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一九五二年夏天，西南大区的军政首脑在成都开会。西南大区机关所在地山城重庆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相形之下成都当然要凉快得多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还居重庆的时候每年夏天，他们的军政大员也都到成都开会兼避暑。成都有很多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小公馆，这些公馆往往门面很不起眼，而且一在小巷深处。
　　贺老总在东二巷的临时住所，就是这样一所军阀的公馆。巷子很窄，贺龙乘坐的苏式“吉姆”卧车刚好能开进去，道种“吉姆”当时在四川只此一辆。军阀时代的小公馆一般都是中西合壁，东二巷的这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门楼，院子里有两组建筑。一组是西式楼房，两层。老总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下，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我的房间就在贺龙卧室的顶上。楼下还有一间大厅，天花板上装着一个美国“奇异”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这个吊扇下的长桌上睡午觉。另一组是几间中式平房，分别作为秘书班子的办公室、餐厅和会客室。贺龙一周大约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我交谈，往往就在他卧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较清闲，除了和孩子们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贺龙外出看川戏或是跳舞，当年，他的精力特别旺盛。如果在家里举行舞会，我就是组织者。所谓组织者就是打电话邀请女伴，那时的禁忌不多，既没有政审之类的手续，也无需摊派自觉自傲。名单在我的手里，惟一的条件就是舞跳得比较好。那时的成都，会跳舞的女士很多。我问过贺龙，他告诉我，抗战时期有些援华美军就驻扎在成都，最早教会四川人跳交际舞的是美军官兵。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住处参加舞会，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等还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不跳舞，要找人陪他打桥牌。其中有些顿导人我在四十年代的战场上都见到过：邓小平、李达、宋任穷、张际春。因为胡耀邦没有在第二野战军工作过，所以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动家。一听到革命煽动家，我就想起列宁。列宁是个小个子，胡耀邦也是个小个子。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阎二人神情阴郁、哼哼哈哈，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尤其是李井泉，连他的妻子都说：这个人，鬼都不知道他在想什幺！李井泉曾经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好象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后来，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因为他是中国因极左而得宠的几位“封疆大吏”之一。宋任穷曾经是我的兵团政治委员，在昆明他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少壮派”。当他叫了我一声“少壮派”的时候，胡耀邦立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胡耀邦。他猜不出我是什幺人，因为在贺龙身边的年轻人，一般应该是保卫人员，可保卫人员怎幺能在首长们中间跳舞呢？

　　“文革”后，亿万伤痕累累的中国人都面临再一次的思想觉醒，常然也包括中共的领导层在内。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轰呜。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见到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么！胡耀邦是中共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一九七七年底，他还是个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馀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刚争、知识分子、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乃至“文革”……等等。他勇敢地肯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发了的超级炸弹。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身制领袖。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了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都），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我记得，一九七七年冬天，我请还没有复出的罗瑞卿，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我写的话剧《曙光）内部演出。由于很多人认为这部《曙光》无光，没能公演。坐着轮椅的罗瑞卿对如此真实揭露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极左灾难的戏剧先是十分困惑，他说他曾经在红一方面军枪任过保卫局长，他坦白承认：“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生活的真实是一回事，编成戏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会产生什么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后，深夜时分才给剧组的一位演员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了很久，觉得最可以公演和应该公演的。”可我想，当时如果已恢复了他的职务，他会怎样讲呢？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属基本的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两个凡是”既是一种为了维护传统特权的需要，又是一种盲从的习惯。

　　历史的机遇使胡耀邦脱颖而出，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的脱颖而出又给“文革”后的中国增强了复苏的希望。我在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晚会上合着热汨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
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
青春怎么会死去呢？
她姓勇敢，名叫斗争！
还有：
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
虽然有些枕木通不那么平整。

　　胡耀邦坚持这个“标准”，在中央组织部长任上平反了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而且不管哪个时期。哪个阶层，甚至力争纠正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错误，这些运动伤害到的知识分子数以万件。为此，他遭到中共内部某些人强有力的抵制，最终总算得到了平反，虽然并不彻底。在知识分子等同资产阶级的时候，他的这些“冒尖”行为不能不说是在冒险。他的勇气来自他自己在实践中的认识，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赋闲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红军老干部，对知织分子也没有偏见，所以渐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中九死不悔的爱国热情，才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一九七九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的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胡耀邦只在作家发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他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张口马、恩、列、斯、毛，闭口马、恩、列、斯、毛。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的语言。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来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还没等我开口，一个秘书就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宋部长来了！他说的宋部长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只有他可以不预先打电话就登堂入室，因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压力最大，几乎全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苦主来京上访，都要涌到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老干部对我说：“信访处的同志不要我听那些上的人员的倾诉，说：‘你的眼泪比他们想要多。’是的，我听不得，可我非听不可。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文革’中才有冤狱，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冤狱。”在胡耀邦的任期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最后落实，都有一个长期马拉松式的过程。宋的到来，一定有重大的疑难问题和胡耀邦商量。相比之下，我的约见只好放弃。我和宋任穷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和他寒暄过之后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辞了。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惟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那次见面我一言未发，感到非常遗憾。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为讲话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仲仲。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洽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厥贰贰ⅰ逗Ｈ鸢展佟贰Ｖ泄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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