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离开女儿送走丈夫 我独自黑在日本(组图)


离开女儿送走丈夫 我独自黑在了日本
每一个离乡背井来到海外的华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9年4月7日讯】不管是你是留学还是移民,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每一个离乡背井来到海外的华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故事或长或短、或喜或悲……以下是发表在网易人间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长很长,我们摘录如下:

从2015年10月15日那天开始,张萍就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1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把坐着轮椅的丈夫送走时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签证给弄没了呢?”

7年前,张萍两口子抱着来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办理了假的厨师签证(日本技能签证的一种),来到日本北海道,“投奔在这边开饭馆的叔伯家小姑子”。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不能比别人差”,这个执念是张萍不断突破边界、渴望跳脱的源动力。小学五年级读完辍学回家种地。

20岁那年,丈夫的亲叔叔上门提亲,就算知道未来的婆家离自己家有30里地,未来的公公又瘫痪在床,张萍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嫁过去,“我不想再种地了,给我累伤了”。

然而,结婚之后,她的命运依然没有与庄稼脱开干系——这样的生活让张萍感到绝望。张萍说服丈夫四处凑钱置办了一辆大客车,“谁成想线路没选好,没过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们的线路给占了”。几年下来,连养车带交罚款,两口子欠下了40万的饥荒。

树挪死、人挪活,当远亲近邻们在一衣带水的东洋“发达了”的消息,不时地传到他们的耳里时,出国一搏的念头便在心里生了出来。

张萍的打算很简单,先花高价托人用假材料办两张厨师签证,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她随后就到。俩人一起拼个几年,把饥荒还上,万事大吉。

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丈夫2012年刚刚抵达日本不久,8岁的女儿却因为尿频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医生诊断为肾病。

但总想着逆天改命的张萍不允许女儿就这么“完了”,她带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难的号我都能拿,花多少钱都行”。一天后半夜,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给他们两口子办签证的人发来的,通知她说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陆,签证就作废了,钱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张萍撇下病重的女儿,带着惊慌和恐惧从北京飞去了日本。女儿的哭喊把张萍的心炸成了碎片,从此再也没拼全乎——“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张萍的心始终揪揪的,她惦记女儿,只待了5天,就慌忙飞回北京,直到儿童医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没事儿了,她才彻底放心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

这一次,张萍的去意决绝,她变卖了农村的房子,给瘫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几顿好饭,然后收拾了一拉杆箱的衣服,塞了几条长白山(香烟),两眼一抹黑,又踏上了东洋的土地。

这次她一离开就是6年,归期渺茫。

2

给人打工要看人脸色,哪怕老板是实在亲戚,也难免体会人情冷暖。

张萍的丈夫初到北海道的几个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馆的后厨里帮忙。张萍的“突然”到来,给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负担。没过几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脸色,张萍两口子选择一起离开,辗转去妹夫朋友的饭店帮忙。

和妹夫不同,张萍丈夫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离开了亲戚给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唠叨和“假厨师”的身份,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不出一个月,压力便像火山爆发,在与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当晚便被炒了鱿鱼。

张萍两口子一人拖着一个拉杆箱,茫然地站在街头。除了点菜那几句,他们俩一句日语都不会。

一个刚从便利店买早饭出来的日本大姐耐心地听了张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长的一辆有轱辘的车,窟窟窟窟响的那种,她就明白了”。

那个大姐不仅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路上还把伞一个劲儿往张萍这边倾斜,“我说不用不用,她就捂着额头比划说,现在下雨呢,天这么冷,你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还是好人多。”

从北海道到山形的路,只是他们夫妻俩在日本奔波的开始。

既然“人穷志不能短”,在别人的屋檐下不肯低头,结果就是他们几乎和工作过的每个小饭店的老板们都吵了个遍:“有一次,店里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销),一直没人气,老板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儿撒气,我也没惯着她,就跟她干起来了,她当时就让我滚蛋。我老公这时候从后厨过来说,再怎么着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们不能这时候走——干完了这一天领了工钱,才卷铺盖走的人。”

就这样在山形挺过了半年,张萍两口子在2013年底前转去了福岛的一家烧烤店。此时的张萍,已经可以独立接听预订电话、用流利的日语为客人点餐了,而光是她一个人的薪水就涨到了25万日元。

每个月,她都把钱汇给在国内的嫂子,眼瞅着东北老家的饥荒一点点还上了,张萍那颗要强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想在城里面买个房:“从小我就觉得,我不该(欠)谁、不少谁,比上不足比下得有余,我过得不能比别人次。”

在那之后的好多年,每当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时,就会问自己:“张萍,你买房的钱攒够了吗?”只不过,在她的定义里,“买房的钱”一开始指的是“全款”,后来变成了“首付”——赚钱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国内房价的涨幅,这是张萍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事。

3

张萍的厨师签证材料有假,但签证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递签。可2015年初第三次递签的时候,折了。原本是十拿九稳的,“谁成想,给整叉劈(出差错)了”——因为两家中介递交的资料存在事实性的出入,两口子的签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以欺骗为由,驳回了递签的请求。

对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着一切,无签证、有签证、暂住和永久居住权。

在等待签证的那几个月里,张萍两口子刚被福岛那家烧烤店以“经营不善”为由裁了员。在那不久前,夫妻俩又刚好借了一笔钱给刚来东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万人民币。

日本街头
日本街头(图片来源:Pixabay)

“当时根本没有富裕的钱,只是我们自己稍微能缓一缓,就左手倒右手,倒了点儿钱出来,就为了帮他一把”。互相帮衬原本是在日华人的生存之道,但帮忙的马上成了被帮的,这就让那5万块钱的“接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了。没了工作就意味着没了住处,走投无路之下,张萍两口子只得去东京投奔外甥,偷摸挤在外甥的会社给员工租的宿舍里,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然而更难过的是丈夫突然改变的态度:一到东京,丈夫就宁可起五经爬半夜地上建筑工地,也绝不肯再踏进饭店的门。而东京饭店对服务员的高要求也让张萍望而却步,这跟她原本盘算的“大城市机会更多”,偏差太大。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气地回来,告诉她:“建筑工地的老板跑了,工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了。”那一刻,张萍觉得日子快过到头了,看着眼前这个颓丧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场可笑的婚礼:彩礼钱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还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钱置办的戒指、项链和耳环,也在婚后不久不翼而飞。“我姐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让我老公给卖了,我说不可能,我特别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后,来到日本,我问起这事儿时,他说没卖,当了。当时我只是说,那你以后再给我买回来”。

可内心里,张萍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死了。

日子还是得过,张萍总算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张萍还记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厅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找到房子了!”语调里都充满了欢乐。

两年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可张萍还是想在中国建个真正安稳的家,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继续留在日本。

张萍不肯认输,她找到律师事务所,打算办一个正儿八经的投资签证,只需要相当财力证明的签证种类,里外里需要500万日元(人民币30多万),光手续费就要20多万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万,时限2个月。

搁哪凑这么多钱呢?张萍厚着脸皮,跟在东京刚认识没多久的同事们挨个借钱。同事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赚多赚少,大多都选择汇给家里,手上留钱的不多。让张萍意外的是,饭店后厨有位不起眼的粤菜厨师,这时突然站了出来。

粤菜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万一(投资签证)整成了,算我帮你个忙,整不成,钱也瞎不了,你到时候再还给我。”张萍只记得那时候自己心里都是感动。

此时张萍的心神稳了一些,然而丈夫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为了让丈夫减压,张萍同意让他“回北海道散散心”,没想丈夫刚到北海道,就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得小腿骨折。虽然责任不在对方,但摩托车车主还是主动缴清了全部的医疗费,还赔给了他们100万日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新递交的材料再次没有通过签证申请,心情沉重的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根本无暇顾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伤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静养,出院后,又休养了整整两个月。入国管理局得知后,给他们的签证顺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天,眼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颓废,生活开销渐渐入不敷出,张萍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

“不如,劝丈夫一个人回国,我自己留下!”

4

几个月的挣扎、吵闹、冷战,让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们签证有效期的最后几天,张萍记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为什么最后在羽田机场,她却失声痛哭,哭喊着:“要不你别走了,留下来吧!”

丈夫一句话都没说,就独自坐在从机场租来的轮椅上,消失在登机口前,连头也没回一次。他俩心里都知道,从此一别,大概就是永远。

丈夫带走了他俩在日本的全部积蓄和那100万日元的赔偿金,只给张萍留下了一个月房租。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张萍,从那个短暂的“家”里搬了出来,她跟老板娘摊牌,告知了自己的处境,出于同情,老板娘非但没有开除她,反而给她涨了1万的工资。

在日本,没有签证打工的人被称为“黑户口”,一旦被人举报或被入国管理局发现,就有当即遣送回国并永久不准入境的危险,同时还伴随着数额巨大的罚款——罚款往往最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多挣钱。

身份焦虑让张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查。

张萍彻底遁形的生活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那天她还在“寮”里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人来店里找你”。张萍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找她,“我在东京没交过任何一个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里会连累老板娘,老板娘有恩于我,我不能害她”。

当天下午,张萍就再也没去过店里,她在电话里辞别了老板娘,开始了流浪。

5

恰在那个时候,丈夫“废”了。这个状况让张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国后,以照顾孩子的名义暂住在张萍的母亲家。“一个姑爷住在丈母娘家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就总给他汇钱,想让他硬气点儿”,可是不久,张萍就发现,丈夫成了一个无底洞。

回国之后,丈夫基本算是恢复了工作能力,可张萍决定黑在日本的选择,让他彻底丧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每个月张萍给他汇1万块生活费,他能喝掉9000多,给女儿报补习班的钱都被他喝掉了。

一度,为了获得“好身份”,张萍甚至打算托人找个日本老头儿办个假结婚,“宁可多花钱和日本人假结婚,也不能跟中国永住身份的人假结婚,不做夫妻那点儿事儿,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不愿意那样。”

以此为由,张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秘密地”。整整一个冬天,夫妻俩隔着2000多公里,消磨着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终于做出了妥协。法律上起诉离婚,没有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然而,真离婚坐实了,假结婚却因为风险太高没办成。

6

初到横滨,张萍在王姐的店里当按摩学徒。王姐的儿子是粤菜师傅的徒弟,她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因为粤菜师傅的日语不好,有一次,让她陪同去区役所办材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张萍走到一个市场附近时,突然两个警察示意他们下车。

从警察们挥手的那一瞬间起,张萍表面故作镇定,心里却“突突”发毛,“警察问,你们是夫妇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日本玩的”,然后两人各自出示证件——那之前,张萍为了隐瞒身份,花高价托人办了一张假的“定住证”,大概是属于日系亲属的短期居住证明,具体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联网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帮的。

所幸,那俩日本警察并没有较真儿,只是告知他们“骑自行车不能带人”。张萍一边道歉,一边目送警察走远,警察的身影刚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张萍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一路狂奔,边跑边跟粤菜师傅说:“你快走,离我远点儿,别连累你!”

张萍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长椅上稍稍坐定,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也不知哭了多久,粤菜师傅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不你找个咖啡厅待着。可是张萍不敢,“在公园,四面八方都空旷,我随时能跑,到咖啡厅,你往哪儿跑啊?”

张萍在长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点多,她裹着单薄的衣裳回了家。在家门口,她远远地张望观察,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后,蹬蹬蹬上楼,反锁家门,把空调开到最大,缩在被窝里整整一天。

事后想起来,她觉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遣返回国——可她钱还没挣够呢,她不能就这么走了,即便在公园长椅上,她也不断地跟自己说:“张萍,你不能垮,你买房的钱还没攒够呢!”

那一年,张萍都没攒下来什么钱。

7

后来王姐的店开去神户的时候,她就跟着去了神户,之后王姐的店彻底经营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处流浪”,张萍说。

这几年熬下来,唯一一遗憾的是,张萍依旧没能达到心中预期的目标:“房子钱越攒越不够,现在连一个墙角都没攒出来,别提首付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视频,丈夫身后的一帮酒友调侃她,问:“嫂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张萍认真地说:“明年。”

大家都惊讶得不敢相信:“真的吗?”

“真的!”

她打算回到东北老家之后,“先买个房子,再干点儿啥,做点买卖,如果实在不行,再考虑出来”,这回她瞄准了更远的地方——澳大利亚。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们度过一段时间的晚年,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没那么遗憾。之后,我再去澳大利亚,我小学同学有在那边的,华人多,两口子一年能赚50万人民币——当然,还是要靠中介办假签证,黑到那边,能过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带走。”

张萍给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两天两夜。

她对自己说:“没什么好慌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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