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不久，筆者在閱讀《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1959年7月21日）》一文時，驚奇地發現毛澤東的計畫經濟時代、尤其是「大躍進」年代，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同樣是屢見不鮮。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是一篇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重要文獻，其中的許多事實和結論都是他通過自己親身調查研究後得出的。他在痛陳「大躍進」出現的問題和缺點時，有這樣精彩的一段，他說：「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提出什麼『輕傷不下火線，重傷如何如何』，硬讓機器帶病運轉。煤炭只顧出煤，剝離、掘進都不怎麼管了。煉出的煤，很多是不能用的。鋼鐵產品的質量，直接影響機械產品的質量。鐵的含硫量太高，拿來造普通機器還可以，假如造好的機器，就很危險。輕工業產品的質量也下降。棉織品有洞洞，有黑點，出口了不受歡迎。最近德國使館有一封信，幾十萬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們出錢。許多出口商品在國外信譽掃地。煤炭運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頭，要我們賠錢。到東南亞的商品包裝差，一下船就散掉。」（見《張聞天廬山會議發言》，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7頁）張聞天不僅指出了當時的一般產品存在著假冒偽劣，而且還指出了建築物中也存在著今天我們所說的「豆腐渣工程」，他在「發言」中說道：「節約原材料，也要有根據。基建中不適當的節約，搞得搖晃，危險之極。」張聞天還提到了當時上海生產的手錶，他說：「上海造的手錶，也吹了一陣，其實走得也並不怎麼行。」（同上，第16頁）
從張聞天所揭露的「大躍進」年代的假冒偽劣狀況來看，假冒偽劣並非改革開放後所獨有的產物。「大躍進」年代的假冒偽劣，是政府煽動的「共產風」和「浮誇風」所造成的人們積極性的消減和責任心的缺失而產生的；而改革開放時代的假冒偽劣，與政府長期以來在打擊假冒偽劣方面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有很大關係，如政府的質量監督、工商管理等職能部門，把納稅人授予其「打假」的權力，變成了其「尋租」牟利的私具。某些反自由市場經濟的新左派，卻把矛頭直指市場，認為是市場化的改革取向，導致了今天中國假冒偽劣的猖獗。其實，市場無罪，有罪的應是政府。正是政府這隻「有形的腳」踩住了市場這隻「無形的手」（朱學勤語），才導致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嚴重扭曲和變形。如果說是市場之過的話，那麼在完全消滅市場的計畫經濟年代，不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假冒偽劣現像嗎？多虧張聞天冒著說真話的風險，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的真實記錄。如果說今天的市場確有「過錯」的話，那也是極權制度下的權力機制借市場機制放大特權，尋找到了更大範圍的尋租空間，由此也導致了今天的假冒偽劣比計畫經濟時代的假冒偽劣更甚、更烈。因而，應該受到指責的不是市場，而是中共長期以來重經濟輕政治的「跛足式改革」。此種背景下的市場化改革，極有可能將中國引向「拉美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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