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學者探討中國三農問題

美國之音方冰12月15日紐約報導：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地區的學者和旅美學者參加日前在紐約舉行的「中國農村狀況與農民身份變遷」國際研討會。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土地私有化是解決農民問題的當務之急和根本；也有學者認為，把農民從中國農村狹小的空間轉移出去則是解決農民問題的發展戰略，否則最好的制度也無濟於事。

這次研討會也叫中國三農問題研討會。所謂三農問題指的是農村、農民和農業。「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說，中國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概括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研討會分四個題目討論，中國農業問題的歷史回溯、中國農村的制度問題及制度重建、中國農民的身份問題和中國鄉村社會的重建，其中涉及了中國農民向政府的抗爭、農民無法光靠種地過日子被迫離開土地、農村土地拋荒現象日益嚴重、農村能否實行私有制的爭論等多個問題。研討會先由主講人發言，然後由評論人進行評論。來自中國大陸的四位學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以土地制度為題發言、中國最大的自由派網站之一「不寐之夜」網站的主持人、作家任不寐對中國的農民問題的來歷與去向進行了分析，中央編譯局的金雁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民與蘇俄進行了比較，「黃河」雜誌主編謝泳談了中國村民自治制度的來源。另外還有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李連江教授和澳門大學的程鐵軍教授分別以中國農村的政治信任問題和中國的戶口制為題發言。

*土地私有化肯定是當務之急*

不寐之夜網站主持人任不寐說，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歷來嚴重。1949年前對農民的剝奪是為了支持軍事動員，1949年後又增加了工業化。目前中國農民的主要問題是在經濟上給農民財產權、實行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給農民身份和自由，而產業結構調整、農村的建設，這些問題不應該由政府來管，而是應該由解放了的農民自己來管。

任不寐說：「目前實際上中國的圈佔土地，就是政府和一些公司，侵佔農民土地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嚴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民對自己的這塊土地沒有最終的決定權。所以中國的土地私有化肯定是當務之急，這是農民問題的根本。」

*政治信任是一大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李連江的演講題目是「鄉村中國中的政治信任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農民對中共的信任度由中央、省、縣、鄉、村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對中央最信任，其次省委，而對村一級最不信任。李連江在農村進行了調查，他問受訪的農民應不應該對中國領導人進行選舉，結果大部分農民都認為不應該。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對這一調查結果的可靠性表示懷疑。胡平認為，調查也許很專業，不是問能不能，而是問該不該，但是被問者可能會把兩者混在一起來談，認為不能的就是不該的，因此獲得的大部分結果是否定的。胡平說，中國廣大農民當他們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首先面對的當然是地方政府，他們進行抗爭的時候總要有個憑藉。

胡平說：「如果你不能組織農會去跟政府談判，那你就要借聖旨了。你就得根據中央什麼文件，誰誰誰怎麼說的，你只能這麼做了。所以這並不表明他們對中央一定很信任的。」

*好制度才能保證農民利益*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王軍濤說，應該把中國的農村問題放在一個大的中國歷史過程中來看，農村問題的解決涉及到幾個問題。首先是如果在現代化過程中大量的農村人口不能成功地從農村轉移出去，不管是搞民主政體還是別的政體，讓農民在那麼狹小的一個空間爭奪可憐的剩餘價值，農村問題將永遠不能解決。其次，他說，「就是有一個好的發展戰略把農民轉移出去，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制度，使轉移出去的農民和城裡人有同等權利，農民還是一個在中國受害的集團。所謂三農問題又變成了四農問題，再加一個農民工問題。」

*農民重組失敗的根源是政治制度*

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中國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在「中國農村再組織」為題的發言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既產生至多2000人的千萬、億萬富翁，同時又產生了一個數量達到3億多的龐大貧困人群。中國農民從改革之初的受益者最後成為一個利益被剝奪的群體，原因並非農民、農村、農業這三個被分割的問題，這三個問題應是一個整體的農民問題。而改革出現了這麼多問題是中國農村再組織出現的問題。

何清漣說：「再組織過程需要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幾方面去重組，這幾方面正好，中國農民的重組過程是失敗，失敗的根源是政治制度，但是又還牽涉到人口和資源的再配置。 」

這一研討會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紐約市立大學斯泰登島學院和紐約市皇后區公立圖書館國際資源中心協辦。來自中國大陸、港澳的六位學者週末還在法拉盛的皇后區公立圖書館舉行了公開演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