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我學習彈鋼琴。我很愉快。老師們和同學們都很熱情。唯一使我不快的事是幾乎所有的我的同班同學都是共青團員。只有我不是。他們每人都在胸前佩帶著一枚紅色的團徽。只有我沒有。每星期六下午團員們都要開會，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宿舍。好幾次我偷偷地哭，我恨自己的父母。是他們毀了我的一生。我常常寫信問他們為什麼要反對黨。他們每次給我回信，都用卑下的口氣求我原諒他們。說他們正在用艱苦勞動的汗水來贖他們的罪，以便有朝一日能重新跟我團聚。每次我讀著這些信都禁不住哭起來。我恨他們犯了罪。但我越恨他們，就越覺得在我心深處，我還是很愛他們的。這種矛盾撕裂著我的心，攪渾著我的頭腦。在學校我從不跟任何人談這件事，我只跟艾老師傾訴。她是這世界上唯一理解我的人。幾乎每星期天我都到艾老師家。有一次，我告訴她我寫信責怪父母的事，出乎我的意料，她說我不該這麼作。
「他們肯定已經很後悔他們所作的事，你不該再往他們的傷口上撒鹽。」艾老師說我應該相信我所在的學校的團組織。正因為我是右派份子的兒子，就更需要好好改造自己，接受團組織對我的考驗。艾老師的話給了我安慰和鼓舞。我滿懷信心地又回到學校。
1966年的五月到了。我們都在忙著準備學年末考試。有幾個跟我要好的同學悄悄告訴我，我們班的團支部正在考慮我入團的事。這消息讓我十分高興。就在這時，報紙上開始批判所謂的「三家村」。據報紙上說，「三家村」是由三個著名的作家和記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我們的黨。大家都對「三家村」義憤填膺，紛紛寫大字報聲討「三家村」，考試也不準備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形勢急轉直下，到了五月末，北京的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癱瘓了。我們既沒課也沒考試了。每個學校都發現了自己的「三家村」。在我們學校也找到了由三個老師組成的「三家村」。他們中的一個就是我的鋼琴老師。他是一位和藹的老先生，一位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但是現在，據說發現他是一個反革命。我們這些他從前的乖學生，現在都毫不留情地寫大字報批判他。
一天，我們學校的黨總支書記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一進去，驀然看見熊老師－－我小學的常識課教師－－一位令人討厭的傢伙。他來這幹什麼？一種不祥之感襲上我的心。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他們兩人面前。姓熊的繃著臉說，他是代表我原來的小學的黨組織來通知我，艾老師是我原來的小學的「三家村」的成員之一。但艾老師不願認罪。所以，現在需要我來親自揭發艾老師的反黨罪行，因為誰都知道我是艾老師最喜歡的學生。我常去艾老師家，所以肯定知道更多有關艾老師的情況。
姓熊的話如晴天霹靂，一下把我震懵了。
「不，不，我一點也不知道艾老師的情況。我只是去她家上過幾次鋼琴課。我……我……」
「聽著！」我們學校的黨總支書記說，「我們知道你沒有參加艾華的反黨黑幫，但你過去跟她關係密切，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所以，肯定你受她毒害不小。如果你拒絕從你的腦子裡清除艾華對你的毒害，這對你將是很危險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無情的，誰要是膽敢抗拒它，誰就將被它燒得屍骨無存。好好想想吧！我聽說你們班的團支部正在考慮發展你入團，現在是否揭發反革命分子艾華的反黨罪行正是團組織對你的一個考驗。你要好好為你自己的前途考慮考慮。難道你想為反革命分子艾華殉葬嗎？」
「不，不，我不想。」黨總支書記的話像一把匕首威脅著我。「但你們能告訴我艾老師，不，艾華犯了什麼反黨罪行嗎？」
姓熊的以輕蔑的眼光看著我說：「這樣吧，你跟我到學校走一趟。我讓你看看學生們寫的大字報。」
一進學校大門我便嚇了一跳。到處都是大字報：走廊上，教室裡，地板上，天花板上。幾乎所有的大字報都揭發或批判艾老師。有的大字報說艾老師是蔣介石從臺灣派來的間諜。有的大字報說艾老師的鋼琴是一台電報發報機，當她彈鋼琴的時候，就將密碼發給臺灣的間諜機構。有的大字報說艾老師常常邀請學生到她家喝咖啡或吃巧克力。這說明她想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引誘和腐蝕學生。還有的大字報說艾老師用西方資產階級的音樂來腐蝕學生。例如她教學生彈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就是想鼓勵學生要有個人野心。這些大字報都措辭激烈。如說艾老師是化妝成美女的毒蛇，是白骨精，是一顆埋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看著這些可怕的指控，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頭腦混亂，實在無法將艾老師的形象和一條毒蛇聯繫在一起。
「怎麼樣？有什麼感想？」不知什麼時候熊已經站在了我的身後。
「嗯，嗯，嗯。」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這些大字報還沒有擊中要害。」姓熊的說。「你應該記得艾華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好好想想！如果你不想為艾華殉葬的話。」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後，我的頭腦陷入了極端的混亂。我無法想像艾老師是臺灣的特務。她對共產黨是如此熱愛，怎麼可能會是反黨黑幫？我記得清清楚楚，每次她談到黨，談到毛主席，就好像談到自己的親人，這種感情是不能假裝的。但是，大字報上說的那些又怎麼解釋呢？報紙上說敵人可能會隱藏得很深，甚至會鑽進我們的心臟，還會化妝成美女。艾老師會不會就是這種類型的敵人呢？對了，艾老師從來沒跟我清楚地談過她的家庭，她的過去，這或許值得懷疑。她很善於偽裝，從來沒在我面前流露過對黨、對毛主席的仇恨。但是，讓我好好想想，也許能找出一些東西來。可是，可是……啊，對了，那本書！現在我想起來了。有一次，我在艾老師家吃午飯，我們兩人不知聊起什麼，具體的話題我想不起來了，艾老師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重要的是知過能改。我說這話不對，有的人就從不犯錯誤。例如毛主席。艾老師說：「不對！毛主席也不總是對的。例如，他年輕的時候，就信過康有為和梁啟超，這兩人都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派。」
艾老師的話使我大吃一驚，以前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些。「你怎麼知道的？」我問艾老師。
「在一本書上看到的。」
「什麼書？我也想看。」我說。
「這書對你也許太難，以後吧。」
「不，不，我想現在就看。」我堅持著。
「是本舊書，用的是繁體字。」
「這對我不是個問題。我認識幾乎所有的繁體字。」
在我的一再堅持下，最後艾老師從她的臥室裡拿出一本書。這是本舊書，磨損的書皮上寫著：《紅星照耀著中國》。作者是埃德加．斯諾，一位美國記者。書是四十年代出版的。
艾老師非常珍愛這本書，只允許借我一個星期。但三天後我就看完了。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書，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的自傳。我知道了他的童年、青年，他的革命經歷。但也有一些「大不敬」的描寫讓我瞠目結舌。例如，斯諾寫到，他在一次採訪毛澤東時，看到毛澤東當他的面解開皮帶，伸手到褲襠裡抓虱子。書中還寫到毛澤東的妻子姓何，而不是江青。總之，書中毛澤東的形象和我在教科書和報紙上看到的形象不太一樣。
我越想越覺得艾老師可疑。她對我說的那些有關毛主席也並非一貫正確的話，是想摧毀我對毛主席的信仰。也許她想讓我加入她的黑幫。她讓我彈她的鋼琴，是想利用我為她向臺灣間諜機關發報。
那天晚上我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絕不允許艾華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大字報上我寫到艾老師說毛主席並非一貫正確。但我沒提到艾老師借我斯諾的書的事。
第二天，我把大字報帶到學校，交給了熊。他看了以後，微笑著說：「不錯！現在我讓人貼在顯眼的地方。下星期一我們開批判艾華的大會，你可以來參加。」
星期一那天早上，我來到母校。批判大會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行。熊讓我到講台上來，坐在他的身邊。「今天我讓你看一齣好戲。」他說。
批判大會開始了。一個穿著黃軍裝的女學生領頭呼喊了一大堆口號。然後，熊以學校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宣布批判大會開始。「現在，把臺灣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黑幫分子艾華帶上來。」熊用他的公鴨嗓子喊道。
在一片暴風雨般的口號聲中，我看到一個頭戴紙糊的高帽，雙手反綁的人被帶上了主席臺。「我的天，」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艾老師的長發被剪成了癩痢頭。她的雙手被塗上了黑墨。她的脖子上掛著一塊黑板，上邊用白字寫著：「反革命分子、臺灣特務－－艾華。」學生們一個接著一個上臺批判艾老師。他們中有的人往艾老師臉上吐痰，或者用腳踢艾老師，以顯示他們的深仇大恨。有好幾次，艾老師被沈重的黑板壓得站立不住，幾乎要摔倒，但馬上被旁邊兩個看押她的學生提了起來。此時一個戴眼鏡的女學生走上臺來，指著艾老師的鼻子問：「為什麼你膽敢誣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是一貫正確？你居心何在？」艾老師無法抬起被兩個學生摁著的頭。她不回答。這個女學生又問了一遍，艾老師還是不回答。女學生便回頭來問我道：「是不是反革命分子艾華跟你說過反對毛主席的話？」我點點頭，「是，她說過」。這個女學生便開始呼喊口號「反革命分子艾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萬死。」台下都跟著呼喊。突然，這個女學生脫下一隻鞋子，猛然地狠命抽向艾老師的臉。只見一縷鮮血立即從艾老師的鼻子裡流了下來。這女學生又猛抽了兩下，只見艾老師兩腿一軟，便倒在台上。旁邊的兩個學生試圖把艾老師拉起來，但一拉起來，艾老師馬上又倒了下去。這時，那個女學生穿上鞋，振臂高呼道：「絕不允許反革命分子艾華裝死！」大家也跟著她喊起來。這時候，艾老師掙紮著站了起來，踉蹌著走近話筒，用微弱的聲音說：「我不是反革命，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沒等艾老師說完，熊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喊道：「絕不允許反革命分子艾華繼續放毒！」那個女學生又脫下鞋，朝艾老師的頭、臉猛抽，直到艾老師重又倒在台上，再也不動了為止。
批判大會在一片混亂中結束了。艾老師被人從台上拉下來，拖到三樓的一間女廁所，被扔在了地板上。當我從那經過時，從敞開的門裡看見艾老師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頭上、襯衫上都蘸滿了鮮血……
我的心感到一陣絞痛。我跑到一個無人的地方，淚水奪眶而出。我對著蒼天喊道「為什麼？為什麼？」
第二天，乘看守的學生不注意，艾老師從三樓女廁所的窗戶裡跳了下去，死了。
在那些日子裡，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自殺，又有誰會注意一個普通的小學音樂教師的悲劇呢？
當我講到這，Evelyn猛地從床上站起來，想走。我拉住她說：「冷靜點！我還沒說完呢。」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風向忽又變了。毛主席也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叫：《炮打司令部》。
報紙上說，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學校，以前的那些被打成「黑幫」的老師，現在都被解放了。而學校的黨的領導人，卻被指控為「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遭到批鬥、毒打、凌辱，一如他們以前對待那些黑幫一樣。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我上街去買醬油。（學校的食堂處於半癱瘓狀態，我們常在宿舍自己做飯。）遠遠地聽到鑼聲。我沒太注意。那年月，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被批鬥、遊街。我騎著車繼續往前走。到了一個路口，猛然看見一隊人，簇擁著一個戴高帽的人遊街。當隊伍走近我時，我看見那個戴著高帽被遊街的人正是熊。他一邊走，一邊用被塗黑的雙手敲著鑼。每敲一下，便喊一句：「大家快來看！我是個走資派。」「幫……！」「大家快來看！我是一個大淫棍。」「幫……！」
「大淫棍？」我覺得很奇怪。於是離開遊街隊伍，騎車到母校去。學校裡仍然到處是大字報，但容卻是批判學校的黨支部書記－－熊。幾乎所有的大字報都指控熊利用職權，猥褻和姦污了不少女教師。對那些拒絕了他的淫慾的人，他便加以報復。有一張大字報說熊應對艾老師的死負責。大字報說熊利用艾老師入黨心切的心理，常常要艾老師到他的辦公室「匯報思想」。逐漸地熊便對艾老師動手動腳，遭到艾老師的拒絕。但熊仍不死心。最後，艾老師忍無可忍，到上級那告了熊的狀。熊於是懷恨在心，常給艾老師小鞋穿。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熊認為報復艾老師的機會到了，他利用學生的狂熱和無知，慫恿他們發揮想像力，誣蔑艾老師是臺灣特務，說什麼艾老師利用彈鋼琴向臺灣發報，但這些誣蔑都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熊便威脅艾老師以前教過的一個學生，脅迫他控告艾老師攻擊毛主席。但是，怎麼可以相信一個受威脅的學生的話呢？最後，大字報的作者要求為艾老師平反，要求追究熊迫害艾老師致死的責任。
看完大字報，我感到一陣眩暈，幾乎站立不住。我找了一個角落坐下，心裏極為難受。我覺得自己是個傻瓜，是個凶手。
當我覺得好受一點，便站起來朝大門口走去，正好看見一幫學生正在戲弄熊。他們把一根竹竿擱在大門口的兩把椅子上，命令熊從竹竿底下爬過去，不許碰到竹竿。熊頭上戴著高帽，脖子上掛著大木牌，笨拙地試了幾次，怎麼也無法從竹竿底下爬過去。他跪在學生們的面前，求他們饒了他。但學生們就是不答應。這時他大概是再也受不了了，大聲吼道：「我是一個人，不是一條狗！你們不能像對待狗那樣對我！」
「你不是人，你是豬！」學生們吼道。一個學生給了熊一個巴掌，吼道：「給老子繼續爬！要不，老子揍死你！」
熊好像是瘋了一樣，猛地把高帽和木牌往地上一摜，狂吼道：「我不想活了，你們殺了我吧！」
學生們立即像一群餓狼撕咬一隻羊似的一擁而上，拳腳棍棒交加地對熊一頓猛揍，熊頓時就倒在地上，鮮血從他的頭上、嘴裡流了出來。
我明白，像這樣揍下去，熊肯定是活不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吼道：「住手！」
學生們立即把我團團圍住：「你是誰？不想活了？」
「我是『三司』的。」那時，北京的紅衛兵組織中，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最吃香。
當然我說的是假話，為的是唬住學生們。我從褲篼裡掏出一個「三司」的袖章，戴在臂上。這個袖章是我的一個朋友給我弄的，為的是出門時可以護身。
學生們仔細地看了看我的袖章，仍然半信半疑。於是我高聲說：「我懷疑你們之中有人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分子。」
「誰？」他們問。
「誰？那些想打死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人。」我指著熊說道。
「為什麼？」他們大惑不解。
「你們學校一共有多少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個，就是他。」一個學生答道。
「他要是死了，你們斗誰去？你們怎麼揭發他以前犯下的罪行？實際上，你們正在幫助他逃脫文化大革命的清算。」
學生們低頭想了一會，然後說：「你說的有道理。」
他們命令熊回家去。「準備好參加下一次鬥你的大會。」
就這樣，熊撿了一條命。
十四年以後，一九八零年，在一次有關音樂教育的會議上，我又見到了熊。他已經成為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在會議結束時的冷餐會上，熊手裡拿著一瓶茅台走近了我。
「我是熊。還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
「我應該以這杯茅台感謝你。那次要不是你的干預，我就活不到今天。來，乾杯。」
我接過熊遞過來的茅台，一把撒在他的臉上。
「滾開！」我說。
一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了熊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知道因為艾老師的死，我恨他。對他來說，艾老師的死也是良心上的折磨。他想跟我說的正是這件事。
那個星期天，按我們事先的約定，我在北海公園的西門見到了熊。他交給我一個大信封，然後開始了他的敘述：
「這個信封是一個紅衛兵在抄艾老師的家時找到的。紅衛兵說那是無線電密碼，要帶回學校去破譯。那時我也在，我看了一眼，知道只不過是樂譜罷了。但那時我一心只想報復艾老師，所以什麼也沒說。我注意到在樂譜的第一頁的左上角有一行秀麗的小字：『交烏立希』。那時我才想起利用你來整艾老師，所以不想讓紅衛兵懷疑你。於是我乘人不注意，把第一頁撕了。
破譯失敗之後，紅衛兵把樂譜放在了我的辦公室。再也沒有人對這些『密碼』感興趣。艾老師死了之後，我感到很後悔。我只想報復報復，並不想害死她。在我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前，一天，我把樂譜帶回了家，藏了起來，作為對艾老師的紀念。但是，按照艾老師的遺願，這個樂譜屬於你。你得意識到，我也救了你一命。即使是無意的。想想要是紅衛兵發現那個『密碼』是交給你的……」
我不想再聽熊的敘說，迫不及待地打開信封，馬上意識到那是艾老師不願教我的《吳鉤月》的樂譜。
「怎麼？你不是告訴我在你的一再堅持下，最終我媽媽不是教你了嗎？」Evelyn睜大眼睛問道。
不完全是這樣。我是一再堅持，但艾老師總是說她已經答應她父親不教給任何人。
大概在我小學快要畢業的那年春天，一天，艾老師沒有來上課。來代課的另一位女老師告訴我們艾老師病了，住院了。
那天下午，我買了一些水果，趕到了醫院。我進病房時，看到艾老師正斜靠在病床上。一見我，艾老師高興得親了我一下。
「你知道嗎，」艾老師說，「昨天晚上我差點死了。」
艾老師告訴我，昨晚上，她突然感到肚子一陣疼，幾乎昏過去。在鄰居的幫助下，叫來了救護車。經診斷，是急性闌尾炎，要馬上住院開刀。醫生說，如果再晚來十分鐘，就沒救了。
「不！」我情不自禁地嚷道。「您不能死！」
「如果我死了，你會想我嗎？」艾老師問我。
「您不能死！」艾老師會死的想法讓我害怕。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會忘掉我嗎？」艾老師追問道。
「如果您真的死了，我天天到您的墳墓上獻上一束花，為您哭一場。」
艾老師聽到這不禁笑了。這時，我想起一個問題。「艾老師，如果您死了，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人會拉《吳鉤月》了。」
艾老師並沒有為我的愚蠢問題而生氣，反而笑著問我：「這很要緊嗎？」
「對，很要緊。」我認真地回答道。
「那這樣好了，我死之前教你《吳鉤月》，好嗎？」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不是戲言吧？」
「絕不是！」艾老師說。
看著眼前的大信封，醫院裡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艾老師恪守了她的諾言，在決定自殺之前，為我寫下了《吳鉤月》的樂譜。但未能及時地交給我。
「那麼，你是從我媽媽留給你的樂譜那學會《吳鉤月》的？」
「是的。」
「你不會拉開頭的一段，是因為那該死的熊把它撕掉了？」
「是的。」
「為什麼跟我撒謊？」
「因為事實是我心靈深出的痛苦創傷，我不願觸動它。還有，我怕失去你。」
兩人相對無言。過了約一刻鐘，Evelyn問我：
「那樂譜在你這嗎？」
「對，在我這。」
Evelyn忍著啜泣，仔細地看著樂譜，淚水像斷線的珠子一樣掉了下來……
「我知道你此時的感受。原諒我！」我說。
「不！」Evelyn嚷道！
我沒想到Evelyn會如此反應。「但你答應過我的……」
「你做的那些好事，你說的那些謊話，還想讓我原諒你？我媽媽待你如親生兒子，而你卻背叛了她。」
「不，你錯了！」我像一個聽了宣判後的犯人那樣喊了起來。「你不能這樣說我。」我對Evelyn說。「是的，艾老師待我如親生兒子，但我並沒有背叛她。相反，我之所以對不起艾老師，恰恰是因為我不折不扣地聽了她的話。」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恰恰是艾老師教我作我作了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只有兩人－－我父親和艾老師。從小，我父親就教我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是世界上最親的人，比自己的父母還要親。即使後來被打成了右派，我父親在他的每一封來信中總是囑咐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要聽毛主席的話。艾老師也總是說毛主席是中國的大救星，毛主席和黨給了我們真正的生命。我們應該相信黨，依靠黨。艾老師每個月寫一篇思想匯報給學校的黨組織。在思想匯報中，她向黨組織坦白一切。在他們兩人的影響下，我以為在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就是毛主席和黨。所以，當熊代表黨組織告訴我艾老師是黑幫時，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受到的教育告訴我這是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黨的領導說的。要知道，那是一個發瘋的年代。在那個年代，大家都把自己的頭腦扔掉了，只用毛主席的頭腦思考，行動。你要理解，你要是我，也會作同樣的事。你要明白，在那個年代，兒子檢舉父母，或者妻子檢舉丈夫是極為平常的事。」
「對，你說的我都能理解。」Evelyn說。我一聽馬上又抱著希望說：「那麼，你原諒我了？」
「不！」Evelyn說。「你對我媽媽作了這樣的事，我怎麼能原諒你？我媽媽被打得頭破血流，而你卻坐在那無動於衷。你真是冷血動物。我真是瞎了眼和你這樣的人交往。現在，對不起，請你出去，我不想再見到你！」
「但這是我的家啊。」我說。
「那我走。」Evelyn抄起電話叫了一輛出租到機場。
「你還要去中國？」我問。
「對，我要去找我母親的骨灰，我要報復那該死的熊。」
就這樣，Evelyn走了。臨走前，她從背包裡拿出我送她的蠍子玩偶，往地上一摜：「你比蠍子還狠毒！」這就是Evelyn最後的一句話。
聖誕節後的一天，Evelyn家的菲律賓保姆給我打電話，說Evelyn的媽媽從非洲回來了，想和Evelyn談談。我告訴她Evelyn已經去了中國。
一天，我正在音樂學院的教室裡彈鋼琴，我的老師進來告訴我外邊有一個太太想見我。
我出了教室，看見走廊裡有一個穿著白狐狸皮大衣的女人。從遠處猛一看，輪廓很像艾老師。走近了才看清楚不是艾老師。但兩人的相像使我驚嘆不止。她自我介紹說是Evelyn的媽媽。她很著急。她說Evelyn的爸爸很忙，現在不能回義大利，她問我Evelyn出了什麼事，Evelyn找到了什麼照片。她從菲律賓保姆那聽到了照片的事，但不知道是什麼照片。
在音樂學院對面的一家酒吧裡，我向Evelyn的媽媽敘述了照片的事以及我怎麼認識Evelyn的。我也把艾老師的事全告訴了Evelyn的媽媽。
Evelyn的媽媽很緊張地聽著，一支接著一支地吸菸。當我說完以後，她把煙頭一摁，說：「好吧，我把實話都告訴你。」接著，就開始了她的講述。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一片混亂。大家都認為共產黨肯定要打到上海，很少有人還相信國民黨說什麼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湯」的宣傳。有錢人紛紛外逃。我父親是南京政府的高級官員，也接到命令帶著家眷撤退到臺灣。但是，我母親卻決定把我和我哥哥愛中送到英國倫敦她哥哥那，也就是你的艾老師的爸爸那。我舅舅那時在倫敦中國大使館當一秘。那時我正上高中，我哥哥愛中正在上大學二年級。我很高興能去倫敦學習，而我的哥哥愛中卻不太高興。在他的大學，有很多共產黨學生，其中一個成了愛中的好朋友。愛中在這位朋友的影響下，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當然，對此我父母一無所知。愛中想留在即將解放的上海，但後來，大概是他的共產黨朋友們勸他出國深造，學成後回來報效祖國。因為愛中想學核物理。總之，雖然不情願，最後愛中還是和我一起去了倫敦。
在倫敦，我們住在舅舅家。我和舅舅的女兒愛華同歲，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哥哥愛中進了牛津大學學習，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我和愛華一起上高中。
晚上，舅舅常常帶我和愛華參加舞會。這些舞會都是在舅舅的同事－－各國的外交官的家舉行的。舅舅很為我們自豪，因為晚會上所有的人，特別是各國年輕的外交官都爭著要和我們跳舞。舅舅很喜歡我，總是把我當作他的小女兒（我比愛華小几個月）介紹給大家。正像一句中國成語所說的：「外甥多似舅」，我長得很像舅舅。
正是在一個這樣的舞會上我們認識了一個叫Tiziano的年輕的義大利外交官。Tiziano是個出色的小夥子。有著一顆溫柔的心。像他這樣柔情似水的男人在我的一生中還從未見到過第二個。而且，他是那麼聰明，那麼博學……哎，我不知該怎麼向你形容。我和愛華都愛上了Tiziano。但是我們兩人互相並不吃醋。對我們兩人來說，這是一種帶點幼稚的、童話般味道的愛情。
Tiziano更喜歡愛華。愛華比我更成熟。她四歲喪母，因而更善解人意，性格中帶著幾分幽怨。Tiziano非常欣賞這些。所以，當有一天愛華向我透露說她懷孕了，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當愛華和Tiziano結婚時，還是我當的女儐相。
不久，Evelyn就出生了。Evelyn長得很漂亮，既像她媽，也像我。大家都取笑說Evelyn是我的女兒。愛華覺得這很可笑。開玩笑說這是因為當Tiziano和她作愛時，想的是我。我知道這是玩笑話，但不知為什麼這個玩笑讓我覺得好受些。
「你在笑我吧？」Evelyn的媽媽問我。
「不，不，是愛華的玩笑讓我覺得好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跟你講這些。哎，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Evelyn出生後，為照顧孩子，愛華放棄了大學。但她想溫習溫習漢語。她問我借一些中文書看。我就把愛中的一些中文書借給了愛華。其中有一本從俄語翻過來的小說，叫《鋼鐵是怎麼煉成的》，作者的名字我記不得了。另一本叫《法尼娜•法尼尼》，是司湯達的小說。
一天下午，我從大學下課後，到愛華家去看看我的「女兒」Evelyn。當愛華給我開門時，我看見她兩眼紅紅的，好像剛哭過。我問她是不是跟Tiziano吵了架，她說不是，是她正在看《鋼鐵是怎麼煉成的》，被感動了。
那時候，我哥哥愛中正在上牛津大學的核物理研究生課程，住在大學宿舍，只是星期天有時候回來。哥哥長得越來越帥，正是少年意氣，英姿勃發。在牛津不知有多少女孩追他。星期天愛華和Tiziano常來舅舅家，這樣有時候我們在一起吃飯。
一九五五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們聚在舅舅家的花園裡吃午飯。席間，愛華問愛中畢業後想作什麼，愛中想都沒想脫口回答道：「回中國。」
大家都一怔。「別這樣看著我。我沒瘋。」愛中對大家說。
「你決定了嗎？」Tiziano問。
「決定了。」愛中回答道。
「你會後悔的。」我說。
「我絕不會後悔的。」愛中說。
「回中國後你作什麼呢？」愛華問。
「我可以當教師，當工人，當農民，總之，我要為新中國作出自己的貢獻。」
這時，我問舅舅說：「舅舅，您的意見呢？」
舅舅呷了一口茶後說：「或許到了我跟你們說你們的大伯的故事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伯？」愛中、愛華、我都瞠目結舌。我們從沒聽說過有一個大伯。舅舅繼續說道：
你們的爺爺共有二男一女：老大是你們的大伯，老二是我，老三就是你們的媽媽。三人中屬老大最聰明。十七歲就考上了日本官費留學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馬上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徒。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他回到中國，在我們老家組織了全省第一個農民協會。他鼓動農民起來反對地主的剝削。他試圖說服我父親把自己的土地無償分給農民。但我父親罵他是不孝之子，是「骼膊肘往外拐。」於是，我哥哥就要求我父親把他自己的那份該繼承的田產分給他，我父親同意了，但宣布從此不認這個不肖之子。我哥哥就把他那份田產全分給了無地的農民。此舉為你們的大伯贏得了很高的聲望。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軍攻克武昌。我們老家的農民運動如火如荼，所有的地主的土地都被農民協會沒收了，包括我父親的土地。我父親很氣，有一次和村裡農協的主席吵了起來。於是，農協便決定召開全村大會鬥爭我父親。為了打下父親的囂張氣焰，農協要在大會後讓我父親遊街，要父親戴上紙糊的高帽，邊敲著鑼邊高喊：「我是個土豪劣紳，我再不敢跟農協作對了。」
戴高帽遊街本是中國農村傳統的懲罰小偷和淫婦等的辦法。現在農民用它來懲罰地主。我父親從未想到有一天也會輪到他來嚐嚐這種懲罰的滋味。他氣得直哆嗦，說：「士可殺而不可辱。」如果農協真的讓他戴高帽遊街，他就自殺。我母親著急了，連夜趕到省城去找女兒，也就是你們的媽媽。那時你們的媽媽剛結婚，和你們的父親住在省城。你們的媽媽馬上去找她哥哥，也就是我大哥。那時大哥已是省農協的秘書長。你們的媽媽跟大哥說了村子裡發生的一切，請大哥想想辦法避免父親的自殺。但大哥說：「我是農民協會的秘書長，不是地主協會的秘書長。我不能為一個地主說情。即使他是我父親。孫中山先生不是說過嗎：『耕者有其田』。父親不是老是說他是孫先生的忠實信徒嗎？那為什麼反對孫先生的政策呢？」
你們的媽媽回答說：「但孫先生也沒說過可以用封建的非人道的懲罰手段來羞辱一個人。」
大哥說：「這是因為過去父親待農民不好，羞辱過他們，現在他們得泄泄氣。」
你們的媽媽回答說：「這不對。以我親眼所見，父親總是幫助窮苦農民，常借錢給他們。父親還為村裡作了不少公益事業。如辦小學，修路修橋……」
大哥有點生氣了，說：「對，你說的或許是真的。我也不否認父親在他一生中作過幾件好事。但這並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父親是一個地主。是反封建主義鬥爭的對象。你不知道什麼是革命。革命不是酒宴，更不是舞會。革命是暴力行為，是戰。在戰爭中，你怎麼能區分哪一槍是打對了，哪一槍是打錯了？戰爭就是戰爭！你懂嗎？我的小姐。」
你們的媽媽回答說：「我不如你懂那麼多大道理。但我知道父親也是一個革命者，參加過著名的廣州黃花岡起義。在攻打總督衙門時被子彈打掉了一個耳朵。那時你在哪？」
大哥無以對答，但氣得滿臉漲紅。
這時，一個在辦公室寫東西的姑娘站了起來，走近大哥，說：「你冷靜一點，我來跟你妹妹談談。」
這姑娘是大哥的未婚妻，叫夏明。夏明和你們媽媽出了門，對你們媽媽說以她所見，最好的辦法是說服父親到省城來避避風頭，也不必告訴大哥。你們的媽媽想了想，覺得也只有這個辦法了。於是，我父親被迫離開鄉下，來到省城，躲到了我妹夫的一個朋友的家。這樣，我父親避免了一場羞辱或自殺。
一年以後，蔣介石開始屠殺共產黨人。我大哥和他的未婚妻夏明在南京被逮捕。當我父親聽到這一消息，好像忘了他和大兒子之間的恩怨，馬上發了一封電報給老朋友蔣介石請求赦免。蔣介石馬上給父親回了電，說只要他的大兒子和未過門的兒媳婦寫一封悔改書，保證今後不再參加任何共產黨的活動，馬上就能獲得釋放。否則，就槍斃。
父親馬上讓你們的父母趕到南京的監獄裡說服大哥和夏明。但他們不願見你們的父母。只是通過看守交給你們父母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這是屈原《離騷》裡的句子。
詩句下邊，還有一行小字：「余友郭天龍夫婦，雙雙遇難。留有一嬰。望全力尋之，並撫育成人。切囑。」
幾天後，大哥和夏明在南京的長江邊上被槍斃了。消息傳到老家時，我父親一句話也沒說，一會兩行老淚滾滾而下，喃喃道：「像我，像我。」
我母親卻哭著喊道：「該死的蔣介石，還我兒子！」
兩個月後，我母親因傷心過度，死了。母親死後兩個月，我父親也死了。臨終前，父親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國人總是勇於戰而怯於外爭。此國之所以不昌也。你們要向我保證，從你們的兒女起，絕不再參加任何形式的戰。要為中國腳踏實地地作點實事。」當我和你們的媽媽答應後，父親雙眼一閉，與世長辭了。
你們的媽媽遵照大哥的遺囑，到處打聽郭天龍夫婦留下的嬰兒，但誰也不知道在哪。我和你們的媽媽到處找，最後，在郭天龍夫婦原來住的公寓的門房那找到了。原來，郭天龍夫婦被逮捕時，把他們剛出生的兒子托付給了門房。門房沒有兒子，愛這個孩子如己出，不願交還給我們。你們的媽媽不得不付了一筆可觀的錢。那時，你們的媽媽還沒有孩子，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兒子，給他起了個名字「愛中」。就是愛中國的意思。我們決定把這個秘密保持到愛中結婚時為止。但今天我覺得到了該說出來的時候了。
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為理想而活。如我父親、大哥和夏明，還有他們的好友郭天龍夫婦。另一種人為自己而活。如我。但我欽佩那些為著一種崇高的理想而活著的人。如果我沒弄錯，愛中今年二十八歲了。你已是成年人了。你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道路。你的親生父母為建立一個新中國而獻身了。現在你要回去建設她。我沒有任何可反對的。但我希望你記住爺爺的話：「絕不要讓自己捲入任何形式的戰。要遠離政治，要為我們的國家作一點具體的實事。」
舅舅說著，拿出大伯和夏明的照片給我們看，還有他們臨刑前寫的紙條。愛中顫抖著雙手，看著照片和遺言，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午飯後，我和愛華洗碗時，愛華低聲對我說：「可憐的愛中！也許最好不告訴他事實。」
在愛華的堅持下，我也看了《鋼鐵是怎麼煉成的》這本書。「你覺得怎麼樣？被感動了嗎？」當我看完了的時候愛華問我。
「對，是一本感人的書。但我並不同意保爾．柯察金的看法。我認為人的生命本身並沒有什麼目的。我們的生命跟一棵草，一隻麻雀的生命沒什麼兩樣。麻雀每天尋食、玩耍、交配、餵養子女，然後是死亡。但你能說它的生命就沒有意義嗎？在上帝的眼裡，如果有上帝的話，一隻麻雀的生命跟一個人的生命是一樣有意義的。再說，為什麼生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呢？人類的頭腦習慣於想作每件事都要有一個目的。做飯是為了吃；學習是為了畢業等等。但⒉皇鞘瀾縞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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