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關係揭密:顛覆認知 真相如此不堪(圖)

2020-10-11 09:00 作者: 沈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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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圖為周恩來(左)和金日成(右)攝於1958年。
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圖為周恩來(左)和金日成(右)攝於1958年。(網絡圖片)

接上文:中朝關係揭密:鮮血凝成的友誼?

「備胎」上位

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心有怨氣、心裡不舒服,毛澤東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鮮戰爭過去後毛必須安撫他。安撫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錢用完了,因為朝鮮1954、1955、1956年為恢復時期,要建設就需要錢,金日成又到蘇聯、東歐,這時朝鮮出事了。這得從朝鮮勞動黨的構成說。朝鮮勞動黨由很多黨組合,主要是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又有很多派,總之朝鮮人團結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實1925年朝鮮勞動黨就成立了,但不過3年就被共產國際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朝鮮勞動黨才恢復,但總部不在平壤而是漢城。

原來,朝鮮勞動黨在南方有一撥人,他們以樸憲永為主,稱之為南方派;一撥人在北方堅持抗日,叫國內派;第三撥是蘇聯派,主要是20世紀初從朝鮮到蘇聯的移民。二戰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數民族和外面勾結,所以就把邊境上的少數民族都調到蘇聯腹地,整個村、鎮遷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邊界,匈牙利人不能在邊界,全調到大陸,其中包括朝鮮人。在遠東所有朝鮮族人整村、整城、整鎮搬到中亞哈薩克斯坦。1945年,蘇聯軍隊進軍東北時,斯大林突然想起沒個人帶路話也說不通,於是到哈薩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語說得好、懂朝鮮語的隨軍南下到朝鮮,這批人後來就留下了,這就是蘇聯派。還有一派是延安派,這是原來在八路軍當中的朝鮮族幹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戰爭結束後回到朝鮮,他們被稱為延安派;最後一派是游擊隊派(即金日成派),是原來參加抗聯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這撥人在1940年日本關東軍大掃蕩時逃到蘇聯。《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蘇聯不讓他們回,否則沒法跟日本人交代,於是留在遠東,在一個村子裡住下,建了營地。中國人是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其中也包括朝鮮人。周保中成立時叫抗聯教導旅,後來斯大林給了一個番號: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這樣可以領受軍餉)。

戰爭結束後,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國人跟著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當嚮導。金日成當時是一營營長,他帶隊回朝鮮。金日成回去時還不是北朝鮮領袖,蘇聯也沒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堅決反對蘇聯的託管政策,結果被放棄了,這樣才換成金日成。我看到蘇聯給金日成的評語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鮮人當中很有威望,經常匯報思想,俄語學得好,能團結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鮮問題上很有發言權,他給斯大林寫信推薦金日成。那時金日成年僅32歲,金斗奉、崔庸健等都是比他高一輩的老革命家都沒有被推薦,就推薦了金日成,說他有政治頭腦、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來,不過很多人不服氣,金日成就通過各種運動、手段陸續把一些派別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鮮統一、指揮被降職。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還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沒有特別大的動作,因為有蘇聯和中國在,就抓生活問題,比如貪污,找點原因給你降職。

但即使這樣也容易引起這些幹部的不滿。1954~1955年,延安派跟蘇聯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兩派就聯合起來。南方派徹底跨了,李承燁一個案子槍斃了十幾個人,後來樸憲永也被絞死了,樸當時是朝鮮共產黨主席,從漢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後來說他是美國間諜。1956年是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當時,共產黨各黨都傳達了蘇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從神壇被拉下來,赫魯曉夫批個人崇拜。所以朝鮮勞動黨內開始批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特別是金日成去東歐要錢時國內出事了,這兩撥人準備聯合起來發動政變,借8月中央全會把金日成提拔起來的幹部搞下去,開始批金日成的組織路線和經濟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經驗,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趕回採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蘇聯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斷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陰謀是延安派搞的。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體材料,看到的都是從蘇聯檔案館看到的,看的是匯報情況、大使談話,材料非常豐富。蘇聯派群龍無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鮮人大委員長,地位很高但沒什麼權力,他也不爭權,是一個知識份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證實金斗奉參與,至少默許了。他們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離開朝鮮,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裝不知道。當然他不敢參與,也怕,因為真成事,豈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幹掉。金日成來信問:朝鮮國內情況怎麼樣?崔庸健說跟你走的時候差不多。結果金日成回朝鮮,蘇聯派全部官復原職,主要對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還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開會,一個一個站起來批評金日成,但發言根本不能完成,一發言就被打斷,會場亂成一遍。時任副首相兼內務部部長戌輝被金日成貶為總工會主席,中央宣傳部部長李弼奎被貶為工商部長。他們幾個在中間休息時商量說不對勁,事情怎麼會這樣,覺得事情敗露了,然後開車直驅鴨綠江大橋,跑到中國。中國邊防軍不知道,他們說是首相、政治局委員。邊防軍趕快給北京打電話,周恩來說「沒錯,就是,趕快送北京來吧。」

到了北京,周恩來和羅瑞卿兩個人接見,把具體情況瞭解後報告給毛主席。毛聽後勃然大怒。他們跑過來是31日,9月中旬中共開八大,蘇聯代表團、朝鮮代表來都來了,金日成沒敢來,派崔庸健過來。毛主席找米高揚說:「朝鮮出的事你知道嗎?」「我聽說了。」「你們打算怎麼處理?」「還是聽主席的意見。」毛說:「朝鮮這棵小樹本是你們栽下來的,後來被美國拔掉了,讓我們又給栽回去了,現在長大了、不聽話了,你們看怎麼辦?」還說:「我看這樣吧,你找崔庸健談一次,我找崔庸健談一次,我們要幫助金日成糾正錯誤,你去一趟,彭德懷和你一塊去。」後來毛把崔庸健找來,嚴厲地批評了他,講朝鮮勞動黨這不對、那不對。這個事發生後,朝鮮勞動黨曾到中國大使館(時任大使是喬曉光)要人,說朝鮮有幾個人叛逃,中國必須引渡回來。檔案裡喬曉光說這不算叛逃,屬政治移民。毛在談話中講,「這幾個同志能讓他們回去嗎?回去還不被你給殺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殺人?」弄得崔庸健也沒話講,訓了一頓,並說:「回去給金日成同志帶一個話,過兩天我們派人去。」幾天後,彭德懷和米高揚倆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談話「8月全會的決議是錯誤的」,因為8月全會把中央好幾個政治局委員開除,被貶到基層工作,「必須撤銷8月決議,馬上再開一個中央全會。」弄得金日成一點辦法都沒有,馬上召集人開會,說:「各位,8月全會的決議都是錯的,我們要重做一個決議。」主要是恢復這些人的職位。米高揚說:「行了吧老彭,咱哥倆走吧。」彭德懷說:「不行,主席跟我說要看著金日成新決議登報,不登報不走。」後來彭德懷還是走了。後來我看到報紙上就登了一個小條:9月開了新的中央全會做了一些新決定。這引起了喬曉光的不滿,他找蘇聯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應全文登在報紙上,怎麼就弄這麼一小條?

這個事件後,中朝關係降到冰點,金日成當然非常不滿,他這事做得對與否是另一回事,經濟路線有沒有錯是一回事。作為一國之主、一黨領袖,北京、莫斯科來了倆人,捏著我的脖子讓我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滿,中朝關係已經走到了危險地步。而且日內瓦會議沒有解決朝鮮問題,算停火,沒有簽訂和約,委員會不斷地談判以及第三國艦隊等。中、蘇、朝有一個委員會。所以11月份朝鮮提出一個主張:以後有什麼事應該在聯合國直接解決。這個意見毛澤東看到後更火了:這還了得,豈不是想把中國踢出來?直接跟聯合國談?誰打你們的?是聯合國軍打朝鮮,怎麼跟敵人去談?讓敵人決定你的命運嗎?11月30日把蘇聯大使尤金召來:「朝鮮決議你們看了嗎?金日成要幹什麼?我看這個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鐵托就是納吉,很可能就是納吉。」尤金說:「怎麼辦?」「你回去給赫魯曉夫同志帶一個信,怎麼處理朝鮮問題?兩種辦法:第一,現在在朝鮮還有40萬軍隊,可以幫助他改正錯誤。第二,隨他去,以後不管朝鮮的事,願意幹嘛就幹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說到第二條時,毛加了一句:「我們把志願軍全部撤出去,給金日成自由。」尤金怎麼跟赫魯曉夫匯報的,赫魯曉夫怎麼答覆的沒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為什麼?因為「撥修事件」發生後,注意力被吸引到歐洲,此事擱置,一擱置就是一年,志願軍沒撤,中朝之間斷了聯繫。這一段是中朝關係最不好的時期,不過報紙上永遠都是「中朝友誼」。

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變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因為1957年底毛澤東在莫斯科見了金日成,毛兩次跟金日成談話,上來就說:「金日成同志,我錯怪你了,你還是很革命,是我偏聽偏信。這樣吧,我把志願軍都撤回來,讓你放心。」第一次談金日成有點懵,沒答話,不知道毛想說什麼,不知道什麼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實毛幾次跟蘇聯人講話:我有志願軍在那兒,說是防美國人的,但金日成心裡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談話金日成想,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開完會,大家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來過去制訂了撤軍計畫,到1958年10月所有剩餘在朝鮮的志願軍全部撤走,沒有一兵一卒。那時候的中朝關係是真好。此後,金日成年年到中國來,那時正值中國大躍進時期,金日成拍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們現在朝鮮也這麼幹,中國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發槍搞全民皆兵;中國辦公共食堂,朝鮮在平壤也辦一個大公共食堂,比中國還大,能裝4萬人。」毛特高興:我這麼搞沒人學,就金日成學得快。那時候中朝關係非常好(1959~1960年)。

為什麼毛突然改變對朝鮮的態度?我分析認為他對朝鮮無外乎兩手:一手硬、一手軟,硬的不行就軟。這是第一;第二,中蘇之間出了問題,在1965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把所有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拉到自己這邊,後來看拉不過來,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幫窮兄弟。那時,毛澤東希望周邊朝鮮、越南、日本,至少亞洲國家跟著我走,東歐拉幾個(最後拉動了阿爾巴尼亞),出於這樣的考慮對越南、朝鮮讓步,要什麼給什麼。1959年、1960年中國困難時,金日成要糧食,15萬噸不夠要20萬噸,20萬噸不夠要30萬噸都給。所以整個東歐黨和蘇聯一起攻擊中國時,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態度,這跟東歐國家不一樣。

赫魯曉夫也不傻,東歐都聽話,金日成不聽話不行,就說: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來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魯曉夫把他叫到一個屋子裡,什麼也沒說,就說:「你看一份文件。」什麼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金日成一邊看一邊罵,拍著大腿:毛澤東真不是東西!當面說好話,背後罵我!我怎麼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傷心了(這都是後來蘇聯大使匯報寫在報告裡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魯曉夫,說朝鮮勞動黨從來就是跟著蘇聯共產黨走的,你們的路線就是我們的路線,決不會聽中國的話。回朝後召開幹部會議:以後誰也不要去中國,中國人當面說好話,背後說壞話。到1960年夏中朝關係下降。沒到3月朝鮮經濟困難,跟底下人說:再到中國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魯曉夫給他看了什麼,但朝鮮經濟態勢在那兒擺著,大量給援助給糧食。

結語

之後我沒什麼研究,世界規定30年檔案的解密期,再以後看不到檔案材料。1980年代以後的事我知道的跟你們知道的一樣,都是報紙上登的東西。

在我看來中朝關係是變幻多端、冷暖無常、時起時伏的,沒有穩定的同盟關係或者傳統的友誼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神話。第二,中朝關係核心在哪兒?我認為和中蘇關係一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都一樣:不是現代國家關係,是一種在特定意識形態框架內形成的家庭關係、兄弟關係,而這種關係和現代國家關係基本的政府特徵不一樣,之間的內在結構也不一樣。第三,你要想找到一個比較正確的對朝鮮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關係,按照正常國家關係應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至少可以擺脫被動。

責任編輯: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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