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擁有的光榮民國!(上)(圖)

2017-07-20 10:35 作者: 顏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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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風中飄揚。
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風中飄揚。(圖片來源:Adobe Stock)

1949年以前的民國,戰爭連綿不斷,因戰爭造成的農田基礎設施嚴重殘舊,加上不斷出現的自然災害,把民國搗鼓的支離破碎。軍閥混戰,鬼子掃蕩,土匪盛行,武裝割據,這些都同時在民國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幾何時,我們對民國全盤否定,那時甚至連「民國時期」這個詞都極少見,人們只用「解放前」、「舊社會」來指稱那個時代。常常還附有定語:「黑暗的解放前」、「萬惡的舊社會」……

陳丹青說過,「在立人這一塊,我相信共和國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國還是很羞愧。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我們在民國人面前根本沒有資格說,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是資深奴才。」

民國時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羈言談駭世。傅斯年一生不黨,拒不做官,他認為:教授做官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與傅斯年同時代的還有一位教授叫劉文典。劉文典因跟蔣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當時。他的經典理念是:「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家,他與蔣介石的一段恩怨,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學者的錚錚鐵骨。馬寅初教授有句擲地有聲的話:「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學教師,前有高校畢業生,後有企事業單位人員,都爭先恐後跳進了『竊門』。堂而皇之扒他人學術成果,為自己牟取功名利祿的偽知識份子大有人在……層出不窮的問題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軟骨病,拋氣節、丟良知,將尊嚴一腳踩至腳底,啐上一口濃痰,向名利把頭低……」無價的學術、高尚的知識份子氣節,在市場化的大潮中賤廉到這等地步。

民國,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2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雖然在當時也有記者遭到軍閥迫害,但是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他們並沒有遭到所「攻擊」對象的報復。究其原因,首先是當時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標榜,同時追求自由的慾望很強烈,報紙是他們獲取資訊的視窗,因此報紙的言論自由還是有很大的市場。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國民政府不知悔改」這些都是民國時期報紙的頭版標題,試問中國有哪個朝代的報紙敢註銷這樣的通欄標題?「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活在清末,那樣,離民國就不遠了。」崔永元調侃高考作文題時如是說。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一班線民紛紛贊同,嚮往回到時下大眾傳媒中的「美好民國」。章詒和也曾說,「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話,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國就好。這個很現實,這個可以做到,因為民國離我們不遠……」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義中,一個二十四歲的浙江青年拍下絕命照留給母親,然後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撫衙門,活捉浙江巡撫曾韞。這個青年,名叫蔣志清——他就是後來的蔣中正,字介石。

當今大陸被拆遷戶怨聲載道,但1928年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馮玉祥就對動遷戶說:「皇帝尚不能強拆,民主國家豈能違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給蓋了房那就好。若沒蓋房,硬叫你搬就不對。這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官國。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僕人,僕人應當為主人做事,應當討主人喜歡……」乃至蔣介石都不能對民眾隨意拆遷,至今其奉化故居釘子戶還成為大陸人旅遊懷念的風景。

民國最讓外國人刮目相看的軍隊不是大陸教科書裡葉挺的新四軍,而是孫立人的新一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10.9萬人。在新一軍攻佔緬甸重鎮於邦的時候,下屬向孫立人詢問如何處理日軍戰俘,孫將軍的回答是:你去問問那些狗雜種,都誰到過中國,到過中國的就地槍斃,以後都這樣辦。88師師長、後升任72軍軍長的孫元良後來回憶,他們一個師15000人左右,到最後,只剩下不到1/3。「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2/3,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這是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的一段話。

自1937年7月7號抗戰爆發到1938年初,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委會將全國劃為八大戰區,戰區共有國軍117個師(不包括騎兵師和步兵旅),還有武漢衛戍14個師,西安行營12個師,軍委會直屬17個師,後方整訓26個師,後備14個師等部隊,抗戰初期犧牲的血肉之軀就是出自這些部隊。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歌八百壯士》歌頌了抗日戰爭初期一個可歌可泣的英雄集體的壯舉,成為激勵廣大愛國軍民鬥志的響亮號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師524團團副謝晉元,奉令率800官兵堅守上海閘北光復路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在謝晉元指揮下,800官兵孤軍作戰,打退日軍多次進攻,斃傷日軍百餘人。至31日,完成阻擊任務,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戰鬥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讚譽。

1944年9月7日,第79軍軍長王甲本與軍部手槍排正面遭遇大部日軍,43歲的王及部下均戰死。王甲本是抗戰期間直接與日軍肉搏而犧牲的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遺於大陸。其妻於1950年代初被作為反革命家屬槍斃,其子王寶光曾與楊振寧為同窗好友,文革期間亦被摧殘致死。

西安事變後,聞一多怒斥張學良。清華教授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

張學良日記中說,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在台灣桃園大溪官邸召見了張學良。「……老先生親自出來,相見之下,不覺得淚從眼出,敬禮之後,老先生讓我進入他的小書齋。老先生的眼圈也濕潤了,此情此景,非筆墨所能形容……總統說西安之事,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蔣介石次子,蔣緯國14年未被晉升。一次,他對蔣介石說: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直沒有升遷的,其一是你,(蔣介石是五星上將,為台灣軍界最高軍銜),另一個是我。直到蔣介石死後,蔣經國上台,他又調侃地說:「我很高興,因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蔣總統的兒子,現在是蔣總統的弟弟。」

國軍將領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中回憶長春圍城戰:軍隊的缺糧情況如此,一般市民的處境就更慘了……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長春街頭經常出現被遺棄的嬰孩。這些不幸的孩子一個個餓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聽到孩子們撕腸裂肚般啼哭的人,無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軍進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車站自覺排隊購買車票準備逃離上海。注意亮點,幾乎沒人插隊。……

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為我們曾經擁有的光榮民國無法抹去的記憶!

正如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暉述說,辛亥以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確實給人以兵荒馬亂、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國時期國人苦難的極點。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國歷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內憂外患導致社會抵禦災害的能力下降,民國時期因而也是天災頻仍、因災死亡慘重的時代。但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如果不是與「治世」、而是與歷史上類似的亂世相比,民國時期卻有明顯進步。

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台灣地區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的新文化可謂風起雲湧,同時傳統國學也是雲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

關於民國的進步,秦暉講兩個過去人們比較忽略的問題。一是人口模式。傳統時代人口的增減是王朝興衰的顯示器,而亂世人口大減則是常規。然而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但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復旦大學人口史研究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中國人口史》六卷,其中後兩卷就集中揭示了這一過去人們未加注意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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