝帝王耗费民力、损害百姓以致灭亡的教训。尽管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从即位开始,便注意戒奢从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所建的旧宫殿,历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复装饰一新。但是唐太宗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潮湿,夏暑秋凉,容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有大臣从爱护他的健康出发,奏请朝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却说:“我有气疾,确实不宜居住潮湿的宫殿,可是要大兴土木,必然浪费人工与钱粮,这不是为天下之君所应做的事。”大臣们虽一再奏请,太宗仍坚持不准。贞观初年基本上没有兴建甚么大的工程。不仅如此,在洛阳遭受水灾时,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只是稍加修缮而已。由于唐太宗带头节俭,反对奢侈,影响了许多大臣。在贞观君臣中,崇尚节俭蔚然成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贞观时期的经济、文化达到鼎盛,为世界瞩目。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遣使赴西域册封叶护可汗,同时另派人携重金去买马。大臣魏征进谏说,这好像是为了西域宝马而册封,不是为了西域安宁:“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若陛下惠及四海,则(至宝)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大宗听了,连忙下令停止买马(《贞观政要.纳谏》)。那时候虽然唐朝国力天下第一,国君则连马都不敢向西域轻买一匹。因此,贞观盛世的形成与唐太宗的节俭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觐见的时候,都诚惶诚恐,敬畏非常。太宗知道后,每次召见大臣奏事,都神色温和,希望听到规劝诤谏。

贞观四年(630年)四方民族首领要给唐太宗上尊号,称“天可汗”。太宗说:“我是大唐的天子,又要负责可汗的事务吗?”朝廷群臣及各族首领一起高呼万岁。由于得到了各方首领的认可和拥戴,从此以后,太宗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都自称“天可汗”。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臣服戎、狄,而使夷人滞留中原,甘愿事君者就更为少见。太宗因此询问手下﹕“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功绩却超过了前代帝王,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请诸公能直言相告。”大臣们纷纷称赞太宗的英明如同天地日月。但是,唐太宗却说:“不对。我能够超过前代的帝王,是因为我具备五种品德。自古帝王大多妒嫉胜过自己的人,然而,我看见他人善良的品德,就如同自己的优点一样珍惜。我看到他人的能力,自己不能兼备,我常常放弃他的缺点,而采用他的长处。君主往往引进贤能的人,就想把他置于自己的怀抱中;罢黜不肖之人,就想把他推下悬崖。而我尊敬贤能的人,怜悯不肖之人,这样贤能的人与不肖之人各得其位。很多君主讨厌正直的人,暗地里进行杀戮,没有哪个朝代能避免。自从我做皇帝以来,正直善良的人,比肩于朝,没有一位被罢黜的。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皆重视华夏民族,蔑视夷、狄少数民族,然而,唯独我爱之如一,所以他们依恋我,就如同依恋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五种品德,使得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贞观王朝的倡导下,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时期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从谏如流注重法治

唐太宗执政之后,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即使臣子言辞过激,也不加罪,因此群臣敢于冒犯龙颜,直言唐太宗治国得失。太宗在纳谏时展现了千古明君的坦荡心胸和从谏如流的品德,他曾经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样子,一定要借助明镜。君主想自己知道过失,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贤,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迎合,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怎能独自保全?希望你们勇于进谏,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大宗称赞王珪说得好,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其事,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房谋杜断,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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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

在内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业发展。在职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限制皇权发展与贵族世袭等恶习。

治国安邦,贵在得人。唐太宗深明此理,故而求贤若渴,特别注意举贤授能。即使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有治国才能,他都大胆任用,而且用人不疑。唐太宗不计出身,放手任用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马周、高士廉和萧瑀等,武将有李靖、尉迟敬德、侯君集、程知节、李绩和秦叔宝等人。此外,唐太宗还派官员四处询问百姓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各官员的功过写在屏风上,以便褒贬。

房玄龄原为隋朝旧臣,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

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也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他深受唐太宗的重用,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初名相。李世民作为天策上将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之时,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武德四年(621)10月,唐太宗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十八学士之首。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

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品选官吏,好评如潮。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房谋杜断”,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及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贞观诤臣魏征和王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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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

唐太宗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昭示闻谏之诚,倡导直谏;二是纳谏方法得当,兼听则明;三是注重纳谏效果,择善而从;四是完善纳谏制度,畅达言路。

太宗曾经对侍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魏征,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马,曾是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之臣。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征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征担惊受怕,魏征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征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征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君主,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

贞观三年,魏征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宫,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色!魏征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征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

贞观七年,魏征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征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

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征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干在东宫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干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内外百官对承干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征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征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征只得就职。

不久魏征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征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征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征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征,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武德年间曾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这番话深受太宗称道,感慨地说:“卿如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王珪一生崇尚儒学,以儒家忠孝仁义礼等自励,是唐初有名的诤臣之一,王珪任谏议大夫时,推诚尽节,多所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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