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共 「 以德治國 」 口號，不僅是對儒家德治思想的惡意歪曲，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其 「 以德治國 」 與 「 依法治國 」 一樣，把道德與法律當作一種治國、役民、整人的工具，中共特權統治階級自身卻超然於法律與道德之外。於是理所當然地出現了一種怪象：把道德掛在嘴巴上高喊 「 以德治國 」 者，恰恰是一個最無道的政權、一群最無德的官僚。
德治思想一直以來受到歷代王朝統治者不同程度的歪曲，論歪曲之嚴重、利用之輕浮，中共是史無前例。為撥亂還正、磨垢磨光，謹將儒家道德的三大特點簡介如下。
首先，道德以自治為主。在個人與社會、自我與群體的關係方面，儒家強調 「 盡其在我 」 的人倫道德。正心誠意克己修身，最重視精神、道德上的自修自律。儒家經典裡有大量關於自修的要求，如 「 慎獨 」 、 「 自省 」 、 「 養吾浩然之氣 」 、 「 求放心 」 等，皆指人生的道德自治。如蔣慶所言，儒家講為仁由已，講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講萬物皆備於我，返身而誠，講盡性立命，講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內聖開外王，講三綱領八條目，都是從盡其在我的主觀角度來思考問題。儒家 「 盡其在我 」 的人倫觀，體現在仁義禮智信忠恕寬敏惠等德目中。
董仲舒對 「 盡其在我 」 的人倫觀談得最為深透。他反覆強調，仁是用來 「 安人 」 而不是 「 自裕 」 的，義是用來 「 正我 」 （匡正自己思想行為）而不是 「 正人 」 的。對仁義的這種解釋，體現了儒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道德觀念。董仲舒曰：
「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 ， 「 義雲者，非謂正人，謂正我 」 ， 「 義在正我，不在正人 」 ， 「 義者，謂恆在我者，恆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 」 ， 「 義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 」 。 「 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 」 ， 「 仁造人，義造我 」 ， 「 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人弗予為義 」 （《春秋繁露--仁義法》）。
我說過，在道德要求上低調，恰恰體現了政治高道德。反過來，大唱道德高調，以道德為治國、役民、整人之具，以道德的名義要求甚至強迫民眾作出犧牲的政治行為，則是最不道德的政治，也是有違儒家道德觀的。如果自己不正，反而 「 以義正人 」 ，就更加不道德了。
其次，道德以治官為先。按照儒家學說，道德是適用於君臣民眾的普遍價值標準，但身份不同，具體的道德要求亦異。道德對君主及官吏而言，標準更高，要求更嚴。他們必須盡性盡德，以身作則，以起教化的作用。教化是潛移默化，是為政以德，是春風化雨，以自己的榜樣和模範行動去影響示範於他人，而不是單純運用法律和權力去強制人民。道德乃君主統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故君主必須是一國之中最高的道德楷模。
有人向孔子問政，子曰 ： 「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 （《論語》） 表達了君王的道德是為政之本的觀點。又曰： 「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 強調為政者只有嚴於律己，勤於正己，才具備治國的條件，才能肩負國家歷史之重任。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 ， 「 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 」 ， 「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 ， 「 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 等等聖人之言 ， 道德的 「 矛頭 」 皆指向統治集團的。
第三、道德以踐履為要。 「 德者，得也 」 。（《廣雅 ． 釋詁三》），這不是知識上、而是實踐上的得。看一個人是否有道德，不在於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識，而在於他能否依據一定的道德準則踐履之。內在的道德要從日常生活特別是社會政治實踐、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在路徑去體現。
到了宋明理學，尤其強調知行合一的踐履功夫。朱熹明確主張修養道德 「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 認為 「 知先行後 」 ， 「 知輕行重 」 ， 「 知行常相須 」 ；王陽明進一步認為知與行就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故曰： 「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功夫 」 ， 「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 」
綜上所述，儒家認為，只有最高領導和各級官員皆能身體力行以德自治之後，才有資格實行德治、以德化人。需要說明的是，儒家倡導德治，並非唯德治論者和道德萬能論者。儒家認為：一、使人民豐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條件之一；二、德治有賴於法治為輔為基，法治可以由重而輕，德治方可由輕而重；三、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意謂善人為邦要百年時間，如有聖人為天子，也要三十年時間，才能行仁政王道於天下。
仁以安人，義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這是我為領導人所擬的座右銘，也是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擬口號之三。
在這樣一個道崩德潰、法治蕩然的亂世講德治，是毫不切實的迂談；由這樣一個無德無道、腐爛透頂的政權講德治，是極其荒誕的笑話！中共別說以仁為政還權於民，連公開官員財產這一條都遲遲做不到，卻來講什麼道德，就像妓女講貞潔、惡棍講仁義，不僅令人噁心，而且是對道德二字的羞辱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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