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血腥土改全過程

作者:岳川 發表:2014-02-17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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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2月16日訊】在我小的時候,我的家鄉是個貧窮落後的地方。趕上歉收的年月,村裡總有些人發生浮腫,眼睛腫成一道縫。普通人家有人生了病,從來不知請醫生,人們只見過巫婆、神漢,不知醫生是什麼樣。誰若受了傷,通常是在流血的傷口上撒些細土或豆面,包紮起來;誰若是中了毒,通常是給患者灌些糞湯以引起嘔吐,若是仍然吐不出,也只好眼看他死亡。全村約二百戶人家,只有一個雙目失明的接生婆,她的全部接生工具是一把剪刀,一個秤鉤,遇上「難產」,她便高叫道「你們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吧?」自然是要大人,她便摸索著將孩子剪爛,用秤鉤勾出。在這種情況下,產婦也每每一命歸陰。村裡有一所初級小學,只在冬季開學,老師像走馬燈似的輪換,他們中最有學問的人,也不過是勉強能寫成一封家信。有一年竟請來一名精神病患者,年約十七八歲,他的面色蒼白,眼裡經常射出驚懼的利光,指著壁上的灰塵逼問學生:「是你們撒的毒藥吧?想毒死我?」見哪個學生遲到了,他便逼問:「上哪買毒藥去了?」動輒就用一條長約二尺、寬四寸、厚一寸的槐木板子把學生毒打一頓。

我家在村裡算是中等人家。母親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她常對姐姐和我說,她小時家中窮得地無一壟,連糠菜都填不飽肚子。父親小時家裡也很窮,因此他們婚後立志發家致富。由於我伯父在京經商,家中境況漸漸好轉。到父親跟伯父分家時,我家分得八間新瓦房、二畝地。到我出生時,父親在北京的燒鍋上混的也不錯了,陸續買了幾畝地,我家在村中可算是小康人家了。

說是小康人家,實際上日子過得很艱難。我從記事起,就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母親和姐姐更是沒白天沒黑夜的幹活,但全家的衣食極度節儉。我家只在麥收後吃幾頓麵食,中秋節吃一頓有肉塊的包子,過年時吃一兩頓餃子,平常就是吃玉米麵餅子、醃咸菜,偶爾吃點油,是用筷子在油瓶裡蘸蘸,然後放到菜湯裡涮涮,湯裡是名副其實的油星。當時在村裡,有玉米麵吃就算不錯了,一些跟我年齡相彷的孩子,連玉米麵餅也吃不上,我常回家拿塊餅子,自己先咬一口,假裝是自己吃,然後拿去給夥伴吃。

我家在村裡上升到中等人家後,日子似比窮苦人家還要難過。一年到頭有數不清的攤派,遇上荒年暴月,常有成群結隊的人來家中查糧、借糧,直至確信家中存糧無幾時,他們才肯離去。土匪綁票更為可怕,有一天一夥強人呼喊著爬上我家牆頭,叫趕快開門,說如若不開,他們就開槍、扔手榴彈,母親只得把門開了,這夥人把母親押走,後來花了七百塊銀元才把母親贖回。自從日本鬼子在附近修了據點,這一帶土匪少了,日本兵、二鬼子卻常開到村裡來。我家在村北頭,房子大,日本兵逢來必到我家禍害一番。有一天日本兵又來掃蕩,村民預先得到了消息,都跑了,只有一個瘸子沒跑出去。此人姓孫名佔鰲,外號瘸佔鰲,他生的又傻又醜,心地卻非常善良。鬼子抓住他問:「村長呢?」他說:「我就是,有事跟我說就行了。」挨了兩記耳光,依然送茶送水,使全村免遭大禍。有幾個二鬼子,見我家鎖了門,要往院裡扔手榴彈,瘸佔鰲雙膝跪下說:「這一家就是一個婦女拉扯著兩個孩子,因為害怕才跑出去的,求您千萬手下留情。」使我家免遭禍害。

日本投降後,家鄉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姐姐經常參加婦女會活動,我在學校擔任兒童團長,除了讀書外,還常參加演劇、踩高蹺一類活動,很是快活。我們班有個女同學,名叫柳淑娟,她家是村裡較有名的富戶。她生的美麗清純,性格溫柔如水,偶爾生氣起來,那樣子越發讓人喜歡。我們一夥男同學對他都有股愛慕之情,想接近她,又怕接近她,誰若有勇氣坐在她身邊跟她閒聊幾句,會被同伴視為英雄的。一次我在劇中扮演了一個女孩子,化好妝後,柳淑娟坐到我對面,仔細看了一陣說:「哎呀!真像!扮起來真好看!」我姐在旁說:「你倆拜乾姐妹吧。」她剛要拍手,立時淡淡地說:「他是男的,可怎麼拜呀。」因為我博得柳淑娟的欣賞,男同學們對我很羨慕。

但快樂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風聲又緊起來。每天天不亮,民兵的操練聲就在村頭響起,姐姐每天都去操練,從種種跡象看,我猜她是加入了共產黨。學校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組織同學在路口盤查行人。
村裡一些人家廉價拋售土地。母親說:「年月不太平,趁這會兒多買些地吧,買地最保險,搶不走,奪不去。」短時間買了十多畝。這時我家共有土地二十畝零三分,毛驢一頭,還有幾件小農具,另外母親還給我買了兩隻小山羊,在村中稱得上是暴發戶了。

誰知隨著田產的增多,各種攤派也急劇增多,一家三口拚死拚活的幹,到頭來所剩無幾。有一次姐姐交完公糧,回到家就大哭起來,因為一年的勞動成果,幾乎全被征走了。

有一天我去村西割驢草,見本村的流氓李景湖在一個坡下正逼著郭田幹什麼,他見我來了,就裝作沒事人似的,躺在坡上了。郭田有點缺心眼,人稱痴郭田。我跟郭田說了幾句話,就割草去了,不料就在第二天夜裡我被母親從沉睡中喚醒,姐姐和一個女青年把我一直帶到學校,一路上什麼話也不說。我來到學校的北屋,見滿屋都是人,氣氛異常嚴肅。我被帶到主席臺前,見郭田蹲在一旁,雙手摀住襠,哎吆哎吆地直叫喚。村長問:「郭田,你的小便是誰給你弄壞的?」郭田說:「是李景湖。」村長又問:「怎麼李景湖說是雙四弄壞的?」郭田說:「他誣賴人!」村長對我說:「那你回家去吧。」我就回家了。後來知道,我去割草見到李景湖、郭田那天,李景湖把郭田的小便玩壞了,他給郭田出主意說:「你就說是雙四給你弄壞的,他家有錢,能給你治病。」由於郭田不說一句假話,我才未被誣賴。

這年我們村新來了一位王老師,大約十六七歲,總是面帶笑容,笑起來兩個眼睛像兩道月牙,同學們都很愛她、尊重她。村裡一些流里流氣的青年卻不斷說她的壞話,並對他存心不良。李景湖有一天流著口水對人說:「這個小娘們,我能抱一抱,死了都不冤了。」王老師對一切流言蜚語都泰然置之,終日認真工作,喜笑顏開。她住在學校附近一家農民的小廂房裡,由有學生的人家輪流送飯,生活清苦。

王老師來村不久,我從他嘴裡聽到「土地發大缸」(《土地法大綱》)五個字音,是哪幾個字,什麼意思,我和同學都不知道。我常見姐姐勸說母親賣地,母親說:「這地我剛到手,一點沒得濟,說什麼也不賣。」

村裡的青少年唱的歌曲全變了,前階段常唱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現在站到一條線上」、「春深如海,春山如黛」聽不到了,到處能聽到《白毛女》裡的歌曲。有天晚上,我和同學們跑到很遠的某村去看《白毛女》演出,觀眾擠得水泄不通,屁股底下儘是尿液。

某日,王老師派我和柳淑娟、孫秀錦同學當代表,到十幾里外的一個大村參加群眾大會,我帶上塊玉米餅子就出發了。三人一路上說說笑笑、蹦蹦跳跳,不覺就來到會場。會場是個大空場,到會的人很多,大會已經開始。台上的人揮動著胳膊慷慨激昂的講一陣,台下就呼喊一陣,講了些什麼喊了些什麼,都聽不清楚。突然,台下坐著的人呼啦啦都站起來,高聲吆喝著朝臺前湧去,不知他們在爭奪什麼,等人們漸漸散開了,我們才聽說,剛才大家是在爭飲雞血。

我們仨吃了各自帶來的乾糧,又蹦蹦跳跳、說說笑笑地回了村。我們誰也不會知道,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風暴就要蕩滌這裡的村莊了。

幾天後的一個夜裡,我在關老爺廟前第一次看到鬥爭大會的場面。那夜是鬥爭幾家較有名的富戶,最先被拖上來的是劉淑娟的母親。她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弱女子,被五花大綁著,披頭散髮,已完全失去原形。手持棍棒、繩索、香火的積極份子們朝她吼道:「東西都藏在哪兒?說!!」她用微弱的聲音不知回答了句什麼,緊接著是一陣吆喝聲,毒打聲和因受刑不過發出的淒厲的慘叫聲。我用雙手使勁把耳朵堵上,把眼捂上,可是那使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仍陣陣鑽入耳中,我覺得像有許多血點肉絲飛濺到我的臉上身上。過了一會兒會場靜下來,村長李殿英正同眾人商量對她的處置辦法。李殿英是個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黑大漢,他家的大瓦房跟柳淑娟家的瓦房差不多,不知他怎樣當上了「土改」運動的負責人。李殿英問:「大夥說,對這家人怎麼處理?」有幾個人喊:「掃地出門!」一個外號叫「窮根」的嚷:「讓她養漢做賊!」李景湖嚷:「讓她領著他的小閨女去賣屄!」婦女會長當即斥責他:「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就在這當兒從稍遠處傳來用棍棒毒打人的聲音,聽說那是柳淑娟的老奶奶正被吊在樹上受刑。

在學校再也見不到柳淑娟了,聽說她跟隨父親逃到了青島。

過了幾天,王老師派我去數里外的前孫家參加公審大會,我跟村裡的幾個人去了。一進會場,就感到有股陰森森的殺氣。會場前邊,搭起一座大席棚,棚內停一口棺材,棺旁有幾個披麻戴孝的人。人們說,棺材裡裝的是被害的區幹部,今天要對犯人挖心祭靈。參加大會的各村群眾到齊後,大會主席就宣布開會了。在陣陣口號和呼喝聲中,一大群受審的人被五花大綁著押入會場,他們中的一些人一步一跳,聽說他們的腳後跟大筋被挑斷了。受審的人一排跪在靈前,一個戴重孝的人開始在台上哭訴。哭訴完畢,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在台上宣布了些什麼,在陣陣口號聲中,三名受審的人被吆喝著押出會場,我趕忙跟去看熱鬧,其中二人一出會場就在一陣槍聲中倒地,另一人被綁在一株小樹上,垂著頭一聲不吭。一個像是當過兵的人提了刺刀走上前,他用腳在受刑者的腹部猛踹一陣,然後用刺刀朝那人的左肋刺去,攪動幾下,將刺刀拔出,一隻手伸入那人的胸腔,又突然縮回,像是胸腔內太熱,當他第三次將手伸入時,便把心臟扯出來了,心臟被放在一個盤裡,擺在靈前。

散會回來的路上,人們只是大步走著,一句話也不說。刑場的情景不斷在我腦中出現。進了村就各自回家了,此時天色將晚,我獨自走在路上,只覺雙腿發軟。這一夜我被嚇得徹夜未眠,此後三四夜都難以安睡。

不斷聽到外村鍘人、打死人的消息。

風聲越來越緊,我家也感到不安全了。姐姐幾次三番勸母親獻地,母親無奈獻出幾畝,但仍感到朝不保夕,開始掩藏家中貴重的東西。所謂貴重東西,就是為姐姐出嫁準備的幾件褲襖,母親把它們看作命根似的,藏在家中感到不可靠,便藏到外祖母家中,又覺還是不行,一旦有事,人們到外祖母家搜查怎麼辦?最後總算想出一條萬全之計,把一包衣服藏到鄰居一個名叫群的家裡了。群是個白淨寡言的青年,他家是貧農,他過去常到我家幫忙,跟我家關係很好。

村裡的運動迅速進入流血鬥爭階段,我家隨時可能遭到這場「暴風驟雨」的襲擊。一生受苦、心地善良、見了螞蟻也要躲開走的外祖母,幾次要我跪在灶王爺前,「求老天爺保佑我家平安無事」。

我村打死的第一個人叫李寶恆。那天晚上村民被召集到村南頭一個大院裡開會,人們按秩序坐好後,只聽一陣吆喝,手持刀槍、棍棒、繩索的民兵們像拖豬似的拖進個矮胖子,我從未見過這個人。民兵們用棍棒打他一陣,逼問一陣,他一聲不吭,不多時便被打死了。民兵們捆了他的雙腳,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了出去。會後聽人說,李寶恆是河西陳家村的,常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跑行商,他曾帶我村一名婦女外出尋夫,那婦女不知怎麼淪為妓女了,現在那婦女的女兒一口咬定是他把她媽賣入娼門的,所以我村把他要來亂棍打死了。打死李寶恆的第二天下午,在原地方繼續召開群眾大會。人們坐好後,民兵們呼喝著忽忽隆隆拖進四個人,第一個叫孫景明,第二個叫孫松林,第三個叫柳......名字記不得了,他是村裡唯一戴眼鏡的人,外號叫「四個眼」,第四個叫張振國。孫景明家就在我家西南不遠的地方,我跟他的三個兒子常在一起割草、玩耍,對他家十分熟悉。他是個精明強幹的木匠,但因家中人口多、負擔重,日子過得很艱難。前階段動員參軍,他原打算自己去,但又一想,他若去了,家中無人當家,而且再要兵時,他的兒子還得去,怎麼辦呢?他找瞎子算了一卦,瞎子說:「你東西南北都別去,只在家里拉大鋸。」他於是打發長子參軍了。長子入伍第一仗便中彈犧牲,他家成了烈屬,為何把他綁來了呢?

孫松林家離我家也不遠,他的兒子也是經常跟我一起割草、玩耍的夥伴。孫松林平時不愛勞動,喝了酒愛罵幾句,我們那一帶管這種人叫窮橫橫兒。為什麼把他也捆來了?四個眼住在村西南的壩下,家境一般。他的大女兒跟我一起讀過書,有一次我把她的鉛筆刀刃弄斷了,她哭著要我賠,幸虧有個叫海艇的孩子把那小刀重新磨出刃來。為什麼把四個眼也綁來了?張振國是村東頭一個小買賣人,趁一輛舊自行車,常年騎車東奔西跑,為什麼把他也拖來了?

鬥爭大會開始了!孫景明、孫松林、四個眼被五花大綁著低頭站在前面,張振國是唯一未被捆綁的人,他站的位置離開上述三人有五六步,嚇得篩糠似的抖作一團。

第一個挨斗的是孫景明。民兵們問他:「是不是國民黨員?」他搖頭說不是。噼裡啪啦一頓棍棒,孫景明哎吆幾聲什麼也沒說。民兵們又問:「還有誰是國民黨員?」孫景明說不知道。這時那個跟我家關係密切名叫群的青年,提了根大棒來到孫景明側後面,他一聲不吭,掄起棒子朝孫景明後腦杓打去,孫景明當即像根木頭似的倒下了。我萬萬想不到這個平時寡言少語的白淨青年,會幹出這一下子!民兵們當即捆了孫景明的雙腳,把他拖了出去。

下一個是孫松林。民兵們問他:「是不是國民黨員?」他說是。又問他「還有誰是?」他說不知道。於是將他亂打一陣,他供出一批人名,又打一陣,他又供出一批,直至被打得失去知覺,民兵們捆了他的雙腳,拖了出去。由於未打在致命處,把他埋進沙坑後,他甦醒了,爬起來像搗蒜似的磕頭求饒,李景湖抽出大刀片,砍下他的頭。

四個眼挨打時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但絕不亂咬他人,不多時也被打死。張振國一直像篩糠似的抖著,面如土色。那三個人被打死拖出後,他便被押走。他是來「陪綁」的。

恐怖籠罩著全村。民兵晝夜巡邏。兒童中也組織起了糾察隊。因為我是兒童團長,王老師發我一副糾察隊員袖標,但她當即遇上了麻煩,同學們質問:「他家是什麼成分,你發他袖標?」我委屈得回家大哭。沒過幾天,王老師(王維銘)被五花大綁著押回她的村子,後來聽說她家是富農,她被押回村後,受到了毒打和侮辱。

在一天深夜裡,我被母親從沉睡中喚醒,睜眼一看,滿屋都是民兵,姐姐站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母親和我被安置在一位家境中下的堂伯父家中,我家被封了門。兩天後的黃昏時分,母親牽著我的手,滿面愁苦的望著我家的房屋說:「我昨夜做了個不詳的夢,夢見一座墳,朝東南口,一群人從墳裡拖出一口棺材,夢中的墳就是咱們的家呀!」原來姐姐剛才告訴母親,村裡已經作出決定,將我家房屋全部沒收了。我聽到這消息,哭喊著要去找村長李殿英講理,被母親、姐姐強行拖住。鄰居一些貧苦的老人聽到我的哭聲,無不悄悄落淚。

幾天之後,母親和姐姐都不見了,我被轉移到那個名叫群的家中居住。群有個弟弟叫小有,比我大幾歲,我倆住在東間的炕上。因為擔心著母親、姐姐的命運,夜間我怎麼也睡不著,小有問:「怎麼啦?」我說我有個毛病,換地方睡不著。小有說:「我給你卷一支驢屌煙吧,抽了保險能睡著。」他用整片菸葉捲了一支擀麵杖大小的煙卷,點著先吸幾口,遞給了我,我吸了小半截,只覺天旋地轉,說不出的難受。我趕快把煙掐滅,一聲不響的躺下來。不知怎麼我像是睡在懸崖的邊緣上,黑雲從身邊忽忽悠悠的飄過,身下似有許多蟲子鑽動,眼前有各種怪模樣顯現,一張大白臉突然出現了,那臉像是石灰做的,大白臉上的小眼急劇變大,十分嚇人,我驚叫一聲從懸崖上跌下來!我安慰自己,沉住氣,別害怕,這很可能是在做夢。待我用力睜開眼睛,窗外還是黑洞洞的。這時群的娘和他的姐姐還在西間竊竊私語,我側耳細聽,得知我母親和姐姐都被捆綁起來了,正逼她們說出藏東西的地方。

天亮後,群捎信給我,叫我到外祖母家取件皮襖。外祖母聽到我家的事,一句話也說不出,默默地將她那件老羊皮襖(這是我外祖父外出工作十八年給她買的)交我帶回,交村裡了。

我患了嚴重的痢疾,拉的全是膿血,頭上生了許多虱子,頭上痒,肚子痛,心事重,夜間怎麼也睡不著。西間的母女又私語起來,但聽不清她們說什麼。我故意打起小呼嚕,西間的聲音漸漸大起來。我聽她們商量說,我家藏在他們家的東西無論如何不能交出,要是交出去,群就是跟富農劃不清界線,就是抱富農的粗腿,了不得了......她們又說因為我母親和姐姐不說那些衣服的去處,在鬥爭大會上被火燒了,又拉去活埋......我把耳朵堵上了,喊不敢喊,哭不敢哭。

我每天拉膿拉血,渾身無力,但仍然和小有一起下地幹活。

十幾天後的一天,群娘對我說:「你娘回家了。」我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我愣住了,母親滿臉是燒傷,瘦成皮包骨,已失去原形,但她堅強的站在那裡,我說:「娘!回來啦!」母親平靜的說:「回來了。」沒露出一點傷感的情緒。母親這年是四十七歲,姐姐是十九歲,我是十二歲。後來知道這一年是公元1947年!也就是一些大文豪寫書歌頌的偉大「土地改革」那一年。這些書至今是「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白毛女》依然活躍在舞臺和視頻上。

一家三口總算團聚了,但因家中被洗劫一空,生活陷入極度困境,當天吃什麼就成了大問題。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聽見大門響了一下,出去一看,門裡放了一捆地瓜!不知是哪位好心的鄰居悄悄送來又趕緊悄悄離去了。

母親回家後未過幾天,我的伯母死了。他是跟母親同一天被放出的,有人說她是受折磨而死,有人說她是吞金自殺,幾個本家人悄悄把她抬出去埋了。

某日,流氓李景湖帶領一夥青年,吹打著送殯的鼓樂挨家給被斗戶挂了白牌,我看到家門上的白牌便喪氣不堪,全村也像是瀰漫著濃重的喪氣。

我每天和一群「地富子女」一起勞動。我們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雖然頂著恥辱的帽子,活茬兒重,但都很快活。用獨輪車從地裡運莊稼,空車時可以輪流坐在車上享受一番,這就是最大的歡樂了。一次我在車前扶著滿載的小車下陡坡時,腳下一滑,摔倒了,小車從我腰上軋過去,腰痛了好長時間,但當時一點不覺苦。

有兩件事卻真的讓我動心了。一次是我從群家門前經過,栓在他家門前的我家那頭毛驢,見到我就大叫起來,而且掙紮著要扑到我跟前來。這頭毛驢,過去我老是給它割青草吃,它見到我總是這麼親親熱熱的,現在我卻不能餵它了,我滿眼是淚,快步走開。一次是在村南頭,我偶然見到了我一手餵大的那頭母山羊和三頭小羊,它們見到我,哭聲悲氣地叫起來,李景湖用力拖它們朝前走,那只沒栓脖套的小母羊,不顧一切的朝我跑來。這隻小羊,是三隻羊羔中最弱的一隻,我經常單獨餵它些稀飯吃。時隔多日了,它竟還認識我。我剛要去摸摸它,李景湖跑來朝它狠踢一腳,它翻了兩個跟頭,尖利的顫叫一聲,踉蹌地走開了。我的心像刀絞一般,回家後大哭一場。

在那些日子裡,我最怕過晚上,每天晚上母親和姐姐都要去聽訓,我卻被鎖在家裡。一個人呆在家裡,實在太孤單,我要求跟母親、姐姐一起去,母親怕我年幼記仇,說什麼也不允。但有一次她們被我纏磨不過,只好帶我去了。那夜的訓話員是個姓黃的,他不是莊稼人,但也沒有固定職業,他家在村中輩分小,過去見了人總是爺爺、奶奶叫個不停,他的妹妹是土改積極份子,常在鬥爭大會上用香火燒人。大概因為他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能說會道,所以讓他給地富訓話。「別看我在村裡輩兒小,是你們的孫子,重孫子」姓黃的叫道,「可這會兒我是你們的祖宗,活祖宗,你們這些王八羔子全成了我的孫子、重孫子,拉拉孫子!」受訓的人坐了滿滿一屋子,有近百人,一聲不吭。我四下一看,被打死的孫景明、孫松林、四個眼的老婆、孩子都在。張振國在陪綁時嚇出重病,沒過幾天就死了,他的老婆也在這裡。在座的有幾戶人家較富裕,但大多是勉為溫飽的人家。有位孤寡老婆子,因存有出嫁時陪送的幾塊銀元,便被當做富農斗了,這時她也坐在這兒。我挨個看一遍,獨不見柳淑娟家的人。聽人說,她全家逃往青島了。

不管白天黑夜,我家的門一有響動,民兵就會聞聲闖到家中來,所以街坊四鄰無人敢挨近我家門。常來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我那善良的外祖母。外祖母對母親說:「好好活著,把孩子拉扯大!」外祖母一到,我心中就像升起一輪紅日!他有時給我帶幾個火燒來,有時帶來些高粱面素餡餃子,我吃的很香。但外祖母家裡很窮,他在經濟上幫不了我們。

到了家中揭不開鍋的時候,母親也曾打發我出去借糧,但無人敢借給我們,有的則為難的說:「孩子,我家也揭不開鍋了。」

就在我家生活上沒有一點出路時,萬萬想不到,我們竟絕處逢生了!

那年秋後,我家南屋成了村裡的倉庫,裡邊盛的糧食全是從被斗戶地裡收穫來的,保管員就是那個曾給二鬼子下跪使我家免遭禍害的瘸佔鰲。這天瘸佔鰲待扛糧食的人全走後,一拐一拐的把一口袋糧食扛到北屋來。起初母親以為是他偷了糧食嶄存我家的,說什麼也不敢給他存,鬧了半天才明白他是給我家送來的,但母親怎敢要?他說:「活命要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糧食拖到屋裡來,母親還是不敢要,他說:「不出事便罷,出了事,就說是我讓存的,我是貧雇農,誰敢把我怎樣?」

這一口袋糧,成了我家的救命糧。

有一陣子,風聞國民黨軍隊要開過來。一些成分不好的壯年男子,被綁到礦坑邊上,只要風聲一緊,就將他們推入礦坑。有人悄悄告訴母親:「若是夜間有國民黨軍隊模樣的人綁了村幹部到你家,你們千萬什麼也別說,那是考驗被斗戶的。」這一計謀一直未見施行,國民黨軍隊也一直未到這一帶來,真得謝天謝地。

過了一段時間,我家被改劃為中農成分,我們才透過一口氣,並且有了行動自由。姐姐到金礦當了磨工,我有時給人幫工,有時做小販,有時也到礦上推磨,一家掙紮著總算熬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真是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呀!

1949年,我毅然離開了那生我養我的地方。三年後,當我回故鄉探望母親、外祖母時,得知這樣一些事:村長李殿英因貪污腐化被捕入獄,判刑八年,已死獄中。流氓李景湖,因貪淫過度,前不久死於癆疾。群家「翻身得解放後」,群假裝吐血,逃脫了參軍、支前的義務,兄弟倆都娶了媳婦,但生活不見寬鬆,拴在他家門前我家那頭毛驢,已顯得老氣橫秋,穿在他姐身上我姐的嫁衣也已經破舊了。那個叫窮根兒的人,過了幾天溫飽日子,「一天吃三頓熟菜」,還娶了老伴,老伴和跟來的女兒喜歡吃雞蛋,吃了一個多月不辭而別,窮根兒還是窮根兒。

鑒於父母發家致富的種種遭遇,加上理論上被告知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我在長大成人後,立志為「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社會奮鬥。不料在苦行僧般地奮鬥二十多年之後,又被告知「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民賣兒賣女」,各項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窮光榮變成了富光榮,我則一夕間變成了一個大罪人,罪名比父母當年發家致富的罪名還大。儘管我只是個月薪56元、行政22級的小幹部,卻被叫做「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兩面派」,在「除惡務盡」運動中被除掉。老天爺真會開玩笑呀!

1983年1月下旬寫成、深藏
2011年9月6日輸入電腦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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