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为何变摇钱树?真相比影片残忍百倍(视频)

2018-07-29 08:42 作者: 一刀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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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没有酷炫的特技,不靠华丽的造景,只凭借题材类型上的大胆,剧情冲突带来的共情,让其在中国电影史沉寂18年后,再一次创下了高评,一举成为“写实主义电影巅峰之作”。
原本的救命药早已变成了带血的黑暗生意。(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8年7月29日讯】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没有酷炫的特技,不靠华丽的造景,只凭借题材类型上的大胆,剧情冲突带来的共情,让其在中国电影史沉寂18年后,再一次创下了高评,一举成为“写实主义电影巅峰之作”。

影片根据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改编而来,讲述了5个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在被“天价”抗癌药掏空后,或为自救,或为救人,从印度偷运仿制药的故事,而病患、药企、药贩、政府之间的种种纠葛,又让这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变得格外揪心。但电影终究有所保留,尾声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群像画面,和一幕幕的字幕,看似温暖,实际却降低了批判性,对某个敏感话题的挖掘也就此浅尝辄止。

真相往往比影片残忍百倍,求生之路,向来艰难渺茫,而背后滋生出的血色江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命门。

中国抗癌药世界最贵救命药为何变摇钱树?

“医疗事业是神圣的,但医药产业中不乏罪恶”,这是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提名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的经典台词。

《药神》中程勇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真实名称叫做“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也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确定有效且是唯一一种面向大众的药物,它的出现,让这种平均生存期曾经只有3-4年的疾病延长至10-20年,有效控制率高达95%。

新药研发的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使得抗癌药定价必然高昂,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但为大众所不知的另一面是,格列卫在中国的售价居然是全球最高的,而这种离奇的价格,根本没法用经济论来解释。在国外,如欧美等发达国家,格列卫的价格普遍是国内的二分之一,澳大利亚为10000元左右,韩国约为3000元(以上都是人民币为单位)。

不但如此,据英国《金融时代》报道,31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抗癌药物价格平均是英国的两倍,就算拿内地和香港比,也是差距惊人。同样规格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内地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最低报价为18500港元(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不过一江之隔,二者却相差近1万元。

再者,即便是专利已经过期的原研药药品,价格差仍然让人瞠目。去年陕西省有49种药品,采购机构以接近1.9倍于国际基准的价格,向原始制造商购买专利已经失效的品牌药,而价格最低的仿制药也达到国际基准的1.5倍。在陕西物价局网站上,一支成本不超过4元的用于治疗癌症的注射剂恩丹西酮,其最高零售价为84.80元,如果以出厂价为基准计算,利润率高达2000%。

药,意味着生命,意味着希望,更意味着暴利。在多方推手联合之下,原本的救命药早已变成了带血的黑暗生意,到底是谁在操纵抬高药价,又是谁在肆意倒卖生命,其后暗流涌动,众生百态,远超你我想象。

1.特殊的药品监管漏洞,成外企吸血温床

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除去对国内医药产业的保护所采取的高关税,更多的的玄机,多数人并不知情。

目前,中国仍是极少数坚持“旧式”药监体制的国家之一,也是全世界药滞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2000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药品政府定价办法》中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简单来说就是,外资医药巨头们享有自主定价权。

这也是为何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对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的抗议,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高层只是慢悠悠地强调,定价合法合理。

并且在中国,即使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无需遵循政府指导定价。如此独一无二的厚待条件,只存在中国,有着诸多特权的外企巨头公司,当然有底气不降价,当然可以摆出旁若无人的高姿态。

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终于开始出手调控药价。2017年7月19日,治疗乳腺癌的一线药品赫赛汀被纳入医保范围,由之前售价的22000元降价至7200元每瓶。然而后遗症来得如此之快,从今年3月开始,赫赛汀突然宣布断货,整个市场陷入一药难求的混乱境地,偏偏目前并没有同成分、通功效的替代品,无数乳腺癌患者因此深受煎熬,而罗氏公司最终只给出了“产能不足”这样站不住脚的官方回应。

不但如此,内地药品的招标采购体系同样值得玩味。招标采购通常由各个省的卫生厅主导,制定采购药厂、品种和采购价格,有时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一品两规”的特殊规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试想一下,国内的药厂如过江之卿,名额却只有一个,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恶性循环之下,不少国产药因此不幸消亡。相形之下,进口药却根本无需竞争,就轻而易举保证了自己的销路,比如格列卫中国公司,仅此一家,可谓占尽天时地利,稳坐钓鱼台。

至于具体的采购量则完全由各个医院自主负责。政府招标与医院实际采购的两个环节脱节,导致药品二次议价空间被放大,不难想象,这中间还有多少文章可做。

体制的漏洞、超国民的“待遇”,使得中国成为各大外资药企眼中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商制药企业已有1500家,世界前20位的跨国制药企业都已在中国合资办厂,有的还开办了独资企业,进口药、合资药的市场份额已超过了50%。

2.“以药养医”层层加价,明暗回扣环环相扣

中国超过70%的药品通过医院药房来销售,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足见医院在医药产业链上的地位之强大。

长久以来,“以药养医”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政府给予公立医院的补贴只包括退休职工的工资及定项的补助,除此之外,医院在职人员工资、资产折旧、材料支出等都需要医院自负盈亏,而在挂号费和门诊费都相对低廉的情况下,医院就必须在检查、治疗、药品这三大类上创收,因此衍生出了花样繁多的潜规则。

通常的做法是,医院为了保证正常运转,对医院各科室的奖金实行绩效挂钩,这个所谓的绩效,正是和药品提成挂钩的。所以,如果在提成百分比不变的基础上,药的价格越贵,提成越多,在基本工资很少的情况下,高昂的进口药自然更受医生青睐。

更可怕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公立医院的自主利润收入,政府规定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但在国外药物到达医院之前,还必须经过各级分销商的手。一般而言,在国家总经销商之下,药品需经省级代理商,之后至少还要再经过二级代理商及配送公司,每个环节加收6-10个百分点的费用,层层盘剥下来,到了病患手中的进口药,已经贵到离谱。

如果说15%的价格是明的回扣,而在实际操作中,暗的回扣更是屡见不鲜,可以说,高回扣也是国内正规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的重要推手。由于癌症用药几乎为医院所垄断,所以这些外企医药公司想要顺利进入,除了和药监总局、国家发改委打好交道,还必须花一番力气搞定医院系统的灵魂人物,其中尤以院长及科室主任最为关键。

行贿医生的手段一般有2种:组织医生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提供住宿、餐饮和旅游等,并根据开药的多少,直接向医生返钱;还有一种,就是各种请客,送礼等。根据医生级别不同,开药多少不等,行贿金额也不等。

打着科研幌子的学术费,由于实际上并没有讲课,也就不存在学术,这些费用被医药代表用来行贿医生,变成了请客送礼、旅游和洗浴按摩的费用,或者直接给医生现金。“回访会”、“有奖征文”、“学术会议”以及冠冕堂皇的“教育资助基金”,如今的敏感字眼,都是曾经疯狂的见证。

在2013年震惊国人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中,中国涉案高管受访时曾坦陈,包括行贿费用在内的各种运营成本助推了药价虚高,保守估计“运营成本”占到药价成本的20%-30%。

仿制药市场鱼龙混杂各方势力竞相角逐

巨大的价格差异之下,对生命的渴求以及没有出口的汹涌用药诉求,使得更多人将眼光移向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市场,由此催生出另一条利益链。

首当其冲的是“代购”大军,虽然在中国销售印度仿制药物侵犯专利,违反法规,但在巨大的商机和利益面前,仍有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只需随便在网上搜一搜,就能找到很多关于印度药品代购网站的信息。

代购的方式通常是人肉背回和邮寄。人肉背回的药品数量通常较少,但更为合规,根据目前的海关规定,患者凭借处方和病例,可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药过关,这种方式虽然安全,但利润空间却比邮寄小的多。

选择邮寄渠道的代购商,则更有实力。这类人通常打通了印度当地药企及海关,品类更全,更新更及时,虽然风险变大,但与源源不断的收益相比,则不足一提。

不过,由于此类渠道完全是暗箱操作,使得病患难以追溯流程,无法辨别药物真伪。据《时代周报》报道,在龙蛇混杂的印度仿制药中,有约六成甚至更多是“高仿印度药”,它们在中国上海、浙江等地生产出来,再换个包装,漂洋过海,摇身一变成为印度神药,这些假药非但没有质量保障,更不具备任何疗效,对生命的威胁极大。

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20家发布假药信息的严重违法网站名单里,有1/4是印度仿制药代购网站。印度仿制药均有美国授权,真正的仿制药厂也只有四个,目前,四个工厂生产的仿制药总量还不及中国海外代购的十分之一。

担心买到假药,对用药安全的顾虑,激发了患者海外自行购药及就医的强烈需求,继而带动了医疗旅游公司的火爆。这些巧妙避开法律红线的医疗旅游公司,与国外医院通过合同形式进行合作,在年度框架下,印度医院按人头收取诊费和必要的检查费,而中介机构则对患者收取服务费,鼎盛时期每年可赚得数千万元的收入。

面对可观的市场蛋糕,越来越多竞争者争相入局。据《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报道,中国国内有100多家中介机构从事海外医疗业务,但有些甚至连办公司室都没有。在一番你追我赶的价格战后,如今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已经屈指可数。

海外重症转诊就医服务对公司的专业性要求极高,首先需要有能力对接海外知名的医院资源,而对方往往会对中国代理的资质进行详尽调查。其次,出国就医并不像海外买奢侈品那么简单,除了存在医学专业沟通成本,患者健康状况应对长途旅行也不比常人,每个环节,都相当考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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