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修緣起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傳位於皇太孫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他的叔父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1403年， 朱棣稱帝，奪取政權，改元"永樂"，歷史上稱其為"明成祖"。為了鞏固政權，炫耀文治。明成祖頒布了一系列提倡文教、振興學術的政策。他要把自己的"文 治"也推到"遠邁漢、唐"的高峰。他要用一部"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的"一統之製作"來標榜盛世。於是，在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用以系統地收集古今書籍，以便於查考。
解縉等奉諭，組織一百四十七人，將各種資料抄入書中。次年十一月，全書編纂完成，賜名《文獻大成》。史書中記載：朱棣"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解縉重組編纂力量，開館於文淵閣。參加者先後"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博採眾書，匯聚群分，終於在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將這部宏篇巨帙重修完成。姚廣孝領銜進呈，朱棣閱後表示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並聘請抄書者謄抄全書。至1408年冬，《永樂大典》全書抄寫完畢。
《永樂大典》收錄"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陰陽、僧道、技藝等各家之言，可謂包羅萬象。收存了歷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種。許多不見存於後世的佚文秘典，幸賴此而得以流傳。後人從《永樂大典》得書多達542種。 特別是《大典》"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的編纂方法，跟清廷纂修《四庫全書》時基於政治考慮，增改典籍內容的做法不大相同。許多寶貴的文獻能保存其原 貌，提高了所收資料的文獻價值。全書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只要按韻找到要查檢的字，那麼這個字的註釋、音韻以及該字的篆、 隸、楷、草等各種書體和與此字有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的各類記載都展現出來。
寫本中的精品
《永樂大典》不僅篇幅巨大，收集廣泛，而且繕寫工整，繪製精美，被譽為寫本中的珍品。
《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皮紙，當時北方習慣稱為白棉紙。正如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所說："其縱紋扯斷如棉絲，故曰‘棉紙'。"這種紙在嘉靖前後百年間生產量很大，紙質潔白柔韌，是印書的佳選。
全書為手繪朱絲欄本，四周雙邊，半頁8行。 《大典》用紙需數十萬張之巨，手繪欄格實屬不易。有學者認為，邊欄和界欄是分兩次完成的。"可能是用薄板將邊欄、書口處鏤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筆刷上 紅色而成。原理類似唐代紡織品的漏印。欄內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的，直格上下兩端有針眼痕跡，是有直尺作標準，用毛筆精心描畫的。"
書 內文字，除標題首字用多種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都以楷書館閣體抄錄，字體端正整齊。正文為墨色，引用書名及書口文字用紅色。斷句及標聲符號用紅色小圓 戳鈐印。朱墨燦然便於閱讀。書中各類插圖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宮室建築、園藝花木、山川地圖等等，用傳統白描筆法繪製，形態生動逼真，工致精美。
正副本之說
《永樂大典》修成後，一直收藏在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7），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遷都北京，《永樂大典》隨之運到了北京，貯藏於宮城內的文樓。嘉靖皇帝在位時，對《永樂大典》倍加珍愛，經常有一兩帙放在書幾案頭供查閱。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某日宮中火災，三大殿被燒燬，火勢危及文樓。聞聽宮中起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間連頒三道諭旨搶救《永樂大典》。火災之後，嘉靖皇帝萌生了將《永樂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頭。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任命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校理繕寫《永樂大典》副本。據統計，當時經過考試錄用的謄錄人員達一百餘人，嚴格按照永樂正本的冊式行款摹寫，每人每天按規定謄抄三葉。每冊結尾處註明重錄總校官、分校官、寫書官等銜名，以示職責。重錄副本直到隆慶元年（1567）方告完成，歷時六年。永樂副本與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
永樂正本移放到文淵閣，明亡之後下落不明。它究竟佚於何時，至今仍是《大典》收藏史上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毀於明清易代時的戰火；也有學者有 另外一種推測，即《永樂大典》沒有被毀而是隨葬永陵。關於《永樂大典》的存毀情況，說法也不一致。通行的說法是，文淵閣正本被毀，殘存者為皇史宬副本。
副本先是存放於新落成的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間，又移貯到天安門以南的翰林院。歷經多年變亂，副本在明、清兩代也屢遭厄運。原因之一是官吏監守自盜。康熙年 間，徐乾學、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發現這部副本時，已佚不少。雍正年間，轉移至翰林院敬一亭，由於當時管理不善，《大典》又有丟失。光緒元年（1875）清理《永樂大典》時，發現僅存五千餘冊。而到光緒二十年（1894），就只剩下八百餘冊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最後的厄運降臨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與東交民巷比鄰的翰林院，靠近使館區，淪為戰場。敬一亭被毀，《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燬，倖存的殘本被侵略者肆意搶掠，甚至代替磚塊構筑工事。被劫掠的《大典》，運往英、美、法、日、俄等國，流散世界各地。目前存世的僅有400餘冊，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30多個收藏機構。
收藏史話
《大典》遭遇劫掠和焚燬後，翰林院僅剩六十四冊，被同治十三年（1874）狀元、清末大臣陸潤痒運回府中。清末籌建京師圖書館，學部提議將翰林院殘存的《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庋藏，但未及辦理。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周樹人（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等部門的工作。在他的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請國務院，將翰林院所存《大典》殘本送歸教育部，交由京師圖書館儲藏，獲國務院批准。教育部當即派員前往陸潤痒處，將64冊《大典》運至教育部。除4冊置於教育部圖書室展覽外，另60冊送往京師圖書館，這是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大典》。
京師圖書館在妥善保護這60冊《大典》的基礎上，四處徵集，廣為蒐羅，其間，京師圖書館幾易館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卻從未停止過。到1934年，館藏《大典》已達93冊。
在此之後，《永樂大典》聚散離合的過程更是充滿了傳奇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局勢動盪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先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後存放在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後，北平圖書館即將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於公共租界倉庫，並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負責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後，上海淪陷，不久歐戰爆發，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於上海的古籍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先生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先生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繫，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後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三千種書中有60冊《永樂大典》，於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臺灣，目前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如今，在國家圖書館專門為存放《永樂大典》訂做的楠木書櫃中還為這60冊《大典》預留了位置。
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將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後即撥交北圖收藏。除了政府撥交，一些重視文化遺產的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將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圖集中收藏。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率先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並致信北圖："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隨之，趙元方先生也將家藏的一冊《大典》捐贈出來。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張元濟先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大典》贈送北圖。此後，北京大學也將4冊《大典》移送北圖。廣東文管會也移送3冊。向北圖捐贈《大典》的還有張季薌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陳李藹如先生，各一冊。
此外，在中國人民愛國精神的感動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我國3冊，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52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移贈1冊。這樣67冊遠離故國的《大典》又回到了祖國懷抱，在北圖"團聚"了。
《大典》的收集過程中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 在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發現時《大典》的天頭地腳部分已被剪下來做了鞋樣，家中的老太太雖不識字，但從祖上因襲的敬字惜紙的傳 統，使這冊《大典》的內容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也可以算做《大典》流傳過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書的重要價值後，孫家將書送到了掖縣文化館，掖縣文化館將書 又轉送到北圖，北圖在收到此書後即由專業修復人員做了復原。這冊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終於與其他《大典》聚合了。
1912年第一批《永樂大典》入藏到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已擁有221冊（含現存臺灣的60冊）， 超過全球藏量的半數，居各處收藏的首位。這些珍藏是由政府撥交、重視文化遺產的有識之士捐贈私藏、國際友人的友好贈還和幾代圖書館人奔走尋訪匯聚而成的。 《永樂大典》現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善本庫房內專為其定做的楠木書櫃中，保存環境良好。同時，還組織了專業修復力量對其進行了修復，修復時堅持"整舊如舊"的 原則，基本完整地保留了《永樂大典》成書時的原始風貌和特點，從而保證其資料價值和文物價值未因修復而受損。在做好原生性保護的基礎上，國家圖書館還積極 籌劃，利用先進的影印和裝幀技術，將《永樂大典》模擬再版。影印本嚴格按照原書的版式規格、紙張裝潢加以複製，致力保存《大典》一切信息，再現她的昔日輝 煌。此舉是造福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同時也使這一人類偉大文化遺產重現於世，垂之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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