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民国!(上)(图)

2017-07-20 10:35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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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风中飘扬。
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风中飘扬。(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949年以前的民国,战争连绵不断,因战争造成的农田基础设施严重残旧,加上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把民国捣鼓的支离破碎。军阀混战,鬼子扫荡,土匪盛行,武装割据,这些都同时在民国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几何时,我们对民国全盘否定,那时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陈丹青说过,“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

民国时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学教师,前有高校毕业生,后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争先恐后跳进了‘窃门’。堂而皇之扒他人学术成果,为自己牟取功名利禄的伪知识份子大有人在……层出不穷的问题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软骨病,抛气节、丢良知,将尊严一脚踩至脚底,啐上一口浓痰,向名利把头低……”无价的学术、高尚的知识份子气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贱廉到这等地步。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2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资讯的视窗,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国民政府不知悔改”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报纸的头版标题,试问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报纸敢注销这样的通栏标题?“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活在清末,那样,离民国就不远了。”崔永元调侃高考作文题时如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班线民纷纷赞同,向往回到时下大众传媒中的“美好民国”。章诒和也曾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义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他就是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当今大陆被拆迁户怨声载道,但1928年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就对动迁户说:“皇帝尚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给盖了房那就好。若没盖房,硬叫你搬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喜欢……”乃至蒋介石都不能对民众随意拆迁,至今其奉化故居钉子户还成为大陆人旅游怀念的风景。

民国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军队不是大陆教科书里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自1937年7月7号抗战爆发到1938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为八大战区,战区共有国军117个师(不包括骑兵师和步兵旅),还有武汉卫戍14个师,西安行营12个师,军委会直属17个师,后方整训26个师,后备14个师等部队,抗战初期牺牲的血肉之躯就是出自这些部队。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八百壮士》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成为激励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谢晋元指挥下,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战斗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赞誉。

1944年9月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与军部手枪排正面遭遇大部日军,43岁的王及部下均战死。王甲本是抗战期间直接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遗于大陆。其妻于1950年代初被作为反革命家属枪毙,其子王宝光曾与杨振宁为同窗好友,文革期间亦被摧残致死。

西安事变后,闻一多怒斥张学良。清华教授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

张学良日记中说,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台湾桃园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14年未被晋升。一次,他对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蒋介石是五星上将,为台湾军界最高军衔),另一个是我。直到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上台,他又调侃地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是蒋总统的弟弟。”

国军将领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中回忆长春围城战: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军进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车站自觉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注意亮点,几乎没人插队。……

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为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民国无法抹去的记忆!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述说,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却有明显进步。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关于民国的进步,秦晖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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