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7日上午，在此次空難事故中確定的死亡總人數已經達到了126人，倖存者38人，其中中國人11人。本報記者經多方聯繫，瞭解到了這11名中國倖存者的近況並與其中能接聽電話者通了話。
李康太：「我沒有在飛機上打電話」
李康太，韓國慶山大學東亞學系教授，CA129航班上的乘客之一，也是「4．15」空難的倖存者之一。據韓國媒體報導，李在飛機墜落前曾向他的朋友打求援電話，稱「飛機好像要墜落」。網上有人據此分析，乘客在飛機上打電話會不會是飛機出事故的原因？
但李教授否認自己在飛機上打過電話。電話打到李教授在金海慈城病院的病房，病房裡很嘈雜，李教授說，正在錄像，大約當地的媒體正在採訪他，他讓記者過5分鐘再打過去。
再過5分鐘，記者與李教授通上了電話，李被稱為中國通，能流利地說漢語。他說，因為學術活動經常要來往於北京和釜山之間，每次都是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機。在他印象中，這是個安全記錄很好的公司，而票價也比韓國的航空公司便宜。
李教授說，直到飛機出事前10分鐘，飛行都十分正常。快到釜山時，可以看到外面在下雨，飛機廣播說，再過5分鐘就到釜山，沒想到過一會兒就出事了。
李否認了飛機墜毀前他在飛機上打電話的說法。他說，電話是飛機墜毀後才打的。「我電話都沒有，是跟別人要的電話。」他說。李教授特意提到和他同機的乘客，他的學生薛玉秀(音)。他說，在飛機墜毀後，薛把20多人背離了危險的現場。
吳永根：「我第一個跑下山。」
4月16日中午，記者第一個電話打到了韓國金海市中央病院。當病院工作人員得知是中國媒體記者打來的電話後，馬上查詢了住院病員名單，告訴記者有一批「4．15」空難倖存者住在該院，但只有一個中國人，名叫吳永根。接線生將電話接到了吳所在的病房。
電話的那頭，吳永根的聲音爽朗，顯得神志清醒，他說，他主要是頭部受了傷，縫了四十幾針。
「我們是上午8時20分從北京上飛機的，8時30分起飛，一切正常。
「10時40分左右，機上乘務員說：還有5分鐘就要降落了，請繫好安全帶。
「我繫好了安全帶，還沒過兩分鐘，聽到『嚓』的一聲，可能是機翼削了樹枝。然後稀裡嘩啦一陣亂響，機艙裡烏煙瘴氣，濃煙滾滾。
「當時的想法，是趕緊逃離飛機，避開爆炸。過了一兩分鐘，發現機艙上有個窟窿，還看到一個空姐被壓在座位底下。我叫空姐趕快逃吧，空姐說你逃吧。我就爬出機艙，順著一棵松樹爬下來。
「我右腳的鞋沒了，找鞋的時候才發現臉上流血。空姐沒出來。也不是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當時只想到逃命，現在想來很內疚。
「出來後發現外面下雨，有個婦女腳斷了掛在樹枝上，已經死了，一個韓國婦女腳受傷了起不來。
「沒管那麼多，我一個人跑下山，跑了30多分鐘，找到一個當地人開的小商店，叫老闆娘打119,10分鐘以後，警車來了，把我送到醫院。
「過了兩三個小時，在病床上看到電視臺的報導，確實是慘不忍睹。」
據瞭解，39歲的吳永根是吉林通化果松鎮人，是以船員身份赴韓國務工的。
記者與吳的家人聯繫，接電話的是吳的妻子李吉女。李吉女說，這是吳永根第三次出國。吳永根曾在新加坡做過船員，簽的是兩年的合同，幹了一年就回來，後來又在韓國簽了兩年合同，幹了一年，父親生病了，回來三個月。現在吳永根的父親已病故，這是父親病故後第一次出國，沒想到就出事了。吳永根在國外做船員一年能掙三萬元左右。
乘務員杜大正：「你能告訴我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還嗎？」
28歲的北京人杜大正是生還的三名機組成員之一。4月16日下午2時，記者終於通過韓國金海市三仙病院接通了杜大正的電話。電話聽筒裡傳來陣陣嘈雜，很明顯，三仙病院正處在忙亂之中。倒是杜大正出人意料的冷靜，他說：「您聲音大點吧，我們這兒現在很亂。」他說他的腰和腿現在動不了，但具體傷勢還不清楚，韓國醫生說的話他聽不懂，翻譯跟他解釋了兩次也沒聽明白。剛說了兩句，話筒裡傳來一通韓語，杜大正連忙解釋說醫生要推他去檢查。話還沒說完他就被推走了，話筒裡傳來的他的聲音迅速遠去。一個醫生接過電話說大概5時左右檢查完。
據院方介紹，杜大正是住在這間病院裡的惟一一名中國生還者。
下午5時，接受完檢查的杜大正再次接受了電話採訪。杜大正正在吃飯，聲音依然非常平靜，記者還沒問他問題，他先問了：「我在這裡現在看不到電視也看不懂報紙，不知道現在的情況。你能告訴我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還嗎？」記者告訴他有39名倖存者，包括11名中國乘客和機組成員。「那機組成員還有誰活著？」記者有些遲疑，但還是實話告訴他說：「只有吳新祿和王澤！」電話裡猛然傳來了壓抑不住的痛哭聲，一直平靜得令人意外的杜大正抽噎著：「王澤，他還活著。他們現在怎麼樣了？」記者連忙安慰他另外兩人沒有生命危險。在令人窒息的幾分鐘後，漸漸平靜下來的杜大正講述了失事當時的情景。
國航CA129號航班只用了不到40分鐘的時間就飛進了韓國領空。當時天氣不好，班機一陣陣地遇上氣流，顛簸得很厲害。「但誰也沒想到要出事啊！」杜大正仍然不解地說。飛機預計10時30分(北京時間)在釜山金海機場降落。客機要從跑道南端著陸，但降落中，突然刮起的強烈西南風使客機無法找到降落時機。飛機重新飛到跑道北端準備降落。機艙內，乘客們都按照機中廣播要求繫好了安全帶端坐在座位上，杜大正也坐在機尾右側乘務員座位上，眼睛還盯著大霧瀰漫的窗外－－廣播在15分鐘前就播送了即將著陸的通知。似乎沒有人知道，一分鐘後，這架龐然大物就將在瞬間被肢解。「事情太突然了，我沒有發現一點預兆！」杜大正痛苦地回憶。突然間，飛機像受到了劇烈撞擊，杜大正所處的機尾部艙壁粉碎飛散，人們可以看見飛機蒙皮也破成了碎塊。杜大正下意識地去拉艙門把手，卻發現門把手不知道飛到哪去了。「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失事。我飛了8年，從來沒遇到過一次危險。」杜大正始終無法解釋墜機的原因。
當地時間10時30分，當杜大正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自己的右手被卡在扭曲的機艙部件中動彈不得。身旁躺著的一位韓國婦女也甦醒過來，拉了他一把。杜大正用尚能動彈的左手將右手死命扯了出來，攙扶著旁邊的韓國婦女掙扎出了機艙。外面正下著雨，山坡非常滑濕。山坡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坐著也不知是死是活的被從機尾部甩出的一群人。「趕緊下山，離飛機遠一點！」杜大正記得自己當時這樣喊道。人們互相攙扶著下了山，大約一個小時後，韓國的救援人員趕到，把傷員們送進了醫院。「韓國人對我們很好，很照顧！」對倖存者來說，驚魂之旅終於結束了。
杜大正算是傷勢較輕的，這對失事時坐在機艙尾部的他來說不啻為一個奇蹟。因為據韓國建設交通事務組推斷，飛機尾部最先撞地併發生爆炸。醫院檢查結果顯示，杜大正受的都是外傷，沒有大礙。神志清醒的杜大正還將父母的手機號告訴記者，請記者轉報平安。他說，出事當天下午他被送進醫院後在混亂中借了翻譯的手機給家裡打了個電話，但只說了一分鐘，他怕現在家裡人著急。
杜大正的父親在北京家中接到記者的電話，一聽說記者剛採訪了杜大正就馬上詢問：「他還好吧，他有事嗎，他現在傷勢怎麼樣？」在記者敘述的時候還用筆把情況記下來－－「哎，您慢點兒，我記一記！」
杜大正的父母在飛機失事後不久就從電視裡得知了恐怖的消息，全家立即陷入了難以描述的複雜心情中，絕望和希望不斷互相纏繞，直到15日下午4時左右杜大正從韓國打來電話，全家才稍微放心。隨即杜父也把這個平安消息告訴了杜大正在北京的同樣焦急的女朋友。杜父說，國航已承諾組織親屬前往韓國，但這不只是一家一戶的事情，因此國航還沒有通知具體時間。現在杜家早已打點好行裝，一有通知就馬上出發。杜大正是杜家惟一的孩子，從20歲開始，到現在已經當了8年的乘務員。杜父說他們家以前從未想過出事，「我們對科學機器很相信！」至於以後還讓不讓獨子在空中飛行，杜父一時也拿不出個答案來。
全成八、權程哲：被掛在樹上
據查詢得知，金海市慈城病院也收治了兩名中國生還者－－－朝鮮族的全成八和權程哲。慈城病院的護士告訴記者，兩名傷員傷勢較重，飛機墜毀後他們都被掛在了樹上，兩個人都是頭部重傷，胸部也可能受了傷，手臂可能骨折，小腿肌肉都破碎了，令人慘不忍睹。權、全兩人目前剛照完X光片，神志還算清醒，但大小便不能自理，也不能接聽電話。
機長吳新祿與乘務長王澤被送往金海聖母病院接受治療。醫院總機把電話轉到兩位倖存者的病房，電話鈴聲令人焦灼地一遍遍響著，卻始終沒人接聽。總機解釋說：「這兩名中國傷員傷勢較重，應該無法接聽電話！」
樸春子：「我太累了。」
除了這兩名機組人員之外，任權哲、裴在源、樸先哲、金文學、樸春子等5名中國倖存者都在聖母病院接受治療。記者嘗試往他們的房間打電話，醫院接線生稱這幾名病員普遍不適宜接電話，最後，她為記者接通了傷勢最輕的樸春子小姐。
樸春子小姐是黑龍江省尚志市人，今年32歲，她說，這次她是和另外一個朋友(裴在源)一起去韓國旅遊，幸運的是，他們兩個人都成了倖存者。
樸春子說，她的頭部受了傷，眼睛上方縫了20多針。其他問題都不大，吃飯走路都能自理。
記者讓她回憶空難的經過，她說了沒兩句，就連連說：「我太累了，說不下去了。」顯然，對這個32歲的女性來說，回憶和複述這次剛剛經歷的慘痛事件，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是一次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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