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文革

　　其实文革开始时，我也不是很大。也许正因为不大，那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便象刻在一张白纸上的印记，永难磨灭。

　　文革开始时，我刚小学毕业。只记得街上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有倒着写的、歪着写的名字，打着又粗又浓的黑叉。然后又看见街上一队队戴红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脸上透着肃杀之气，大人说是去抄家的。很快，我们弄堂里也有人家被抄了。后来，就几乎每天都会听说，又有某号某家被抄了。

　　祖父比我大整整一个花甲，早就退休了。过去当过一家大公司的厂长和高级主管。父亲是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那种。父亲对自己的身份一定很有自知之明。上海一刮起抄家风，就看见他和母亲晚上嘁嘁促促商量事情。又看见他拿出一些唱片之类的东西，砸碎了，晚上偷偷丢到垃圾箱里。当时这样做的肯定不止我们一家。那段时间，弄堂的垃圾箱里经常出现领带、唱片或其它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残骸。父亲喜欢拍照，还自己着色，那时没有彩色照片。客堂和房间的墙上，原来挂着好多母亲的大幅风景照，一下子全都取了下来，换上“领袖”的像。连我最喜欢的他们的结婚照，也一下子不知去向了。

　　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没过多久，有一天，父亲下班特别早，却不是独个人回家，身后跟着一队戴红袖章的人。他虽然镇定，但他紧绷着的脸和阴沉的气色，让我感到大难临头。

　　红卫兵在我家呆了三天三夜，换着班来。一家十口人只能待在客堂间里，上厕所也得获得他们允许。我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睡觉的，我们小孩子困了便和衣睡在长椅上。每个人都很严肃，连一岁多的堂弟也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三层楼的房子被翻了个底朝天，每一个角落都翻便了，墙壁也全部敲过。东西一件一件往停在门口的大卡车上搬。天井里一棵无花果树被挖起，底下掘了个几尺深的大坑，大概是怀疑下面埋了东西。那棵树是从我母亲拿来的一棵小树苗，看着它长大、结果的。有一年结了那么多的无花果，弄堂里的孩子还爬到我家围墙上来偷吃。

　　房间里一片狼藉。沙发被撕开，充填物散落一地。镜子被撬碎，看后面的空间是否藏着什么。终于，从阁楼的一堆破烂里面，他们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把猎刀和几颗子弹。都是鬼子投降时我叔叔从街上拣来的，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一下，祖父的罪名便升格成了反动资本家，还私藏武器。父亲解放前在外国人公司做过事，这下也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刷在门外的大字报上，两人的名字都被打上大大的黑叉。

　　他们让我祖父站在高凳子上，挂上“反动资本家”的牌子，父亲站在旁边，低头认罪。还算好，这些红卫兵都是父亲单位里的，不是同事就是工友，是成年人，不象中学里的红卫兵那么好打人，狂呼了一阵口号就离开了。

　　红袖章走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切细软，全部现金。足足装了六卡车。父亲最心疼的是他的两大箱藏书和几盒子唱片。让他欣慰的是他拍的几本相簿得以幸存。

　　抄家的那几天，家里前后门大开，门口整天有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后来红卫兵离开了，门口大字报还在，被风刮下来了，还得自己烧浆糊去重新贴好。那些日子，抄过家的人在弄堂里走路都是低首敛目，挨着墙根走，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从小不大言语，别的孩子也不大惹我。隔壁人家的女儿，抄了家以后，弄堂里的小孩就追着她叫枪毙鬼，因为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

　　祖父在抄家后第二天，就被居委会叫去扫弄堂、通阴沟。没多久，祖父突然中风，还好救过来了，没有半身不遂。但从此健康就一蹶不振，变得老态龙钟了。倒也因祸得福，免了他去扫弄堂、通阴沟。

　　弄堂口有个皮匠摊子。那位师傅每天早上挑着担子来，晚上回去。又是铅匠，又是皮匠。弄堂里三百多户人家，换锅底、箍桶、补搪瓷、上鞋掌，他都包了。没人知道他姓什名谁，因他一脸麻子，大家当面叫一声师傅，背后都叫他麻皮。他知道，也不恼，整天笑呵呵的，有求必应。

　　祖父平时待人客气，对麻皮师傅也不例外，进出都和他打招呼。我小时候很调皮，尝学我祖父跟人打招呼时点头哈腰的样子，惹我父亲大笑，我妈则骂我没规矩。祖父却从来不恼。我家被抄以后，有一次从麻皮师傅摊子前过，见左近没人，他就悄悄问我，你家“老爷”好吗？我祖父母房里，到冬天就生个小煤饼炉取暖。麻皮师傅每年都来为我们装烟囱，每次祖父都会多给他几块钱。那年祖父中风以后，也请他来装，他硬是不要那多余的钱。祖父当时没说什么，日后提起此事，总是感叹麻皮这人讲义气。

　　祖父和弄堂口那些酱油店、南货店的人也相熟。中风以后，我去酱油店打酱油，去南货店买东西，两位老板都跟我打听我祖父，要我问候他。我家平反以后，母亲都特地去向他们道谢。

　　父亲单位对他的过去内查外调，却查不出任何问题。他当时是全国发行的一份科技杂志的编辑，参加过《辞海》的编纂。曾经有好几次上面想拉他入党，民主党派也来拉过他，都被他婉拒。父亲生性淡泊，厌恶政治。他当年的同学里，做到正教授、副部长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有夫妻双双自杀的、有坐牢的、有关进牛棚九死一生的、有下放五七干校脱了一层皮的。只有他，抄家后就被踢到基层厂里，当了一名普通钳工。反而因祸得福，躲过后来许多磨难。厂里工人对他很尊重，把他当宝贝，搞了好多工夹具革新。此是题外话。

　　我们小学毕业以后虽不用上课，却得回校闹革命。本来一起上课的同学，这时也突然阶级阵线分明。红五类们趾高气扬地站在教室中央，一边是黑七类，低头靠墙站立，听他们训话。另一边是不红不黑的中间份子，被赐坐。我家被抄以后，我自然就归为黑七类了。

　　记得那天是班里做好事，为附近中药店糊纸袋。原来全班人完成的工作都要我们黑七类包干，还不准坐下，得站着干。我小时候虽然木讷，脾气却很犟。站了半天腿酸了，心里不服气，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一把椅子坐下。这下子象捅了马蜂窝，几个红五类冲上来，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两个人把我拎起来，把椅子抽走，让我重重摔在水门汀地上。

　　第二个星期，我生病没去报到。后来听说班上一位黑七类女生挨了打。这女生平时比较伶牙利齿，不知为什么事和红五类们争论了几句。班上一个留了三级、比我们足足高出一个头、三代红出身的男生，冲上去猛打她耳光不算，还解下身上皮带使劲地抽。打得她又哭又叫跪着求饶，脸肿得象个大包子。一群人还跑到她家里，又打又砸，把她那资本家的父亲也教训了一顿。当时我听了心里直发抖。要知道，一个星期以前，那男生没在学校。否则的话，那被打的就不是她，而是我了。

　　第二天回校，女孩的脸还肿着。从此以后，黑七类的都老老实实，哪怕被指着鼻子嘲笑、臭骂，也没有人再敢乱说乱动了。那一年，我们十二岁。

　　几年以后，这位男生也去插队了，听说是去了黑龙江。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同龄人，打过人的、被人打过的，后来都没有逃脱那相同的命运。其实，在那场 “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好多人自己前脚斗人、打人，后脚就被人斗、被人打了。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好多人被斗被打，是因为邻居告密、因为同事揭发、因为朋友出卖。人们由于平日的妒忌、嫌隙、宿仇，冤冤相报，互相残杀。那个时候，多少夫妻反目，多少父子成仇，多少朋友变成陌路，又有多少人对别人的灾难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看过不少回忆文革的作品，小说、散文、回忆录都有。多数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鲜有当年的参与者对自身的反省与忏悔。有时想，那个打过人的男生，现在也早已为人父了吧。不知他是否会告诉他女儿有关文革的事情？是否会想起，当年也曾有个女孩子，在他的皮带下发过抖？当他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感到失落、感到命运不公的时候，是否也曾有过哪怕一丝丝的悔恨？

　　文革那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但我觉得，我们对文革的回顾，不应该仅仅只是对那个始作俑者和那个制度的控诉。当年在我们小学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不过是那场人间浩劫的小而又小、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个缩影。我并不恨那个男生，但也无法接受他当年的行为只不过是因为“受蒙蔽”、因为“不成熟”的说法。那是一场全国人民都参与的运动，难道“全国人民”就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吗？

　　我的同龄人一定都听过许多“忆苦思甜”的报告。那些“血泪斑斑的控诉”，都是为了要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了制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了激起阶级仇恨。于是，我们便在“阶级敌人”面前泯灭掉了人性、麻木掉了良知、无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看成猪狗不如。如果我当年不是黑七类而是红五类，我会对那件事无动于衷吗？我会在旁边跟着起哄吗？我也会去参加斗人、打人吗？我还真无法坦然地说出那个“不”字。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全面地反省文革，其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对那个始作俑者和那个政权的控诉和清算。反省的目的，更应该是为了呼唤人性、为了唤起良知、为了重申人的尊严、为了提醒人们去爱重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会有这么一天吗？我不知道。

　　比起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我们家当时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没有吃什么皮肉之苦，也没有家破人亡。只希望当年与我们同命运，或比我们更不幸、不幸得多的人，今天都已走出了那段往事的阴影，都已找到了自己生活和心灵的归宿。

　　几年前看到一本周佩红的散文，也写了她家文革的遭遇。里面有一段话，看了很感动，便记住了：即使生命已因清醒而成熟而沉重，仍需有梦，有轻盈的小鸟在梦的枝头鸣啭，有新鲜的露滴，将人生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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