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甘陽先生最近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其特點是假設了一種論調，然後和唐吉歌德一樣，向假想的敵人攻擊，所以表面看甘先生總是對的。試看下面幾個莫須有的論點：
甘陽先生說：把改革論述僅僅侷限於「後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三十年（1949－1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而且這種論述往往隱含著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
既然談的是改革，自然要有一個分期，拐點和對比。難道我們今天上上下下講的改革，不是改革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經濟路線而是改革國民黨統治的政治經濟路線？那叫革命不叫改革！
探討過去奉行蘇聯的計畫經濟改變為今天的市場經濟，必然要劃分前30年和後30年，這才是改革論述。探討中共建政60年的經濟是另一碼子事。甘先生非要混在一起，是糊塗還是戰風車呢？
甘陽先生說：世界銀行行長（前美國國防副部長）最近說，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使得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種巨大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不容抹煞的。
這是哪位行長在什麼場合說的？又是怎樣說的？在30年前，中國人口約8億，目前約12億。如果有4億人脫貧，說明中國有超過50%-33%的人口在前30年處於世界貧困線以下，至少佔世界總人口的12%。中國今天沒有完全脫貧，還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例如山西磚窯的奴工），說明中國的貧困人口在前30年佔世界總人口的15%以上，為此在全球脫貧中佔個絕對多數有什麼好慶祝的？
去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市召開的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年度會議上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巴裡•波普金報告說，現在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過胖人口（已達10億）大於飢餓人口（只有8億）。這是科技進步的成就，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並沒有特別的。
世界糧食計畫署、糧農組織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4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一個聯合記者會上透露，全球目前有8.54億飢餓人口，其中非洲的情形最為嚴重。非洲目前人口約41億。即便目前全部飢餓人口來自非洲，不過是非洲總人口的20%。而中國在30年前飢餓人口的百分比遠遠高於此數！甘先生如何解釋毛澤東這個成績呢？我們當年可是被提醒要時時刻刻想著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難的人哪！
甘陽先生說：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
這又是甘先生杜饌出來的傳統。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原來皇帝治下官員分的7品，成了21甚至27級。直到現在還是等級森嚴，使中國歷史上等級最多的社會。不同的級別在政治待遇，福利，退休，醫療，差旅上分得一清二楚。50 年代，看看小汽車後窗簾的關閉程度就可以知道是幾級的官員。當時高級官員乘蘇聯的吉坶汽車，特級的乘蘇聯的吉斯，而毛澤東的吉斯的輪子是黑色護蓋的，一點都錯不得。在赤地萬里的大飢荒時，高幹是依靠特別供應生活的。這是什麼平等？
在毛澤東批判所謂「資產階級法權」，下令停發稿費的時候，毛澤東照樣拿稿費，這是什麼平等？在66年八月「破四舊」如火如荼時，毛澤東照樣在中南海跳交際舞，而外面多少人因為有張跳舞的照片就被批鬥遊街。這是強調平等的傳統？
這還是「小事」。再從國家制度上看，不但把老百姓平白無故分為三六九等，不經過任何法律認定就剝奪了相當一批人（絕不只5%）的勞動權利，居住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他們」是「敵人」，是社會的賤民。生命和自由沒有任何保障，而且是世襲的。
即便是所謂的人民內部，還劃分了城市戶口和農業戶口。佔人口90%的農民是三等公民。他們不許到城市來，他們離開原產地就是犯法，罪名是「流竄」，「盲流」。即便到今天，他們到城裡工作了幾年也還是「暫住」；為了「合法」地在城市工作，他們要付城裡人不需要付的特別費用，而且可以被隨時遞解回鄉。
按照馬列主義，即便是封建社會的農民也是有離開土地的自由。但「新中國」的農民沒有。即便到90年代，大社會學家費孝通還為這個制度發明瞭個「離土不離鄉」的說法，無非是怕進城的農民跑了，趕著給他們打個下等階級的烙印。按照馬列主義，改變生產方式三年就改變了階級成分，但到現在，在地盤上工作十年的工人還是「農民工」。這是什麼平等傳統？符合什麼經濟學說？請甘先生指教！
甘陽先生說：「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本身毫無疑問是植根於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執政黨以往強調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諧社會」的實質目標亦即「共同富裕」則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追求；
怪不得甘先生沒有在美國支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呢，原來他的論據全是無中生有。「階級鬥爭」是馬列主義的傳統，什麼時候成了西方的傳統？和諧的英文按《金山詞霸》翻譯成Harmonious 。有協調一致的意思。但什麼是和諧社會？輿論一律？新聞導向？隱瞞非典？禁止遊行？封閉報社？還是做飛機給被奴役幾年的窯工送幾千元？到要想甘陽先生給和諧社會一個定義。
毛澤東就是不許國民富起來，說「富了就要變修」，所以前30 年商品經濟發展不起來。筆者親耳聽過傳達，幾個工人搞地下修車廠，賺了4 千多元被判處死刑。那不是在文革，是在劉少奇最紅的1962年！
也許甘先生是後生，不知道當年「長途販運」等同「投機倒把」，而「投機倒把」等同強姦搶劫。其實投機倒把不過是互通有無的生意。甘先生不知道這些就要好好讀書。
甘陽先生說：我們今天或許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區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國改革過程目前存在的種種矛盾張力和衝突，大多數仍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宜輕易把它們看成是你死我活的 「敵我矛盾」。
甘先生先表白自己推崇平等傳統，接著又要推崇毛的兩種矛盾，只能說他是自我矛盾。所謂人民是違法憲法的非常模糊的名詞。一個人只要不犯法並被法律剝奪某些政治權利，他就是和其他公民一樣的國民。他即便犯了法，被罰了款，坐了牢，也未必就是敵人。請問甘先生，過失殺人的人是什麼敵人？因搶救無力導致石油鑽井平臺倒塌，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坐牢的官員是敵人還是人民？現在入獄幾年的黨員還可以保留黨籍，到哪裡找敵我矛盾？
一個國家在正常時期是沒有敵人的，但有犯罪份子。毛澤東和甘陽先生所說的矛盾，無論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全是指的社會矛盾，和一般犯罪無關。除非政府官員與民為敵，那來的敵我矛盾？毛澤東與胡風為敵，整肅了一個社會階層，是「敵我矛盾」；毛澤東搞陽謀，把知識份子有計畫地打成右派，非法剝奪他們的各種權利，是以知識份子為敵，當然是「敵我矛盾」；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守法的百姓，官員，同事，部下批鬥，監禁，大肆毀壞文化古蹟，和全中國人民為敵，那才是不折不扣的敵我矛盾。現在還有麼？甘先生是思維沒與時俱進，還是也有人分九等的共鳴？
甘陽先生說：我在不久前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實際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首先，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的主幹是儒家為主來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國」 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改革的最深刻意義，就是要深入發掘「儒家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這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大課題（參見本文附錄：「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甘先生這位非博士開始講昏話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了一番文字遊戲就成為「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原來中華就是儒家。照這個遊戲，陳水扁搞台獨是分裂中華，因為他說話行事有儒家的影子。可達賴要搞藏獨就怪不得他了，他是信喇嘛教的，不懂儒家。甘先生還說「人民」就不是「資本」，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國家。那麼我們如何對付今天的「民營企業家」呢？統統叫他們加入共產黨，就當了「其他勞動者」？拒不入黨者，不是敵人就是二等國民？甘先生六四後跑到資本共和國，混不下去，又到了一國兩制的資本制地區，卻叫我們憧憬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不是騙子又是什麼？
甘陽先生說：為什麼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改革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而前蘇聯東歐當年的經濟改革卻不成功從而導致全盤的社會解體？我們今天必須重新提出這個老問題，亦即在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能比前蘇聯東歐國家更成功？
甘先生又在假設，蘇聯東歐何時「全盤的社會解體」？俄國今天是中國的戰略夥伴，難道中國外交那麼蠢，找了個社會全盤解體的戰友？東歐不少國家已正式加入歐盟，難道西方那麼大公無私，把社會解體的國家養了起來？
甘陽先生說：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就是破壞了中國變成蘇聯式計畫經濟的方向，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在改革前就已經不是蘇聯式的中央計畫經濟結構，從而為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
這大約是甘先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壞事變好事」。由此推論，袁世凱當皇帝是第一功，日本侵華是第二功，蔣介石則立了第三功。輪到毛澤東只能是第四功了。六四的屠殺（或者暴亂）是第五功。啊彌佗佛！
甘陽先生說：毛澤東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毛澤東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1961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1964年以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
毛澤東對分權是這樣總結的「一統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他之所以要把經濟下放，是他的小農經濟思想。在他「五七」批示中講得很清楚。他要建的是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社會。毛澤東當然不是計畫經濟的倡導者，他是要把社會拉回幾千年，回到秦朝，行秦制。所以才有至今還存在的戶口制度。這個制度不光是政治制度，還是中國基本的經濟制度，嚴重地制約了中國向現代化國家轉型。這樣的破壞根本沒有任何好的因素。日本統治臺灣幾十年，是不是請甘先生來給評功擺好？
甘陽先生說：由於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力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引入到鄉村，不斷把中國的企業和經濟下放到社會基層，使得中國的鄉土社會不是外在於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之外的。在毛時代，交通、水電以及至少小學教育和赤腳醫生的進入鄉村，都是中國鄉鎮企業在七十年代後可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基礎。八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的運作方式也幾乎完全是「大躍進」式的，所謂「村村冒煙」本身就是「大躍進」的傳統。
據說謊言說多了就是真理。大躍進的傳統是什麼？是今天官員弄虛作假，不顧國民生死大搞政績的傳統。是不聽幹部胡指揮就扒房子砸飯鍋的傳統。沒有受過任何醫療教育的青年（不少是無知識青年），就因為他們是城市來的，就可以為農民治病，是愚弄農民。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有幾億文盲，大學不說，農村小學，中學至今沒有像樣的校園。當時廣大農村根本沒有公路和水電。甘先生最好查查中國國內出的統計資料再來說話。
按照甘先生的邏輯，我們今天應當為大災荒餓死的幾千萬同胞立個碑，由甘先生帶領我們在碑前宣誓：你們是為了我們改革開放犧牲的，沒有你們的死，就沒有我們的改革，你們死得其所，重於泰山，安息吧！
甘陽先生說：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技術專家來貫徹中央計畫經濟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發動群眾依賴群眾的道路。走蘇聯道路就要強調技術專家，就要強調知識份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則要首先強調人民群眾，要強調所謂「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看來甘陽先生應當被稱為甘陽同志了，而且是老革命老同志了。筆者是在提倡「又紅又專」的時代長大的。那時候讀書好，老實不會吹牛的同學是被貶低的對象。只要思想「紅」，出身「好」，學習不好也可以入團，為上大學打下基礎。到了1965年，我們全猜出來高考語文作文題目：「論又紅又專」。這個口號和文革時毛說的：「抓革命促生產」一樣，真的只是前面的，後面是騙人的，不過是說明毛澤東胡搞他也心虛。
文革前包括雷鋒在內樹立了一大批英雄模範：向秀麗，歐陽海，。。。。。鮮有一個懂業務的。照今天的觀點看雷鋒死於安全事故，他是被汽車撞倒的電線桿砸死的，沒有任何安全設備；歐陽海救火車前的騾子，可以說完全沒有必要；向秀麗用身體救金屬鈉的火，說明工廠沒有為工人安全做了任何防禦。他們的死是制度害的，是可以避免的，是不應當作為「又紅又專」來吹捧的，他們但分專一點也不會這樣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至於什麼是「延安道路「，建議甘先生看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再說話吧。
在很多年前，筆者就被迫和甘先生打過筆戰。那次甘先生硬把筆者當成瀋昌文先生，破口大罵。筆者就指出甘先生是兩面派。許多年過去了，甘先生到是沒變， 還是兩面派。
一方面，甘先生在資本主義發達地區享受資本主義給他的好處；一方面甘先生告戒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同胞要感謝毛主席。甘先生沒有是非觀念，他是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狼崽。
六四時，甘先生本是旁觀者，到了最後的時期卻押錯了牌，成了動亂分子；藉機跑到美國讀書；偷渡時帶上的是畢業證書，美國大學錄取書。由於他的思維方法是毛澤東式的，既假立辯論觀點（這當然好駁），沒有獲得學位，從此又成了反美的左派。為了討好中共，他千方百計從自由派中脫出來。他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裡極力表白自己是一貫正確的。現在他竟然寫了《中國道路》， 目的無非是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貫正確的，是留美學者得出結論，多麼有說服力呀！
可悲的是甘陽的道路就是這條中國道路。他的辯論手法是毛澤東的，他的忘恩負義是紅衛兵的，他的人品是共產黨員的，他的表現是有代表性的。所以筆者用了一個晚上，寫就此文駁一駁甘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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