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血腥土改全过程

2014-02-17 01:00 作者: 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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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16日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赶上歉收的年月,村里总有些人发生浮肿,眼睛肿成一道缝。普通人家有人生了病,从来不知请医生,人们只见过巫婆、神汉,不知医生是什么样。谁若受了伤,通常是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些细土或豆面,包扎起来;谁若是中了毒,通常是给患者灌些粪汤以引起呕吐,若是仍然吐不出,也只好眼看他死亡。全村约二百户人家,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接生婆,她的全部接生工具是一把剪刀,一个秤钩,遇上“难产”,她便高叫道“你们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吧?”自然是要大人,她便摸索着将孩子剪烂,用秤钩勾出。在这种情况下,产妇也每每一命归阴。村里有一所初级小学,只在冬季开学,老师像走马灯似的轮换,他们中最有学问的人,也不过是勉强能写成一封家信。有一年竟请来一名精神病患者,年约十七八岁,他的面色苍白,眼里经常射出惊惧的利光,指着壁上的灰尘逼问学生:“是你们撒的毒药吧?想毒死我?”见哪个学生迟到了,他便逼问:“上哪买毒药去了?”动辄就用一条长约二尺、宽四寸、厚一寸的槐木板子把学生毒打一顿。

我家在村里算是中等人家。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她常对姐姐和我说,她小时家中穷得地无一垄,连糠菜都填不饱肚子。父亲小时家里也很穷,因此他们婚后立志发家致富。由于我伯父在京经商,家中境况渐渐好转。到父亲跟伯父分家时,我家分得八间新瓦房、二亩地。到我出生时,父亲在北京的烧锅上混的也不错了,陆续买了几亩地,我家在村中可算是小康人家了。

说是小康人家,实际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从记事起,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母亲和姐姐更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但全家的衣食极度节俭。我家只在麦收后吃几顿面食,中秋节吃一顿有肉块的包子,过年时吃一两顿饺子,平常就是吃玉米面饼子、腌咸菜,偶尔吃点油,是用筷子在油瓶里蘸蘸,然后放到菜汤里涮涮,汤里是名副其实的油星。当时在村里,有玉米面吃就算不错了,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连玉米面饼也吃不上,我常回家拿块饼子,自己先咬一口,假装是自己吃,然后拿去给伙伴吃。

我家在村里上升到中等人家后,日子似比穷苦人家还要难过。一年到头有数不清的摊派,遇上荒年暴月,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家中查粮、借粮,直至确信家中存粮无几时,他们才肯离去。土匪绑票更为可怕,有一天一伙强人呼喊着爬上我家墙头,叫赶快开门,说如若不开,他们就开枪、扔手榴弹,母亲只得把门开了,这伙人把母亲押走,后来花了七百块银元才把母亲赎回。自从日本鬼子在附近修了据点,这一带土匪少了,日本兵、二鬼子却常开到村里来。我家在村北头,房子大,日本兵逢来必到我家祸害一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扫荡,村民预先得到了消息,都跑了,只有一个瘸子没跑出去。此人姓孙名占鳌,外号瘸占鳌,他生的又傻又丑,心地却非常善良。鬼子抓住他问:“村长呢?”他说:“我就是,有事跟我说就行了。”挨了两记耳光,依然送茶送水,使全村免遭大祸。有几个二鬼子,见我家锁了门,要往院里扔手榴弹,瘸占鳌双膝跪下说:“这一家就是一个妇女拉扯着两个孩子,因为害怕才跑出去的,求您千万手下留情。”使我家免遭祸害。

日本投降后,家乡过了一段安定快乐的日子。姐姐经常参加妇女会活动,我在学校担任儿童团长,除了读书外,还常参加演剧、踩高跷一类活动,很是快活。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淑娟,她家是村里较有名的富户。她生的美丽清纯,性格温柔如水,偶尔生气起来,那样子越发让人喜欢。我们一伙男同学对他都有股爱慕之情,想接近她,又怕接近她,谁若有勇气坐在她身边跟她闲聊几句,会被同伴视为英雄的。一次我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女孩子,化好妆后,柳淑娟坐到我对面,仔细看了一阵说:“哎呀!真像!扮起来真好看!”我姐在旁说:“你俩拜干姐妹吧。”她刚要拍手,立时淡淡地说:“他是男的,可怎么拜呀。”因为我博得柳淑娟的欣赏,男同学们对我很羡慕。

但快乐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风声又紧起来。每天天不亮,民兵的操练声就在村头响起,姐姐每天都去操练,从种种迹象看,我猜她是加入了共产党。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组织同学在路口盘查行人。
村里一些人家廉价抛售土地。母亲说:“年月不太平,趁这会儿多买些地吧,买地最保险,抢不走,夺不去。”短时间买了十多亩。这时我家共有土地二十亩零三分,毛驴一头,还有几件小农具,另外母亲还给我买了两只小山羊,在村中称得上是暴发户了。

谁知随着田产的增多,各种摊派也急剧增多,一家三口拼死拼活的干,到头来所剩无几。有一次姐姐交完公粮,回到家就大哭起来,因为一年的劳动成果,几乎全被征走了。

有一天我去村西割驴草,见本村的流氓李景湖在一个坡下正逼着郭田干什么,他见我来了,就装作没事人似的,躺在坡上了。郭田有点缺心眼,人称痴郭田。我跟郭田说了几句话,就割草去了,不料就在第二天夜里我被母亲从沉睡中唤醒,姐姐和一个女青年把我一直带到学校,一路上什么话也不说。我来到学校的北屋,见满屋都是人,气氛异常严肃。我被带到主席台前,见郭田蹲在一旁,双手捂住裆,哎吆哎吆地直叫唤。村长问:“郭田,你的小便是谁给你弄坏的?”郭田说:“是李景湖。”村长又问:“怎么李景湖说是双四弄坏的?”郭田说:“他诬赖人!”村长对我说:“那你回家去吧。”我就回家了。后来知道,我去割草见到李景湖、郭田那天,李景湖把郭田的小便玩坏了,他给郭田出主意说:“你就说是双四给你弄坏的,他家有钱,能给你治病。”由于郭田不说一句假话,我才未被诬赖。

这年我们村新来了一位王老师,大约十六七岁,总是面带笑容,笑起来两个眼睛像两道月牙,同学们都很爱她、尊重她。村里一些流里流气的青年却不断说她的坏话,并对他存心不良。李景湖有一天流着口水对人说:“这个小娘们,我能抱一抱,死了都不冤了。”王老师对一切流言蜚语都泰然置之,终日认真工作,喜笑颜开。她住在学校附近一家农民的小厢房里,由有学生的人家轮流送饭,生活清苦。

王老师来村不久,我从他嘴里听到“土地发大缸”(《土地法大纲》)五个字音,是哪几个字,什么意思,我和同学都不知道。我常见姐姐劝说母亲卖地,母亲说:“这地我刚到手,一点没得济,说什么也不卖。”

村里的青少年唱的歌曲全变了,前阶段常唱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到一条线上”、“春深如海,春山如黛”听不到了,到处能听到《白毛女》里的歌曲。有天晚上,我和同学们跑到很远的某村去看《白毛女》演出,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屁股底下尽是尿液。

某日,王老师派我和柳淑娟、孙秀锦同学当代表,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大村参加群众大会,我带上块玉米饼子就出发了。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不觉就来到会场。会场是个大空场,到会的人很多,大会已经开始。台上的人挥动着胳膊慷慨激昂的讲一阵,台下就呼喊一阵,讲了些什么喊了些什么,都听不清楚。突然,台下坐着的人呼啦啦都站起来,高声吆喝着朝台前涌去,不知他们在争夺什么,等人们渐渐散开了,我们才听说,刚才大家是在争饮鸡血。

我们仨吃了各自带来的干粮,又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地回了村。我们谁也不会知道,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就要荡涤这里的村庄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在关老爷庙前第一次看到斗争大会的场面。那夜是斗争几家较有名的富户,最先被拖上来的是刘淑娟的母亲。她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瘦弱女子,被五花大绑着,披头散发,已完全失去原形。手持棍棒、绳索、香火的积极分子们朝她吼道:“东西都藏在哪儿?说!!”她用微弱的声音不知回答了句什么,紧接着是一阵吆喝声,毒打声和因受刑不过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声。我用双手使劲把耳朵堵上,把眼捂上,可是那使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仍阵阵钻入耳中,我觉得像有许多血点肉丝飞溅到我的脸上身上。过了一会儿会场静下来,村长李殿英正同众人商量对她的处置办法。李殿英是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黑大汉,他家的大瓦房跟柳淑娟家的瓦房差不多,不知他怎样当上了“土改”运动的负责人。李殿英问:“大伙说,对这家人怎么处理?”有几个人喊:“扫地出门!”一个外号叫“穷根”的嚷:“让她养汉做贼!”李景湖嚷:“让她领着他的小闺女去卖屄!”妇女会长当即斥责他:“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就在这当儿从稍远处传来用棍棒毒打人的声音,听说那是柳淑娟的老奶奶正被吊在树上受刑。

在学校再也见不到柳淑娟了,听说她跟随父亲逃到了青岛。

过了几天,王老师派我去数里外的前孙家参加公审大会,我跟村里的几个人去了。一进会场,就感到有股阴森森的杀气。会场前边,搭起一座大席棚,棚内停一口棺材,棺旁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人们说,棺材里装的是被害的区干部,今天要对犯人挖心祭灵。参加大会的各村群众到齐后,大会主席就宣布开会了。在阵阵口号和呼喝声中,一大群受审的人被五花大绑着押入会场,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步一跳,听说他们的脚后跟大筋被挑断了。受审的人一排跪在灵前,一个戴重孝的人开始在台上哭诉。哭诉完毕,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台上宣布了些什么,在阵阵口号声中,三名受审的人被吆喝着押出会场,我赶忙跟去看热闹,其中二人一出会场就在一阵枪声中倒地,另一人被绑在一株小树上,垂着头一声不吭。一个像是当过兵的人提了刺刀走上前,他用脚在受刑者的腹部猛踹一阵,然后用刺刀朝那人的左肋刺去,搅动几下,将刺刀拔出,一只手伸入那人的胸腔,又突然缩回,像是胸腔内太热,当他第三次将手伸入时,便把心脏扯出来了,心脏被放在一个盘里,摆在灵前。

散会回来的路上,人们只是大步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刑场的情景不断在我脑中出现。进了村就各自回家了,此时天色将晚,我独自走在路上,只觉双腿发软。这一夜我被吓得彻夜未眠,此后三四夜都难以安睡。

不断听到外村铡人、打死人的消息。

风声越来越紧,我家也感到不安全了。姐姐几次三番劝母亲献地,母亲无奈献出几亩,但仍感到朝不保夕,开始掩藏家中贵重的东西。所谓贵重东西,就是为姐姐出嫁准备的几件裤袄,母亲把它们看作命根似的,藏在家中感到不可靠,便藏到外祖母家中,又觉还是不行,一旦有事,人们到外祖母家搜查怎么办?最后总算想出一条万全之计,把一包衣服藏到邻居一个名叫群的家里了。群是个白净寡言的青年,他家是贫农,他过去常到我家帮忙,跟我家关系很好。

村里的运动迅速进入流血斗争阶段,我家随时可能遭到这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一生受苦、心地善良、见了蚂蚁也要躲开走的外祖母,几次要我跪在灶王爷前,“求老天爷保佑我家平安无事”。

我村打死的第一个人叫李宝恒。那天晚上村民被召集到村南头一个大院里开会,人们按秩序坐好后,只听一阵吆喝,手持刀枪、棍棒、绳索的民兵们像拖猪似的拖进个矮胖子,我从未见过这个人。民兵们用棍棒打他一阵,逼问一阵,他一声不吭,不多时便被打死了。民兵们捆了他的双脚,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了出去。会后听人说,李宝恒是河西陈家村的,常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跑行商,他曾带我村一名妇女外出寻夫,那妇女不知怎么沦为妓女了,现在那妇女的女儿一口咬定是他把她妈卖入娼门的,所以我村把他要来乱棍打死了。打死李宝恒的第二天下午,在原地方继续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坐好后,民兵们呼喝着忽忽隆隆拖进四个人,第一个叫孙景明,第二个叫孙松林,第三个叫柳......名字记不得了,他是村里唯一戴眼镜的人,外号叫“四个眼”,第四个叫张振国。孙景明家就在我家西南不远的地方,我跟他的三个儿子常在一起割草、玩耍,对他家十分熟悉。他是个精明强干的木匠,但因家中人口多、负担重,日子过得很艰难。前阶段动员参军,他原打算自己去,但又一想,他若去了,家中无人当家,而且再要兵时,他的儿子还得去,怎么办呢?他找瞎子算了一卦,瞎子说:“你东西南北都别去,只在家里拉大锯。”他于是打发长子参军了。长子入伍第一仗便中弹牺牲,他家成了烈属,为何把他绑来了呢?

孙松林家离我家也不远,他的儿子也是经常跟我一起割草、玩耍的伙伴。孙松林平时不爱劳动,喝了酒爱骂几句,我们那一带管这种人叫穷横横儿。为什么把他也捆来了?四个眼住在村西南的坝下,家境一般。他的大女儿跟我一起读过书,有一次我把她的铅笔刀刃弄断了,她哭着要我赔,幸亏有个叫海艇的孩子把那小刀重新磨出刃来。为什么把四个眼也绑来了?张振国是村东头一个小买卖人,趁一辆旧自行车,常年骑车东奔西跑,为什么把他也拖来了?

斗争大会开始了!孙景明、孙松林、四个眼被五花大绑着低头站在前面,张振国是唯一未被捆绑的人,他站的位置离开上述三人有五六步,吓得筛糠似的抖作一团。

第一个挨斗的是孙景明。民兵们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他摇头说不是。噼里啪啦一顿棍棒,孙景明哎吆几声什么也没说。民兵们又问:“还有谁是国民党员?”孙景明说不知道。这时那个跟我家关系密切名叫群的青年,提了根大棒来到孙景明侧后面,他一声不吭,抡起棒子朝孙景明后脑勺打去,孙景明当即像根木头似的倒下了。我万万想不到这个平时寡言少语的白净青年,会干出这一下子!民兵们当即捆了孙景明的双脚,把他拖了出去。

下一个是孙松林。民兵们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他说是。又问他“还有谁是?”他说不知道。于是将他乱打一阵,他供出一批人名,又打一阵,他又供出一批,直至被打得失去知觉,民兵们捆了他的双脚,拖了出去。由于未打在致命处,把他埋进沙坑后,他苏醒了,爬起来像捣蒜似的磕头求饶,李景湖抽出大刀片,砍下他的头。

四个眼挨打时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绝不乱咬他人,不多时也被打死。张振国一直像筛糠似的抖着,面如土色。那三个人被打死拖出后,他便被押走。他是来“陪绑”的。

恐怖笼罩着全村。民兵昼夜巡逻。儿童中也组织起了纠察队。因为我是儿童团长,王老师发我一副纠察队员袖标,但她当即遇上了麻烦,同学们质问:“他家是什么成分,你发他袖标?”我委屈得回家大哭。没过几天,王老师(王维铭)被五花大绑着押回她的村子,后来听说她家是富农,她被押回村后,受到了毒打和侮辱。

在一天深夜里,我被母亲从沉睡中唤醒,睁眼一看,满屋都是民兵,姐姐站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母亲和我被安置在一位家境中下的堂伯父家中,我家被封了门。两天后的黄昏时分,母亲牵着我的手,满面愁苦的望着我家的房屋说:“我昨夜做了个不详的梦,梦见一座坟,朝东南口,一群人从坟里拖出一口棺材,梦中的坟就是咱们的家呀!”原来姐姐刚才告诉母亲,村里已经作出决定,将我家房屋全部没收了。我听到这消息,哭喊着要去找村长李殿英讲理,被母亲、姐姐强行拖住。邻居一些贫苦的老人听到我的哭声,无不悄悄落泪。

几天之后,母亲和姐姐都不见了,我被转移到那个名叫群的家中居住。群有个弟弟叫小有,比我大几岁,我俩住在东间的炕上。因为担心着母亲、姐姐的命运,夜间我怎么也睡不着,小有问:“怎么啦?”我说我有个毛病,换地方睡不着。小有说:“我给你卷一支驴屌烟吧,抽了保险能睡着。”他用整片烟叶卷了一支擀面杖大小的烟卷,点着先吸几口,递给了我,我吸了小半截,只觉天旋地转,说不出的难受。我赶快把烟掐灭,一声不响的躺下来。不知怎么我像是睡在悬崖的边缘上,黑云从身边忽忽悠悠的飘过,身下似有许多虫子钻动,眼前有各种怪模样显现,一张大白脸突然出现了,那脸像是石灰做的,大白脸上的小眼急剧变大,十分吓人,我惊叫一声从悬崖上跌下来!我安慰自己,沉住气,别害怕,这很可能是在做梦。待我用力睁开眼睛,窗外还是黑洞洞的。这时群的娘和他的姐姐还在西间窃窃私语,我侧耳细听,得知我母亲和姐姐都被捆绑起来了,正逼她们说出藏东西的地方。

天亮后,群捎信给我,叫我到外祖母家取件皮袄。外祖母听到我家的事,一句话也说不出,默默地将她那件老羊皮袄(这是我外祖父外出工作十八年给她买的)交我带回,交村里了。

我患了严重的痢疾,拉的全是脓血,头上生了许多虱子,头上痒,肚子痛,心事重,夜间怎么也睡不着。西间的母女又私语起来,但听不清她们说什么。我故意打起小呼噜,西间的声音渐渐大起来。我听她们商量说,我家藏在他们家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交出,要是交出去,群就是跟富农划不清界线,就是抱富农的粗腿,了不得了......她们又说因为我母亲和姐姐不说那些衣服的去处,在斗争大会上被火烧了,又拉去活埋......我把耳朵堵上了,喊不敢喊,哭不敢哭。

我每天拉脓拉血,浑身无力,但仍然和小有一起下地干活。

十几天后的一天,群娘对我说:“你娘回家了。”我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我愣住了,母亲满脸是烧伤,瘦成皮包骨,已失去原形,但她坚强的站在那里,我说:“娘!回来啦!”母亲平静的说:“回来了。”没露出一点伤感的情绪。母亲这年是四十七岁,姐姐是十九岁,我是十二岁。后来知道这一年是公元1947年!也就是一些大文豪写书歌颂的伟大“土地改革”那一年。这些书至今是“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白毛女》依然活跃在舞台和视频上。

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但因家中被洗劫一空,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当天吃什么就成了大问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见大门响了一下,出去一看,门里放了一捆地瓜!不知是哪位好心的邻居悄悄送来又赶紧悄悄离去了。

母亲回家后未过几天,我的伯母死了。他是跟母亲同一天被放出的,有人说她是受折磨而死,有人说她是吞金自杀,几个本家人悄悄把她抬出去埋了。

某日,流氓李景湖带领一伙青年,吹打着送殡的鼓乐挨家给被斗户挂了白牌,我看到家门上的白牌便丧气不堪,全村也像是弥漫着浓重的丧气。

我每天和一群“地富子女”一起劳动。我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虽然顶着耻辱的帽子,活茬儿重,但都很快活。用独轮车从地里运庄稼,空车时可以轮流坐在车上享受一番,这就是最大的欢乐了。一次我在车前扶着满载的小车下陡坡时,脚下一滑,摔倒了,小车从我腰上轧过去,腰痛了好长时间,但当时一点不觉苦。

有两件事却真的让我动心了。一次是我从群家门前经过,栓在他家门前的我家那头毛驴,见到我就大叫起来,而且挣扎着要扑到我跟前来。这头毛驴,过去我老是给它割青草吃,它见到我总是这么亲亲热热的,现在我却不能喂它了,我满眼是泪,快步走开。一次是在村南头,我偶然见到了我一手喂大的那头母山羊和三头小羊,它们见到我,哭声悲气地叫起来,李景湖用力拖它们朝前走,那只没栓脖套的小母羊,不顾一切的朝我跑来。这只小羊,是三只羊羔中最弱的一只,我经常单独喂它些稀饭吃。时隔多日了,它竟还认识我。我刚要去摸摸它,李景湖跑来朝它狠踢一脚,它翻了两个跟头,尖利的颤叫一声,踉跄地走开了。我的心像刀绞一般,回家后大哭一场。

在那些日子里,我最怕过晚上,每天晚上母亲和姐姐都要去听训,我却被锁在家里。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太孤单,我要求跟母亲、姐姐一起去,母亲怕我年幼记仇,说什么也不允。但有一次她们被我缠磨不过,只好带我去了。那夜的训话员是个姓黄的,他不是庄稼人,但也没有固定职业,他家在村中辈分小,过去见了人总是爷爷、奶奶叫个不停,他的妹妹是土改积极分子,常在斗争大会上用香火烧人。大概因为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所以让他给地富训话。“别看我在村里辈儿小,是你们的孙子,重孙子”姓黄的叫道,“可这会儿我是你们的祖宗,活祖宗,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全成了我的孙子、重孙子,拉拉孙子!”受训的人坐了满满一屋子,有近百人,一声不吭。我四下一看,被打死的孙景明、孙松林、四个眼的老婆、孩子都在。张振国在陪绑时吓出重病,没过几天就死了,他的老婆也在这里。在座的有几户人家较富裕,但大多是勉为温饱的人家。有位孤寡老婆子,因存有出嫁时陪送的几块银元,便被当做富农斗了,这时她也坐在这儿。我挨个看一遍,独不见柳淑娟家的人。听人说,她全家逃往青岛了。

不管白天黑夜,我家的门一有响动,民兵就会闻声闯到家中来,所以街坊四邻无人敢挨近我家门。常来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我那善良的外祖母。外祖母对母亲说:“好好活着,把孩子拉扯大!”外祖母一到,我心中就像升起一轮红日!他有时给我带几个火烧来,有时带来些高粱面素馅饺子,我吃的很香。但外祖母家里很穷,他在经济上帮不了我们。

到了家中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也曾打发我出去借粮,但无人敢借给我们,有的则为难的说:“孩子,我家也揭不开锅了。”

就在我家生活上没有一点出路时,万万想不到,我们竟绝处逢生了!

那年秋后,我家南屋成了村里的仓库,里边盛的粮食全是从被斗户地里收获来的,保管员就是那个曾给二鬼子下跪使我家免遭祸害的瘸占鳌。这天瘸占鳌待扛粮食的人全走后,一拐一拐的把一口袋粮食扛到北屋来。起初母亲以为是他偷了粮食崭存我家的,说什么也不敢给他存,闹了半天才明白他是给我家送来的,但母亲怎敢要?他说:“活命要紧!“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粮食拖到屋里来,母亲还是不敢要,他说:“不出事便罢,出了事,就说是我让存的,我是贫雇农,谁敢把我怎样?”

这一口袋粮,成了我家的救命粮。

有一阵子,风闻国民党军队要开过来。一些成分不好的壮年男子,被绑到矿坑边上,只要风声一紧,就将他们推入矿坑。有人悄悄告诉母亲:“若是夜间有国民党军队模样的人绑了村干部到你家,你们千万什么也别说,那是考验被斗户的。”这一计谋一直未见施行,国民党军队也一直未到这一带来,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家被改划为中农成分,我们才透过一口气,并且有了行动自由。姐姐到金矿当了磨工,我有时给人帮工,有时做小贩,有时也到矿上推磨,一家挣扎着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真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

1949年,我毅然离开了那生我养我的地方。三年后,当我回故乡探望母亲、外祖母时,得知这样一些事:村长李殿英因贪污腐化被捕入狱,判刑八年,已死狱中。流氓李景湖,因贪淫过度,前不久死于痨疾。群家“翻身得解放后”,群假装吐血,逃脱了参军、支前的义务,兄弟俩都娶了媳妇,但生活不见宽松,拴在他家门前我家那头毛驴,已显得老气横秋,穿在他姐身上我姐的嫁衣也已经破旧了。那个叫穷根儿的人,过了几天温饱日子,“一天吃三顿熟菜”,还娶了老伴,老伴和跟来的女儿喜欢吃鸡蛋,吃了一个多月不辞而别,穷根儿还是穷根儿。

鉴于父母发家致富的种种遭遇,加上理论上被告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在长大成人后,立志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奋斗。不料在苦行僧般地奋斗二十多年之后,又被告知“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卖儿卖女”,各项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穷光荣变成了富光荣,我则一夕间变成了一个大罪人,罪名比父母当年发家致富的罪名还大。尽管我只是个月薪56元、行政22级的小干部,却被叫做“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在“除恶务尽”运动中被除掉。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呀!

1983年1月下旬写成、深藏
2011年9月6日输入电脑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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