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門（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20年1月4日訊】什麼是政治？我們不妨先放下科學嚴謹的定義，從日常生活世界出發。
我們每日的生活、我們的生命歷程、我們如何與同屬一類的他人相處，是由政治安排決定的。這一安排是好還是壞，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是公正還是不公正，關乎我們的生活質量，因而政治也是關於是非正誤的常識。現實中的悖論是大多數人對政治不感興趣，認為政治是政治家們特有的事業；甚至許多社會精英——在商言商的企業家、術有專攻的專業人士、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媒體人士……都不約而同地逃離政治，這也稱得上是一種「中國特色」。除了中國社會曾全面被政治宰制所造成的心有餘悸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於，我們並未真正理解政治的本質以及政治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事實上，若就人性的本質意義而言，我們既是社會的存在，我們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你可能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政治對你卻很有興趣；你千方百計逃離政治，可政治卻時時在你身邊。
你的身份地位——包括你是官（尤其是相當級別的官）還是民，你出生在城市還是農村，你是官二代還是富二代、窮二代，你的性別是男還是女，決定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而這不同是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決定的。
具體而言：你住在單位福利房還是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農村住房中，取決於你的出身、你的職業和你的財富狀況等。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來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組合，對人們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構，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體，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進而住宅成為當代社會分層的重要標誌。居住，這一最基本的物質生活內容，卻日益被塗抹上政治的色彩。都市住宅形態的演變，基於商品住宅私人產權誕生的業主群體，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群為維護自身居住權利而蔓延開來的都市運動，最直接地映射出轉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因而居住和與居住有關的活動不再僅僅是個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實踐，而是往往直接演變成一種政治行為。不同的居住形態歸根結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體制身份、社會地位和資源來源，其背後的根本問題則是權利問題，因而歸根結底是市場、國家與公民的關係問題。
飲食，最為直接地滿足生存需求的物質，依然與政治密切相關。作為窮人，是否能夠裹腹，是否可攝入足夠量的營養，在飢荒之年能否活下來，不是取決於自然而是取決於政治。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飢荒的政治學」以「著眼於現實」的方式雄辯地論證了「為什麼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以免於飢荒」這一命題，森指出：「事實上，飢荒的發生與統治形式有著特別密切的聯繫」，「只要公共政策得當，一個物質豐裕的現代世界是完全能夠杜絕飢荒發生的」；「貧困必須從可行能力剝奪的角度來理解。因此，消除貧困以致防止飢荒發生最終就必須落實到提升個人的可行能力，從而擴展人們所擁有的實質自由」。
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同樣與政治有關，以當下人們頗感焦慮的食品安全問題為例，如何面對食品安全危機，本身就是制度安排造成的社會分層的體現。如果是位高權重的官員或者就職於體制內重要部門，他們可以享受到單位特供系統提供的綠色無公害食品，放心食用而且物美價廉；如果屬於城市中的中產階層，他們有比較高的收入可以買得起高價的糧食、蔬菜、水果、肉蛋等，以保證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飲食；如果是種植農產品的農民，他們許多人會種一小塊不施農藥化肥的自己食用而把大量非綠色農產品賣到城裡；但如果是城市中的貧困人口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就只能聽天由命吃自己能吃得起的食物，甚至不能保證自己年幼孩子所食奶粉的安全。不同的社會階層用各自的方式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窮人無力解決這一問題，這當然是政治。
除了居住和飲食，其他生存問題亦然。當你生病的時候，是否能夠得到相對公平的醫療資源的救治，這是政治問題；當你老邁之時，是否老有所養，能否得到公平的退休金待遇還是受到不公正的養老雙軌制待遇，這是政治問題；你作為納稅人，是否被合理地課稅，你是否知道你繳納的錢用作何處，這也是政治問題；你若觸犯了法律，是不是能依法得到公正的審判，這還是政治問題。你是否真正享有了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你是否不會因為出身、族群、性別、年齡、性取向等而受到歧視與不公正待遇，簡而言之就是不僅能夠活著而且能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這當然是政治問題，而且對一個社會中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成員來說，都是政治問題。
斯科特等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弱者為生存而進行抗爭所形成的底層政治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畫，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對抗權威。瞭解這些為爭取生存權的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於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或進步的秩序所作的一切。而正是這類反抗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斯科特還著重討論了農民非政治化的另一種表現即對支配的順從或「共謀」（complicity）。他認為有必要區分「虛假意識」造成的順從和強制性暴力造成的不反抗，在很多情況下，底層的沉默是鎮壓造成的沉默而不是共謀的沉默。在強大的經濟佔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於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究，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像，不僅強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換言之，底層能否擁有自己獨立的意識？斯科特的研究表明，恰恰因為有「隱藏的文本」存在，從屬群體可以撐開一方自己的政治與意識空間。正是從這樣一個角度，斯科特表達了對「虛假意識」、「霸權」和「神秘化」的有限同意和反思性批判——從屬群體以「隱藏的文本」對「公開的文本」進行洞察和解構。
底層政治的理論有助於啟發我們如何從日常生活出發，立足於物質基礎，賦予窮人政治地位。這裡有一個從物質利益訴求走向政治訴求的過程，我們早晚要意識到，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因而我們就生活在政治裡，我們無可逃避地就是政治性動物。所有的統治者都希望被統治者不關心政治，而當大家都埋頭生活而不關心政治時，政治就成為強者獨享的獲取暴利的工具和壓制異端的利器，而大多數普通人必然成為被榨取被宰制的「弱肉」。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灌輸，包括缺失了獨立自由精神的教育、對歷史有意識地歪曲與忘卻，以及模糊人們的是非觀念等，都是在製造非政治化的統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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