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由作家王力雄，一九九一年曾以笔名“保密”写预言小说《黄祸》引起海内外关注。他在书中描述了人口流动迁徙引发的人口、生态平均资源、欲望和约束欲望的道德，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失衡引起读者很大兴趣。三月四日，他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谈时首先指出，要求给予民工国民待遇，会涉及许多具体措施，关键是制度保证。
王认为，现在不是农民工没有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底层，无论农民工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农民工进了城得不到国民待遇，而是在农村本乡本土没有进城，一样没有国民待遇，一样受欺负，所以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不是当权者一两个行政措施所能解决，而是“整个社会要革命，当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会改革。甚么时候这些农民工在本乡本土不受欺压享有人权，他们到城里打工，也就不会受欺压而享有人权了”。
民工进城应享有人权和国民待遇，自然毫无疑问。但王说，一个社会不只是“应怎么样”的问题，还有个“能怎么样”的问题。“应怎么样”往往是学者讨论的，而政治家考虑的是“能怎么样”。他认为，合理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大陆将来很多问题可能就出在此，会受到莫大冲击。
王力雄说：“中国人口最多，平均资源最少，欲望最强，道德最差。从极穷到全世界的富有都展现在你面前，于是求富心理特别强。”现在最底层的几亿农民觉醒了，对财富的追求、提高生活水准的要求和城里人一样。这种潜意识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如果九亿农民都向城里生活水准看齐，社会承受得了吗？扩而言之，如果所有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都向美国人看齐，那么世界是否承受得了？
当然，不能说这不应该，这涉及到人权。不能说美国人能这样，中国人不能这样；不能说城里人能这样，乡下人就不能这样。王认为，问题是这样的人权能不能满足，即使能满足，又能不能承受得了。现在中国人再也没有那种天命意识，以为“我穷是命不好”，而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不平等制度，这就酝酿了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造成可能爆发的火山。
农村知青的历史轮回
进城的农民大都是农村知识青年，王说这是历史轮回。当年，知识青年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于是下乡抢农民饭碗，现在人家回来要回报。进城的知识青年许多是农村精英，自尊的意识、对各方的诉求比最底层的农民强烈得多。他们目睹这种不平等和巨大差距，心理更不平衡，自觉每天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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