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为何想当“解放军”?原因你想像不到(图)

2019-11-21 05:06 作者: 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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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共军进入北平。
1949年,共军进入北平。(网络图片)

按:我们这些孩子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有一天,哥哥出去到傍晚才回来……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唱颂歌、向领袖像鞠躬、批斗老师、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然后游行、学习。最新指示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九大闭幕,我们无不上街庆祝,高呼口号,一直折腾到深夜。我们还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嘴里高呼过“打倒吴奈温”“打倒苏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嗓子都喊破了,那条路也早被改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后40来年,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

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抄家,在那时最为常见,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书籍、手稿、笔记本、相册、绘画、书法、首饰、存折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我所见,有专政机关,有群众组织,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那个年月,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既无证件,也无制服,手持手电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最厉害的是保定、郑州、柳州、重庆、武汉,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幸亏他用左臂一挡,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却断了,我们因而称他为“断手哥哥”。我和父亲陪着“断手哥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断手哥哥”告诉我们,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

在小学,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还有龙梅和玉荣,所以,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舍生忘死去抢救,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记录片,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经过多少年之后,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化作许多老板和领导的偏好。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孙子,找钱!

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有时请外面的模范人物,也有时就是自己讲。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因为讲得过于频繁,所以就拚命想法编故事,不然,无话可讲。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五分钱,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买冰棍买糖果,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以便获得表扬。劳动时想偷懒,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永远无法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过了大约半年,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当时鹰潭称镇,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达锦江镇。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一个小火车站,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自己照顾自己,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

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是一座千年古镇,也是过去的县邑所在地,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可惜,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店铺大都关闭,成了住房。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铺里,面积不小,后面有灶间,前面有铺面,上面有阁楼,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因为这里潮湿,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楼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可算一算年纪,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

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其中小学只有5年级。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加点算术和唱歌,一周还有3天是劳动,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举得高,举得高奥奥奥……”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一次,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1970年的过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他说,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

在五七干校,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父母相距很远,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盖房子的手艺挺高,而且喂猪也喂得好时,难免疑惑,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知识份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

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他告诉我,他出身中农,从小就下地干活,都是白天务农,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耕读是中国的传统。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表很惊讶,听见一位老表问他:陈老师,您的南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我父亲回答,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因为质量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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