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繁荣建在沙子上 中兴事件带来的变与不变(图)

2018-06-14 02:45 作者: 李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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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僵化、严密控制的体制被更多人认为是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
中国僵化、严密控制的体制被更多人认为是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合成图片)

【看中国2018年6月14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处于危局的中兴通讯获准“放生”,但中兴事件代表的中国繁荣表象因此已被捅破一个口子。中国政府和业界在反思之后更加紧迫地投入自主创新。但令人关注的,不变的仍然是那种中共治下特有的“大跃进式”思维和行动。

川普政府上周四宣布暂缓对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中兴通讯的处罚。中兴在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以及将交由第三方托管10年的4亿美元,并允许监督人员进驻它的总部。在罚款未到位之前,美国商务部4月所颁布的对中兴采购美制零部件的禁令不会被解除。

《纽约时报》6月13日刊文称,中兴事件,使中国近年显现的科技进步遭到了质疑。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术的基础之上的。

文章说,“中兴事件”,也许将是中国的“苏联卫星时刻”。正如1957年的美国无奈地看着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中国许多人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要去追赶。

文章援引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董洁林说,“我们意识到中国现在的繁荣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文章说,从科技的视角看,多年来,中国藐视了自由政治体系必与经济增长并进这一公理。在中国,强盛的网络文化与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存。它繁荣的科技产业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认为,人民可以在严厉的政府控制下发展和致富。但中兴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的处境。

在中兴事件之前,中国陷入已是科技强国的想法中,许多人——包括为中国科技行业呐喊助威的人——发现自己处于自己制造的反馈循环中。如清华大学的董洁林表示,强大的宣传机器淹没了理性的声音。

创新和创业是国家的首要政策,获得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繁荣导致许多人不敢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颂扬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激增,却不关心那些专利的质量如何。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90%的半导体元件仍需要进口,尽管该行业在2000年已成为国家重点行业。

到4月底,一切似乎都变了。中兴危局令业界、投资者和中国朝野感到震撼。中国现在有了紧迫感。

习近平上月底对参加大会的中国科学家提出自主创新任务,这已是习近平在中兴被发出七年禁令后的第六度类似表态。该次在5月28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就关键核心技术自主表态,连说三个“逼人”。

习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尽早取得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由于中兴通讯事件,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芯片,比如格力宣布,未来三年,格力将在芯片研发上投入78亿美元。他们承认格力开发的芯片组可能不如美国的好,“但我们得有个备用方案。”

但是美媒文章指出,即便到了现在,一些批评中国落后的半导体行业的文章,也在从中国的互联网消失。

现在,创新和创业显然更加会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并且更容易获得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宣传在高层讲话带动下仍然有些过于高调和急躁。

事实上,和习近平几度发声催促相呼应的是,在中兴事件爆发之初,官媒《人民日报》已在4月17日曾发表文章,称中共“将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已有消息说,中共本来就已大幅投入的相关科研基金更加受到重视。

有媒体消息称,中国将对2014年成立的一个专项基金增资5000亿元,从而成立一项总投资达1万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于支持中国本土芯片生产技术。在中国民间,一些企业大佬也纷纷表示,要“跨界”进入芯片产业。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快上马集成电路基金。

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对此发出警告,吴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曾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吴敬琏分析说,“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

吴敬琏还说,他曾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这个芯片问题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3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

与此同时,中南海上层似乎对于科技创新有些分岐。与习近平表态不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对如火如荼的“科技大跃进”赶超战略似乎并不看好并首次开腔泼冷水。

5月29日,在中共两院院士大会上,李克强向中国科学界精英发表讲话,他说,“不能总想抄捷径”“基础研究属于发明创造,行政规划不出来,要尊重科学规律,不能总想抄捷径”。

不管中国政府和业界怎样表态和行动,中国政治体制被更多人认为是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6月6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债务居高不下且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不断萎缩,收入差距巨大,以及僵化的、受控制的社会,这些都导致了中国长期缺乏创新。

佩蒂斯说,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创新。因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这需要改革,但改革对中共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太可怕了”。当局惧怕改革的代价。

美国新闻网站Axios6月8日刊文说,中共政府和中国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科技巨头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感到愈发紧张;中国科技公司则害怕政府可以让它们在一夕之间消失。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博士表示,中共控制互联网、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压制社会、钳制思想,这都严重地限制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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