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从匈牙利事件看中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虚伪

发表：2004-02-27 18:12

在中共外交史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五项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共最初是在1954年和印度的一项联合声明中提出这些原则的，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共虽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赢得了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议的名声，因此增加了在非西方非共产国家中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尤其是和中共临近的亚洲国家，对于中共的扩张也变得更加担心了。为了改善和这些亚洲国家的关系，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中共和印度联合提出了这五项原则。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中共总理周恩来又再次重申了它们。

在中共的官方声明中，这五项原则前面一般总是加上一个"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这个定语，以此强调中共不会输出革命，打消那些亚洲国家的顾虑。

但是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中，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向邻近国家或者有大量华侨的国家输出革命的企图，在印度之那、马来亚、印尼和印度都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五项原则从来就是宣传和自我美化。而那些亚洲国家也从来就没把它们当真。

然而在东欧的共产党改革派中却有一个人把这五项原则当真，并因此而上了大当，他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人纳吉。纳吉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改革派领导人，在斯大林时代他被投入监狱，斯大林死后被平反并在1953-1954年担任过总理，后来因为推行改革路线而再次被匈牙利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在 1955年，被迫下台的纳吉写了一份万言书，阐述他的改革路线，对匈牙利掌权派顽固的斯大林主义立场提出挑战。纳吉的这份万言书后来在西方出版了，书名叫《论共产主义》。在这份改革宣言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外交和国际关系，题目就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纳吉对中国提出的这五项原则赞颂备置，说它们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准则，应该用来指导匈牙利的外交政策。纳吉特别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仅是用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而且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纳吉的这项补充针对的是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当时匈牙利是华沙条约国和苏联阵营的成员之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完全受控于莫斯科，匈牙利党内的改革派和党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迫切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

1956 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国家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趁机展开了向各自党内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斗争。在这个形势下，纳吉把他的万言书复制了两份，一份上交给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另一份交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

当时中共驻匈牙利大使叫郝德清，他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外交官，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影响了苏联在东欧的威信，中共趁机扩大在东欧的影响。郝德清当时积极地和匈牙利党内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联系，当苏联大使馆还在宴请匈牙利劳动模范的时候，中共大使馆的坐上客却是作家、社会科学家、记者和一些被匈牙利政府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中国大使馆由于有广泛的信息渠道，号称布达佩斯消息最灵通的外交使团。通过一个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朋友，郝德清甚至得到了一份纳吉万言书的副本。毫无疑问，纳吉对中共五项原则的赞颂只会引起中共的强烈兴趣。

那么中共在后来的匈牙利革命中有没有按照这五项原则来办呢？我们下周接着介绍。

我们上次说到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起了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纳吉的共鸣。在纳吉提交给匈牙利共产党中央的万言书中，他认为这五项原则应该用来指导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匈牙利摆脱苏联的控制制造理论根据。

1956 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和极权统治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被平反的纳吉重新掌权，担任了政府总理，匈牙利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和改变一党独裁的呼声日益强烈。看到匈牙利局势有失控的可能，苏联十分紧张。由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下降，中共的地位相对上升，所以苏联非常希望在处理匈牙利危机中得到中共的支持。1956年十月23日，在苏共中央的紧急要求下，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到了莫斯科，和苏共商讨匈牙利问题的对策。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利用这次机会清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增加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立场，但决不让局势演变到危害共产党在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列席了苏共主席团--相当于中共的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中，中共代表团又列席了一次这样的会议并每天从苏共中央那里得到有关匈牙利和整个东欧局势的报告。最关键的时候是在十月的最后三天。十月29日，赫鲁晓夫和其它苏联领导人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他们告诉刘少奇等人匈牙利和波兰都要求苏联从它们国家撤军，但苏联担心西方会乘机插手。刘少奇说虽然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并主张让东欧国家独立自主，但现在撤军会给西方提供机会。恰巧在这个时候，刘少奇接到了毛泽东打来的电话。出于进一步削弱苏联影响的考虑，毛主张苏联军队立刻撤出所有东欧国家。刘少奇当然只好接受毛的指示并转告了苏联领导人。

十月30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了苏联方面突然送来的一份匈牙利情况报告，报告是由苏共领导人之一米高扬写的，米高扬十月下旬一直在匈牙利观察局势。这份报告说从29日开始匈牙利情况急剧恶化，政府和警察系统瓦解，反革命控制了首都。中共代表团大吃一惊，接下来他们开了一天会，做出决定必须要求苏联出兵镇压暴乱。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毛也从中共驻匈牙利使馆和人民日报驻匈牙利记者那里得到报告，所以他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当天晚上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他说不能“放弃”匈牙利，要赫鲁晓夫想办法，而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出兵，占领首都，控制政权。但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说局势演变到现在，苏联出兵就意味着占领匈牙利，这会使苏联在国际上面临严重的困难。他说苏联领导人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不干预匈牙利。中共方面只好罢休。

然而第二天晚上，当中共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时候，赫鲁晓夫等人突然在机场和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紧急会晤，通知中共，经过一晚上的重新考虑，苏联已决定不顾国际影响，出兵匈牙利。中共代表团十分兴奋，向苏共表示了他们的全力支持。两天后，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镇压所谓匈牙利反革命暴乱。

今天，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在很多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其它出版物中都可以找到。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出中共口口声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没有人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更不用说毛泽东了，在全力催促苏联出兵匈牙利时头脑里有没有闪过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一些中共外交史的论着，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没有人根据中共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去质疑中共对这五项原则到底有多少诚意。

至于纳吉，在十月底他紧急约见了中共大使，提出要苏联撤军和推出华沙条约集团，希望中共理解。当时中共大使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没有作任何表态。当然，他马上就把这个情况作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证据向北京作了报告。如果中共大使心里有一星半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他还会把这些纯粹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要求说成是反革命暴乱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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