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二十七)(图)

2022-01-22 08:22 作者: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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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外卖员(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22日讯】(接上文二十七,董路雇电视台解说员陪自己聊天,共产党封锁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

只恒文早在90年代初,30年前,在体育部的办公室就跟我说:“记者,毕竟也是国家干部。”这句话非常到位。比如,80年代的光明日报群工部主任王晨现在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副国级。他的部门1985年为我出过《读者来信摘编》,就是没有经过记者调查的内参,帮助我代表我父亲,北京市通县政协委员、画家郭笃民跟通县教育局要房子。所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解放军退役空军少将宋德福,后来当了国家人事部部长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就是瞎胡闹。后来他去了福建当省委书记,身体也被他瞎胡闹弄垮了,年纪不大就死了。他是胡锦涛弄到团中央准备帮助自己从江泽民手里夺军权的人选,但是正经事他不会干,就会瞎折腾。就死了。

但是,只恒文没有认识到国家干部就不能轻易违法,随便违法,比如不惜破坏劳动法,不惜侵犯我人权,要求我大赛之时每天下午2点上班,夜里2点下班,12个小时,每天只挣几十块钱编辑费。辛明每个月2万元,卢学周每个月2万多。董路每个月可以达到4万元。房价是2000元!这么荒唐的事情就可以发生,国家干部只恒文就可以听之任之,却对我随意谩骂,每天骂两个小时。这样的后果他想到了吗?他太牛逼了,想到了也不怕。

因为还有比他更牛逼的,毕熙东就不说了,董路就比他牛逼多了。挣钱多,开豪车;老婆是电影演员;公开骂人,想骂谁就骂谁。当了常务副总编辑之后,把毕熙东的亲戚周志刚都给骂跑了。也把自己的铁哥们儿周超骂跑了。周超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去韩国采访之前跟毕熙东雇来的前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张抒干仗。张抒报道过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次还测得了新的高度。1989年解放军戒严部队大屠杀,他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出版号外。之后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没判刑,但是开除公职。后来化名赵牧。毕熙东雇他来顶替董路当然也顶替了不会写稿子改稿子的只恒文,当了编辑部主任。这时候才开始放弃承包制,每个月给董路发1万元基本工资。周超跟赵牧干仗,为董路打天下。周超先去了《新京报》,后来去了新浪网,一直到今天。

青年体育报搬回了海运仓之后,张抒就自己撤退了。毕熙东也革命,大骂萨马兰奇是黑社会;也反革命,雇佣张抒。我揭露这些,现在中国青年报要是继续下大力气整我,就要掂量掂量这些事情搞大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但是2002年世界杯结束,李学谦催毕熙东扭亏为盈,毕熙东就把董路当了雨伞,任命董路为常务副总编辑。自己退居二线。意思是用董路打开市场打开销路。董路就牛逼了。在大平面跟周超大喊:“我无论如何比你大几岁,还是你进入新闻界的领路人,你不能跟我这么说话!”之后,命令他们足球编辑室的老三张亚非通知大家到小会议室开会,专门声讨老二周超。当着十几个人声嘶力竭地臭骂。隔着门都能听得见。周朝就混不下去了。之前的不久,周超每个月拿2万多元,领钱的时候就跟恩丽红念叨:“这钱发得是不少,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董路就不让他过太久。因为周超能独当一面,毕熙东都惧怕,都尊重。打跑了周超,董路就没有了竞争对手,一骑绝尘!而且自己雇佣的都是在校实习生,那钱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他每个月的收入4万元都打不住!

2004年,青年体育报因为报社的资方北大青鸟公司(这就是中国青年报抛开团中央、党中央的节奏)的人要来不少,需要很多办公室,就被轰出来,流落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六条街道办事处4号楼,专门出租,为街道办事处干部发奖金的办公楼出报纸。地方小,人多,我们这些草民很挤,毕熙东和董路都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编辑部主任只恒文和编务恩丽红,名副其实的校对每个月比我多拿600元的校对陈玉敏三个人一个办公室。董路就到大屋子说:“太挤了,谁搬到我哪里去?”谁敢去,找骂啊?伴君如伴虎,这帮人文化不高,但是是专业的马仔,对这一点很清楚,都不去。

董路就很孤独,没人说话啊。那就雇一个。他不是经常晚上不来办报纸而是去电视台说球吗?董路除了每个月1万元工资,还有稿费。此外的财源是在外面兼职两个,到电视台说球。克扣下属的工资和稿费。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靠他培养提拔,当然心甘情愿。晚上出报纸人员和紧张,他都经常不来,委托给周超,周超被打跑,委托张亚非和李海燕。

董路就把徐阳找来了。徐阳是北京国安队足球运动员,打了好几年北京队甚至进入了国家队,后卫。人长得精神,据说缺点是场上对抗不足,那就是等着退役靠脸吃饭哪。他开始说球了。中国的电视台最早的体育比赛解说都是电视台的播音员,比如宋世雄,就是嘴快,代替了图像,因为更早的解说员是广播电台的。收音机没有图像。宋世雄韩乔生之后,电视台就注意专业化,请会外语的嘉宾,请退役运动员和市面上的媒体记者。董路业余踢球,也能写,也能说,就成了电视台解说。

以后徐阳经常来上班了,所谓上班就是和董路一个办公室坐着,没事的时候,陪着董路聊天。他不会写稿子,名字恨不能都不会写。就是拿嘴说说,还是只跟董路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甚至不到,董路就因为报社一直欠薪,欠稿费要罢工,也在外面散风了,外面的媒体也有报道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体育报欠薪的事情。王宏猷就决定关张,遣散董路他们这些外聘人员。

毕熙东被撤职之后,顶替他的是副社长宁光强和报社事业办副主任任春魁。最早任春魁是群工部副主任,1986年带着我去呼和浩特市采访,为农民年画家李喜春的工作安排呼吁。后来李喜春被安排到了县里文化馆。为此我们约见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回来之后,他就住进了地坛传染病医院,我的肝功能也长期不好,我们在农民家里吃饭,感染了肝炎。那时候中国的肝炎很严重,内蒙古的更严重。我后来很长时间都不能献血,都是病毒检测阳性。所以任春魁是我的老上级。他作为副手,给每个遣散人员发了遣散会议通知,也给我发了一张。这就是糊涂啊!我是编制内人员,是要回来安排工作的,怎么能发这种通知呢?没有它,报社将来还可以耍赖,有这个,报社就只好在法院那里承认我被安排“试岗”。

开会那天,徐阳也来了,和董路都坐在后面。中间,他还跑到主席台上为宁光强等的茶杯里添水。董路笑着说:“你看这心多大啊,都下岗了,工作都没了,还给人家倒水呢。”徐阳退役发了一大笔钱,年轻,也根本没把陪着董路聊天当成一份工作,所以心态很放松。不像我这种人,只有这一个饭碗,而且欠了好几年的工资,受了好几年的压迫。

按照法律,报社都给了遣散费,就是五险一金。徐阳的工作时间只有董路知道,他不会少写。徐阳不写稿子,查都不好查。董路就一口咬定什么什么时候徐阳开始来的,报社有什么办法?何况毕熙东都不跟大家签劳动合同,是公然违法,报社就避免把事情搞大,宁愿消财免灾。那些钱是北大青鸟公司的,公司的钱是股民的,谁会心疼?所以徐阳绝对没少拿钱。在这里聊聊天,就拿走一大笔钱。中国青年报就能干出这样的傻事。

后来徐阳在电视台越说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差了他的资料,发现他如今还是很红火的。

中国的法官就是法庭上的赵立坚和华春莹,也是胡说八道,一点道理不讲,而且比他们更过分,外交部发言人毕竟面对全世界的媒体,太离谱的话也不敢说,报道出去也不好。但是法官的判决和庭审,很难传播出去,即使传播出去了,范围也有限。所以他们肆无忌惮。比如说我的工资高于北京市最低工资就是北京市农民工的工资,所以报社不欠我的钱。对我干的工作也轻描淡写,好像是纯技术,纯劳动力,很简单。实际上,我发挥的是党中央直属机关专业技术干部的作用,承担了处级干部的职责。举个例子。

2003年的非典肺炎疫情,跟今天的差不了多少,对国家和人民的冲击也非常大。那次死了很多人,广东和香港那边来的“毒王”就在报社所在的海运仓胡同西头的东直门中医院看病,未确诊之前,所以传染了很多人。当时的治疗办法主要是使用激素。激素的副作用是造成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就是大腿骨的头,与骨盆的槽连接,股骨头坏死,这人的行走就成了问题。现在歌星刘欢的病情加重,也是股骨头坏死。他年轻的时候甲亢,治疗中可能使用了激素。我在90年代中期写了他的批评报道,他因此请我吃过饭,在报社东面,二环路外侧的国安部办的保利大厦。非典中死里逃生的人不少后来都瘫痪了,但是官方和今天一样也是打压封锁,直到这些人默默死去。所以今天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事。所以今天共产党也要竭力封锁一切消息。人是健忘的,人是要死了,时间一长,忘了死了,共产党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了,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建达大厦的西面,2000多米,就是地坛传染病医院,那个时代,中国人都没有接触过肺炎那样重的疫情,一般就是肺结核和肝炎。所以传染病医院就建在闹市区。后来迁到了首都机场附近,地广人稀的地方。我去过地坛传染病医院。是看望任春魁。

毕熙东当时听人聊天,说地毯传染病医院的医疗垃圾不苫盖,就敞着使用卡车拉走,被风吹到马路上,传播病菌。就授意卢学周写一篇评论,登在青年体育报综合体育的版面上,我看了就跟只恒文讲了。我说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报纸实行行业管理,体育报怎么能刊登这种消息。这是属于政治类的。要是发表,应该放在时政类报纸上。只恒文恍然大悟,就阻止了。就避免了一场灾祸。

只恒文也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在文摘版刊登了一个顺口溜,把解放军、人大、政协全骂了。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就是报社编辑记者罗强烈的老婆。罗强烈是四川人,曾经和女记者,陈小川后来提拔的军事部主任,编委李雪红假结婚,帮助李雪红从重庆调进北京。此前李雪红和重庆市团市委书记睡觉,搞定了那边。罗强烈却背了一个离异的黑锅,结婚就晚。这位以为别的报纸刊登过,就安排到了版面上,发表之后,上面怪罪下来,立即就把这张报纸封了。人员遣散。只恒文告诉我这件事情,是让我一定要堵住这一类的问题。我就堵住了。不然,青年体育报也会被立即封掉,关张。

当时罗强烈买的房子和贺延光的在一起。贺延光是著名的摄影家,胡锦涛都认识,给胡锦涛拍接见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片子,是抓住了连战走过来与原地不动的胡锦涛握手的一刹那,把胡锦涛是皇帝,连战是诸侯的概念图解,就获得了大奖。贺延光还拍过北大学生举着“小平您好”的横幅走过天安门的片子,也获得了大奖。他是中国最革命的摄影家,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我在武装部宿舍楼的邻居,301的住户。他知道了此事,恶狠狠地说:“活该,平时也不学习政治,到时候就出了大事。”

目前贺延光在美国洛杉矶陪着第二个老婆和孩子,他的二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呢。他来了几年了,估计在美国都买了房子。摄影记者比文字记者的钱要多一倍。要是新闻发布会,都是给他们很大的红包。他们自己也会开婚纱摄影楼之类的买卖。手艺比一般的照相馆强多了,所以生意都会很不错。

我们报纸的另一个摄影家,和我一批进报社的刘占坤,就是这样的大款。人称出国培训站。他的几个女朋友都是和他分手之后去了美国!

我封锁疫情的消息和评论,这样的工作是农民工的工作吗?既然不是,就不能拿农民工的工资标准来衡量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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