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官方聲明中，這五項原則前面一般總是加上一個"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這個定語，以此強調中共不會輸出革命，打消那些亞洲國家的顧慮。
但是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中，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向鄰近國家或者有大量華僑的國家輸出革命的企圖，在印度之那、馬來亞、印尼和印度都有大量的事實證明這五項原則從來就是宣傳和自我美化。而那些亞洲國家也從來就沒把它們當真。
然而在東歐的共產黨改革派中卻有一個人把這五項原則當真，並因此而上了大當，他就是匈牙利共產黨人納吉。納吉是匈牙利共產黨的改革派領導人，在斯大林時代他被投入監獄，斯大林死後被平反並在1953-1954年擔任過總理，後來因為推行改革路線而再次被匈牙利黨內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臺。
在 1955年，被迫下臺的納吉寫了一份萬言書，闡述他的改革路線，對匈牙利掌權派頑固的斯大林主義立場提出挑戰。納吉的這份萬言書後來在西方出版了，書名叫《論共產主義》。在這份改革宣言中有一章專門論述外交和國際關係，題目就叫"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我國的外交政策"。納吉對中國提出的這五項原則讚頌備置， 說它們是當代國際關係的準則，應該用來指導匈牙利的外交政策。納吉特別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僅是用來處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關係，而且也適用於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
納吉的這項補充針對的是匈牙利和蘇聯之間的關係，當時匈牙利是華沙條約國和蘇聯陣營的成員之一，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完全受控於莫斯科，匈牙利黨內的改革派和黨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都迫切要求擺脫蘇聯的控制，爭取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
1956 年二月，蘇聯共產黨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發表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蘇共二十大之後，東歐國家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趁機展開了向各自黨內斯大林主義分子的鬥爭。在這個形勢下，納吉把他的萬言書複製了兩份，一份上交給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另一份交給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
當時中共駐匈牙利大使叫郝德清，他是一個十分活躍的外交官，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由於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影響了蘇聯在東歐的威信，中共趁機擴大在東歐的影響。郝德清當時積極地和匈牙利黨內的改革派和知識份子聯繫，當蘇聯大使館還在宴請匈牙利勞動模範的時候，中共大使館的坐上客卻是作家、社會科學家、記者和一些被匈牙利政府打入另冊的異議人士。中國大使館由於有廣泛的信息渠道，號稱布達佩斯消息最靈通的外交使團。通過一個在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工作的朋友 ，郝德清甚至得到了一份納吉萬言書的副本。毫無疑問，納吉對中共五項原則的讚頌只會引起中共的強烈興趣。
那麼中共在後來的匈牙利革命中有沒有按照這五項原則來辦呢？我們下週接著介紹。
我們上次說到中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引起了匈牙利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納吉的共鳴。在納吉提交給匈牙利共產黨中央的萬言書中，他認為這五項原則應該用來指導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關係，為匈牙利擺脫蘇聯的控制製造理論根據。
1956 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和極權統治之間的矛盾激化了。被平反的納吉重新掌權，擔任了政府總理，匈牙利人民要求完全擺脫蘇聯控制和改變一黨獨裁的呼聲日益強烈。看到匈牙利局勢有失控的可能，蘇聯十分緊張。由於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下降，中共的地位相對上升，所以蘇聯非常希望在處理匈牙利危機中得到中共的支持。1956年十月23日，在蘇共中央的緊急要求下，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飛到了莫斯科，和蘇共商討匈牙利問題的對策。中共的基本立場是利用這次機會清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增加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立場，但決不讓局勢演變到危害共產黨在所有這些國家的統治地位。
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列席了蘇共主席團--相當於中共的政治局--的緊急會議。在這之後的一個星期中，中共代表團又列席了一次這樣的會議並每天從蘇共中央那裡得到有關匈牙利和整個東歐局勢的報告。最關鍵的時候是在十月的最後三天。十月29日，赫魯曉夫和其它蘇聯領導人來到中共代表團駐地，他們告訴劉少奇等人匈牙利和波蘭都要求蘇聯從它們國家撤軍，但蘇聯擔心西方會乘機插手。劉少奇說雖然中共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並主張讓東歐國家獨立自主，但現在撤軍會給西方提供機會。恰巧在這個時候，劉少奇接到了毛澤東打來的電話。出於進一步削弱蘇聯影響的考慮，毛主張蘇聯軍隊立刻撤出所有東歐國家。劉少奇當然只好接受毛的指示並轉告了蘇聯領導人。
十月30日，中共代表團接到了蘇聯方面突然送來的一份匈牙利情況報告，報告是由蘇共領導人之一米高揚寫的，米高揚十月下旬一直在匈牙利觀察局勢。這份報告說從29日開始匈牙利情況急劇惡化，政府和警察系統瓦解，反革命控制了首都。中共代表團大吃一驚，接下來他們開了一天會，做出決定必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暴亂。劉少奇打電話給毛澤東，毛也從中共駐匈牙利使館和人民日報駐匈牙利記者那裡得到報告，所以他完全同意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當天晚上緊急約見蘇聯領導人，他說不能「放棄」匈牙利，要赫魯曉夫想辦法，而鄧小平則直截了當地要蘇聯出兵，佔領首都，控制政權。但出乎意料的是，赫魯曉夫說局勢演變到現在，蘇聯出兵就意味著佔領匈牙利，這會使蘇聯在國際上面臨嚴重的困難。他說蘇聯領導人經過反覆權衡，決定不干預匈牙利。中共方面只好罷休。
然而第二天晚上，當中共代表團要離開莫斯科回國的時候，赫魯曉夫等人突然在機場和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緊急會晤 ，通知中共，經過一晚上的重新考慮，蘇聯已決定不顧國際影響，出兵匈牙利。中共代表團十分興奮，向蘇共表示了他們的全力支持。兩天後，中共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蘇聯鎮壓所謂匈牙利反革命暴亂。
今天，有關這段歷史的敘述，在很多中國大陸出版的回憶錄和其它出版物中都可以找到。但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出中共口口聲聲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沒有人提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更不用說毛澤東了，在全力催促蘇聯出兵匈牙利時頭腦裡有沒有閃過這塊金光閃閃的招牌。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一些中共外交史的論著，其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卻沒有人根據中共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現去質疑中共對這五項原則到底有多少誠意。
至於納吉，在十月底他緊急約見了中共大使，提出要蘇聯撤軍和推出華沙條約集團，希望中共理解。當時中共大使只是提出了一些問題，沒有作任何表態。當然，他馬上就把這個情況作為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證據向北京作了報告。如果中共大使心裏有一星半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他還會把這些純粹屬於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要求說成是反革命暴亂嗎？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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