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夫妻诀别 临近花甲 懂得了爱情(组图)

2018-05-01 06:11 作者: 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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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章怡和女士。(网络图片)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读。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

我塞给他一支削好的中华牌铅笔,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请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

近三万字的篇幅,他坐着,我站着。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 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乎,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还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

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看得我兴奋不已,忙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书中描述的费普,是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适应新环境。结果呢?家庭、职业、身份、地位、财产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这篇小说,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过去。

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


大陆作家胡发云和妻子。(网络图片)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这篇悼文,让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着去完成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倒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的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我全戒了。我一直以为人生只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十几分钟乃至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他认为,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后的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汉,他有两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养着收容来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电话里我问:“你为什么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书里隐约地找到“非典(Sars)”,蒋彦永,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么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

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快乐。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

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及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与享受,征服与驯化,反抗与愚钝,大都通过智者的对话及行为,来获得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作者以此寄托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象。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了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伶人往事》),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却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看中国合成图)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而告状的竟是民主党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党内外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网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战车的车轮上,就是把写作搭在改革飞机的翅膀上,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着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

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人们真实地活着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此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2016年10月修订

(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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