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計於民」還是「問計於幕僚」？

新年伊始，《中國青年報》刊出一篇報導《國情諮詢專家胡鞍鋼談「問計於民」》（2004年1月2日），在網際網路上被冠以《決策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從「領導決策」到 「問計於民」》的題目迅速傳開。假如光看標題，你一定以為這是一條令人振奮的消息，我也是。遺憾的是這只不過是號稱「國情專家」胡鞍鋼一人的自拉自唱、自吹自擂，他所謂決策機制從「領導決策」向「問計於民」的「重大變化」並無實質性的內容，支 持他的這一觀點的無非是這樣幾件事：

一是他本人和其他一些專家受國家發改委委託，正在承擔一些國家5年規劃研究課題。

二是國務院領導對他們提交的國情報告（建言獻策）有數十次批示，他本人曾先後四次參加兩任總理主持的專家座談會、先後兩次參加了最高層次的廉政建設座談會， 2003年春天他在《全面積極應對全球SARS危機》文中提出的9點建議陸續被採納。他由此得出了誇張的結論：「在一個民主化程度愈來愈高的社會裏，人人都可以成為建言獻策的智者。這取決於你是否獲取了最新的知識，取決於你對人類已有的知識的瞭解、吸收、體會和積累，取決於讓這些知識本土化。這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與馬寅初等老一代學者的經歷不同，我們這一代學者有幸趕上了人類最大規模的改革與發展時代的機會。」 「從個人決策向集體決策乃至廣泛民主參與決策的方向轉變，即從不透明決策向透明決策轉變，從封閉型決策向開放型決策轉變。這些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日益進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輿論的日益開放。」

這些美好的詞彙一串串從他的口中吐出，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彷彿中國真的迎來了一個民主化的春天。可惜這些美麗肥皂泡在陽光下轉眼就變得無影無蹤。紅極一時的胡鞍鋼顯然就是他自己口中「建言獻策的智者」，他不但有「最新的知識」，而且實現了「知識本土化」，所以他為自己趕上了這樣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喜不自禁，他為領導決策問計於他而心花怒放，只是他還有點羞羞答答、扭扭捏捏，所以他要來一句「人人都可以成為建言獻策的智者」作為遮掩。實際上，對他而言，所謂「決策機制發生重大變化」，根本不是什麼「從領導決策到問計於民」，而是「從領導決策到問計於我」。這個「我」當然也不一定是他一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個如魚得水的幕僚群體。這樣的問計自古皆有，不獨今天，又談何「重大變化」？

如果真的要問計於民，那就應該無條件地允許普通公民（而不是極少數像胡鞍鋼那樣有通天之能的特殊公民）在任何媒體公開表達意見（而不是停留在帝制時代的「上書」、「遞折子」），不僅允許他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也允許他們對政府錯誤決策的批評，哪怕是對正確決策提出質疑，正確的東西是不怕質疑、而且經得起質疑的。由於中國眼下的媒體都是官辦的，要真正做到 「問計於民」，第一步就得開放輿論，以立法形式確立並保障民間創辦媒體的自由，把憲法賦予公民的這一權利還給公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談得上「問計於民」，在朝者才有可能真正聽到不同的聲音，一個決策在出臺前會受到方方面面、不同利益階層的質疑、批評，在出臺後更要接受現實的考驗、民意的臧否。沒有民辦媒體這個現代文明條件下不可或缺的平臺，在朝者的「問計於民」充其量只不過是問計於胡鞍鋼這樣的幕僚罷了。

幕僚的作用當然並不都是負面的，而且我也不否認幕僚一般都有專門知識，甚至可能是「最新的知識」，在某個專業領域佔有許多資料，瞭解許多情況，他們飽讀專業經典，說起來頭頭是道，寫起來洋洋灑灑，出謀劃策，無所不能。但是由於其角色的特殊性，地位的曖昧性決定了其進退榮辱都將取決於是否能取悅在朝者，由此他在進言時便會不言而喻地考慮自身的處境、前程之類，要想做到直言無忌本已很難，加上每個人知識、見識、思想、眼光等的侷限性，他們的建議、意見便有了許多的水份。

「問計於幕僚」從來都是在朝者的優先選擇，歷史悠久的中國更是一個幕僚文化特別深厚的國家，哪個朝代沒有幾個謀臣策士，有哪個皇上不問計於幕僚，這決不是什麼新鮮事。胡鞍鋼卻以以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乃至自比馬寅初，真有點不知廉恥。馬寅初以「人口論」闖禍，即使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1959年，他還在《新觀察》公開發表他的「挑戰書」：「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他是個真正具有獨立人格、有擔當的知識份子，決不是以做幕僚為榮的胡鞍鋼之類所能攀附的。

中國的幕僚不同於文明國度的智囊，因為前者依附於權勢，以權勢的是非為是非，看權勢的眼色行事的，一句話，不需要自身的獨立人格，更不許有獨立人格，只是「學得文武藝，賣得帝王家」，只是知識為王者所用而已。其服務對象並不是天下蒼生、萬物黎民，而是視天下為囊中物、視萬民為芻狗的一人或極少數高居金字塔頂端的人。而後者首先要有獨立人格，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其服務對象表面上也是政府，是總統、內閣或議會，因為所有的這些職位、機構都將隨民意而進退，其權力受到明確的限制，智囊團名為他們服務，實際上是為所有民眾服務，他們無須向暫時掌握權力的公民卑躬屈膝，而是根據自己的獨立研究、獨立判斷作出自己的抉擇。

胡鞍鋼的得意讓我想到另一位同樣得意、同樣大紅大紫、在許多城市擔任著文化顧問的余秋雨。如果說前者是經濟幕僚、國策幕僚，那麼余秋雨就是文化幕僚。前幾天，余在杭州面對一群富人大肆塗抹了一番經濟和文化的口紅，他自稱「獨立知識份子」，而且不無得意地說，他這個「獨立知識份子」從來不「罵」政府，即使「在海外演講時也說政府的好話」，並且說這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好一個以「說政府好話」為榮的知識份子。這不止是對「獨立」一詞的玷污，也是對「知識份子」一詞的強姦。從余秋雨自封「獨立知識份子」到胡鞍鋼自比馬寅初，形形色色的幕僚們在舞台上無所顧忌的表演，最好不過地證明了「問計於民」的時代還處在歷史的地平線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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