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是经济和精神“双负担”所致(图)

2019-03-14 10:16 作者: 周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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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8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变化情况千分比
2011-2018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变化情况千分比(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3月14日讯】3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表示,目前育幼领域仍存在没有明确责任部门、无法定支出预算、缺乏优惠政策支持、标准体系不健全、服务监管不规范等问题。她建议,面对育儿社会焦虑,不仅要补托育服务短板,更应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建设去谋划。

高小玫得出“育儿负担重是少生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比较靠谱。但笔者以为,“育儿负担重”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负担方面,还应该包括精神负担上。

在经济负担方面,如今生孩子已不像“改开”前能吃饱穿暖,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那时候一对夫妻生五、六个孩子非常正常,而孩子基本上处于“散养”状态,远没有如今孩子那么娇贵。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优生优育”已经深入人心,而很多人内心的“优育”则被片面理解为“优孩”,导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占普通居民家庭生活开支的绝大部分。

比如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会不惜代价让孩子上高价幼儿园,甚至上贵族学校,普通职工家庭也会花钱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尤其是中考、高考前,家长普遍患有忧郁症,特别是在部分师德较差的老师“上课不交,下课交”,逼着孩子补习这个补习那个,经济负担那就非常重了。不久前,济南一位家长就称“供读三年花掉一套首付钱”。我的一位朋友也告诉我,孩子复读转入民营学校后,经济负担反而下降了很多。

此外,在国内食品安全堪忧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孩子家长拼命购买进口的高价食品,甚至通过“代购”获得奶粉,弄得香港市民买不到奶粉,逼得香港政府通过立法“限购”,一些大陆人还因为在香港“超限”购买奶粉而遭受罚款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说实在话,每次看到这个信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对那些在屏幕上高调“中国食品安全”的官员增加了几份鄙视。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无知,花高价给孩子吃不该吃的高档食材甚至补品,近期还听说有糊涂家长给孩子吃“聪明药”并导致孩子上瘾的。此外,还有一些家长习惯于攀比,和家庭经济能力不一定相称的吃、穿、玩,也会尽量满足孩子,生怕委屈了孩子。

当然,中国的“高房价”,更是让年轻父母对生“二胎”望而却步。你多生一个孩子,就得准备给他买一套房子,如果现在没钱买,房价还这么不断地涨,仅凭工资收入那是越来越买不起了。

再说说精神方面的负担。襁褓阶段,父母担心孩子吃了“假奶粉”,打了“假疫苗”,不时在担心中度过;上了幼儿园,担心老师虐待,得设法巴结老师;上了小学甚至中学,因为担心安全,还得每天接送;每到“教师节”、“春节”等,得纠结是送还是不送。

此外,中国环境污染,有些地区连呼吸新鲜空气都成为奢侈品;法制环境多年没有明显的优化,尤其是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频发;社会弥漫着暴戾倾向,为了一件芝麻粒大的事就发生肢体冲突,“大块头”多数占据上风,弱小者有理没有地方诉;去哪办事都得找人,付出不该有的交际成本;医疗腐败严重,“大处方”你也得糊里糊涂地吃,“百倍价”的药品你也得带着屈辱去服……

和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年轻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不生“二胎”,也问过一些经济条件很好的朋友,为什么非要做“丁克家庭”,部分人的回答令我吃惊,他们竟然说不希望孩子再像自己这么受累。目前生育意愿高的,绝大多数是经济落后地区家庭条件差、文化水平低的农民。

十多年前,我在《人口老龄化,未来社会无法承受之重》一文中曾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一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最终会带来社会的稳定问题;二是城市少生而农村多生会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三是高文凭、高收入群体的少生或不生而低文凭、低收入群体的多生,最终会导致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

不难看出,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都非常高。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靠多给几天假,给几千元补贴鼓励生育,恐怕无济于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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