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向老师鞠躬的好孩子 变成老师看见就害怕的人(图)

2019-11-20 14:31 作者: 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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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以后,向老师鞠躬就不需要了……。
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以后,向老师鞠躬就不需要了……(视频截图)

未成年人,是当今最盛行的说法,有的国家定为20岁以下,有的国家是16岁,而在我国,目前定在18岁以下,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不过,在我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这一说,还竭力鼓动少年儿童向大人看齐,不惜生命与阶级敌人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财产、远离父母上山下乡、放弃学校学习去“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练、坚决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学生批判老师、孩子揭发家长、晚辈斗争长辈,更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文革发动那年,我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以前,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经常受老师表扬。1966年以后,不但向老师鞠躬不需要了,而且优秀老师几乎都成了批判对象。我就读的府学胡同小学一连揪出了多位老师,其中,校长是走资派,被剃成阴阳头,她的儿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学,从此就不来上课了;和蔼可亲的王立人老师成了军统特务;还有一位教体育的田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据说在三年饥荒时期曾泅渡投敌,但没游过去;我的班主任孙纹绣,温文尔雅,对待我们如慈母,最后也被停课接受批判,原来她的父亲是孙良诚,毛选里点过名的人物。

我哥哥与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经常来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边还带着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学,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女儿。智障是近些年从台湾传来的称呼,过去我们用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词汇,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师的牢骚也让我记住了另一种声音,她说小学校长才是科级,怎么也是走资派?孙纹绣从前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怎么会反革命?但王老师很快就不来串门了,因为打砸开始了,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被揪出,社会混乱不堪,最后连那位智障同学的父亲也成了“杨余傅反党集团”的头子,她不知去了哪里。

文革开始,课本也停用了,我们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再加点算术,音乐课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内容,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风琴伴奏,旋律很好听。那个年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是全国人民经常使用的套话,报刊上用,发言时用,连小孩子都会用。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虽说这也是一曲赞歌。

有一天,学校门口开始重新设计影壁,一位美术老师站在那里日夜毕恭毕敬地作画,没多久,油画“毛主席来安源”在我们学校也复制成功了,这幅画当时普及全国各个角落。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早上一进校门就要向这幅画鞠三个躬,然后凑在一起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须的,还要高唱《东方红》,进了教室上课时再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放学时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时期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坐在教室里的标准动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下方,将语录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视前方,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时的统一动作。

那个年代,除了领袖像遍布任何场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氾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不仅人人胸前别着一个,家里还都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我们院里有个历史系教师自己在家开作坊,专门制作毛主席像章,据他儿子告诉我,一共做了一万多个,什么材质的都有。前几年,一位部队文工团的朋友去朝鲜访问,回来后大发感慨,他说即使领袖崇拜,人家也比我们严肃百倍。在朝鲜,像章有一定之规,不许乱做,呼喊万岁的声音则是排山倒海,最终汇成一股声音,而他当年多次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百万人喊声虽然巨大,细听还是杂乱无章、此伏彼起。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新人大的、红梅战斗兵团的,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黑帮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文字,还有漫画,传单撒出去后,街头大人蜂拥而上,争抢传单,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很过瘾。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百丑图”,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漫画像,从刘少奇开头,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孙纹绣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她见到后很不满,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

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扎着皮带,还骑着自行车,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插着腰。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打群架,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是个高干子弟,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什么如今最流行,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以后还知道了“拍婆子”。那时戴绿帽子很盛行,一次,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也是绿的,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扎上去很帅气。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李大哥知道后,问了被抢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来,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但没多久,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被定为“联动分子”,后来又听说被释放,最终也没再见过。

文革前,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红岩》,让我们背诵过《革命烈士诗抄》,在广播里听过《青春之歌》《王若飞在狱中》《革命一家》,看的电影有《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红日》《冰山上的来客》《昆仑山上一棵草》,文革开始,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当时的电影、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封资修”的毒草,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读得非常细,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破“四旧”运动到来时,我家里赶紧将《普希金选集》《日日夜夜》《古文观止》等藏了起来,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这是些由《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许多线装书、世界名著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老师、叔叔、阿姨还有外面那么多人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连《红岩》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那个时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没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哄,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从前称作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大家都叫铁一号。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弹弹弓,欺负谁家的孩子,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就会跟踪、尾随。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灰楼,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老师根本管不了。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警察不时跑来,又照相又侦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实就是乱写乱画。

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低头对着大门,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就将几把椅子、凳子摞起来,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因为工资被冻结,实在没钱买东西吃,饿极了,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参果,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好像演杂技那样,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他说,这样才能让大家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或疾驶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高音喇叭,插着红旗,一路呼喊着打倒、砸烂的口号。

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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