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胡傑先生辭去公職千辛萬苦拍成電視片《追尋林昭的靈魂》，在海內外引起深度共鳴與反響。「中國的聖女」林昭的名字不脛而走。林昭，已經成為在中國暗夜沉沉年代裡的一燭自由之火，閃爍著一種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輝。
然而，時日稍久，筆者漸漸風聞了一些竊竊私語，據說有人曰，在當時背景下，考察林昭言行和作品，她實際上患有帶偏執狂特徵的精神病云云。其實，這一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在1980年8月，當人們知道了林昭悲劇性的際遇而眾聲喧嘩、怨聲載道時，在平反「冤假錯案」風起雲湧的胡耀邦時代，上海進階民眾法院受命覆查林案，就是以精神病為由宣告林昭無罪的。不過，要注意的是，這是在林昭被中共秘密殺害已12年之後的事了！須知，在林昭生前繫獄時，上海精神病院院長粟宗華曾為保護林昭而說過她精神不正常。結果，粟宗華醫生遂被指為「包庇反革命分子」，最後終於抑鬱成疾，含恨而終。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時，在關押和殺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須是理智正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錯案」及其之後的日子裡，林昭又必須是病患且必須是精神病患者。中國人的身體狀況是那麼複雜，醫生當然是診斷不了的。只有中共政治局才賦有最高明的醫術：有病無病，是何疾病，病狀輕重，統統應由黨做出政治診斷。
林昭案使我想起前蘇共頭目赫魯曉夫的一句名言：「蘇聯境內沒有不讚同蘇聯共產黨的人，沒有不讚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
在這個意義上，林昭當然就是精神病患者了。
今天，林昭已經由「反革命」進化到「精神病」患者了。那麼，很顯然，今日的中國，也就由「史大林時代」進化到了「赫魯曉夫時代」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何以言「進化」？因為林昭倘若在今日，她就會被關進類似蘇俄「喀山」精神病院那類專門對付異議人士的醫院裡，會在那裡靜靜地接受腦部治療，安渡殘生；而不會浪費家庭（上交的）五分錢子彈費，不會被秘密處決了。免遭一槍，豈非進化？筆者並非遊戲筆墨。我當然相信林昭為精神超凡先知而非精神病患者。現代確實也有一套相當嚴格的醫學診斷程式以區分精神患者與正常人。
然而，倘若我們以更縱深的眼光看，訴諸歷史，環顧世界，可以知道，事實上，「精神病」、「瘋狂」這些詞的所指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時間與地域而有重大變化的；其涵義在不同時期甚至無法銜接，有明顯的斷裂。在這方面，法蘭西思想家蜜雪兒ܯ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衣冠文物與瘋狂》一書中，有深湛的研究。
事實上，筆者願意相信林昭是一類似歐洲中古時期的「瘋子」。那時的「瘋人」，雖異於普通人，然而絕對不被鄙視。實際上，他（她）們被認為是上邀天寵的一個特殊階級，與塵世之外的神秘世界保有接觸。他（她）們賦有赤子之心，能夠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在日常事務上他們傻傻的，很不精明，然而卻受到上帝的祝福，擁有常人所沒有的大智慧。（歐洲只有在16世紀末葉唯理主義大規模興起之後，這種理念才發生突變，「瘋子」、「精神失常者」才被看作病態，被監禁起來，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到十九世紀此理念又一大變，二十世紀初再變一次。）林昭那種特立獨行，在獄中聲稱「一息尚存，此生寧願坐穿牢底，絕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的義無反顧個性，那不計利害，罔顧環境，不管眾議，言人不言的秉賦，在在使人想到中古那些擁有赤子之心的「瘋子」。
就是在現代，關於精神病患者與精神超凡者的界限，也並非那樣絕對清楚劃然而別的。最典型的就是開啟現代主義潮流的作家卡夫卡。在常人看來，卡夫卡肯定精神有些不正常。事實上，他也確實在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觀察世界，觀察自我，反覆懷疑。因此，他的人物與場景，在後人看來，總是那樣迷濛、複雜、深邃、神秘。
菲利克斯ܧ波斯特博士曾經按現代精神病理學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類歷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得出的結論是：具有嚴重的精神病理毛病的名人，比例極大，……在思想家中有26％，如尼採、羅素、盧梭、叔本華等；在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納、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貝多芬、莫札特等；在畫家中有37％，如梵高、畢加索等；在小說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海明威、普魯斯特、勞倫斯、卡夫卡、司湯達、福樓拜、莫裡哀、托馬斯ܧ曼等等。
難怪蜜雪兒ܯ傅柯要說：「禁止發瘋如同禁止發言」了。
讓我們試比較一下如下的圖景：1966年，當億萬人搖曳著「小紅書」，如疑如醉，如癲如狂，涕淚縱橫，山呼萬歲時，林昭在監獄裡，發狂似地用自己的血書向紅衛兵歡呼的對象，向他們的「萬歲」爺，向中國的「宙斯」，作最後的抗爭，誠如她再早一點的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中寫的：
還能忍受嗎？這些黑暗的
可恥的年代，結束它們，
不懼怕雅典娜的戰甲
不迷信阿波羅的威靈，
更不聽宙斯的教訓或恫嚇，
他們一個都不會留存。
這些滾燙嚇人的詩句，與圍牆外的歡呼，它是何等的不協調；與無邊無際的人山人海相比，她是何等的孤獨。
當時，在眾人眼中，她無疑是瘋子；而在她眼中，這個國家瘋了，這些人都瘋了。
究竟誰瘋誰醒？是「眾人皆醒她獨瘋」，還是「眾人皆瘋她獨醒」？這是個哈姆萊特式的問題。
對此作出判斷，也許言人言殊，也許至今還有人肯定紅衛兵當年的狂熱。然而，有兩點恐怕是任何方面都不能迴避的事實：首先，當年廣場上大部分的歡呼者本人如今都否定了自己當時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其次，林昭批毛的論點如今已獲得廣泛認同，毛的暴政的事實已日益出土，毛本人已經日益清晰地銘刻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因此，誰瘋誰醒？結論應是不言而喻的。
一個社會，它的精神寬容度，特別是它對那些異端、「瘋子」、「精神病者」的容納能力，是該社會創造力大小的重要標尺之一；同時，也是該社會人性程度的重要標尺之一。
而讀了林昭在獄中「天日何在」的赫然悲愴的血書，每一位當年苟活的國人，勢當謙卑地垂下自己的頭顱。恰如一詩句所斷言的：「她的頭顱，放在天平的一方，億萬中國的頭顱頓時失去了重量。」
（選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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