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起来他死得冤，无论数额和罪刑，他连“最”的之一也算不上，顶多算个小兄弟，或者说是小学徒，比他师傅和师哥们差老鼻子了，闹了个枪毙，是“冤”。郑筱萸有个老乡叫郑海雄，同宗同姓同乡同学，也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物系毕业学生。郑海雄同学，1945年9月出生，福建省莆田市人，1969年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先后在江西劳改农场，莆田厦湄公司，莆田市外贸公司任职，1993年9月任莆田县委书记、1996年7月任莆田湄洲湾北岸管委会书记。2000年，郑海雄已经捞到了大量人民币，急流勇退，弃官弃职，全家举迁离祖籍莆田。
郑海雄同学在上世纪90年初，首创以商业化运作的官场模式，被称为商业官员的开山鼻祖。他以经商老总的大手笔，经营高度集权的县区委书记的生财业务，突出了“捞钱”主旋律；他首创了“独裁人事，区分级差；扩增机构，多增官员；常年调整，危机生财”的经典“批发官帽”专利；他发明了“花光财政、卖光国有、掏光集体、搞光美女”的经典“四光战术”验方；他打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潜规则，以莆田籍官员坑害莆田地方与大众，主抓“工程发包”业绩，大肆索贿收贿。
郑海雄在九十年代主政莆田六年，经他签字调进莆田县、秀屿区各级各部门机关的，不少于1000多人，单价2---5万不等，索贿额不低于3000万；官员平调、保位、提拔不少于1200人次，单价 5--60万不等，收入不少于10000万。工程项目收贿额不低于10亿。保守估算，上世纪九十年郑海雄索贿收贿十几亿，与本世纪2007年的人民币时价差，可要放大到几百亿。郑海雄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当代莆田仍到福建的第一贪官。
值得称道的是，名列全国民众上告数量首位的县委书记，能够果断地卖掉在莆田所有的豪宅和不动房产，能够做到在位弃官、弃职，急流勇退，因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举家迁离祖籍地莆田，保持到至今不受追究的“福份”。难怪郑筱萸临死前，后悔不听小弟郑海雄的忠告，权力不好玩，捞钱最重要，捞多捞大后，第一大事，就要赶紧跑。三十六计，跑是第一计啊！可惜什么都晚了，后悔有什么用！
看了郑筱萸和他老乡同学郑海雄各自的业绩，我想替他们高度概括地总结一下：
一是，他俩做官目的不一致，导致结果不一致。
郑海雄，做官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他善于把握时机，实施拼命搂钱战略，进行搂钱、再搂钱。
郑筱萸，做官目标是不明确的，既想着为人民做点事，又戒不掉捞钱的瘾，三心二意。结果，郑筱萸犹犹豫豫，钱没捞多少，事也没办好。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这是做官的根本。
这是郑筱萸与郑海雄做官目的不一致，直接决定他俩不同结局。
二是，他俩对国家的形势认识不一样，导致结果不一样。
郑海雄，充分认识到一党专制是整个官僚体制，经营几十年己经达到腐败透顶程度，现在的共产党人，是达到无官不贪的地步，只有抓住机会千方百计往上爬，一旦抓到一把手实权，就要大捞特捞，捞后就要赶紧跑，不可犹豫。
郑筱萸，认为共产党是把大阳伞。他退休后，共产党就不会寻他再算帐，可以躲过此劫；他被抓后，以为党的政策是讲坦白从宽，老老实实地坦白一切，想免去一死；他坦白后，比来比去，以为自己收贿索贿数额不算多，杀不杀是看数额。他做梦都想不到会让他死。其实影响因素颇多，在社会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在“十七大”之前，胡总“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就这样被人家早早地从重从快了。
呵呵。这是郑筱萸与郑海雄形势认识不一样，直接决定他俩不同结局
小草民不才，在这里告诫一切正在当官的人们，和正在想打算当官的人们，要记着“搂钱、搂钱、再搂钱、全心全意地搂钱”，这郑海雄的至理名言。郑海雄这位商业官员的开山鼻祖，告诉我们当官的唯一目的：就是钱搂到一定程度，便急流勇退，别让人家当了给猴看的鸡。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当官最崇高的艺术境界！还是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当官搂钱：“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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