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芝圃；前年（河南全省粮食总产）是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报了七百零二亿斤，多了，实际只有四百五十亿斤到五百亿斤。
毛主席：我不信你那个五百亿斤，我信你那个四百亿斤。四百亿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亿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亿斤？（毛泽东以为打点折扣就是"反浮夸风"了，似乎不知四百亿斤也仍然水分多多，仍是"谎言大跃进"。朱注。）
吴芝圃；假使天气没有什么变化。今年搞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今年种得很多，种得早。
毛主席；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找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
（2）毛主席：今年秋天种多少麦子呢？
吴芝圃：今年种小麦，连种杂粮，秋季可种八千万亩，今年比去年多种五百万亩。
毛主席：没有肥料怎么办？麦子要放底肥才好。
吴芝圃：现在的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我们已经提出口号了，今年农业是肥料挂帅，搞积肥运动。现在是急抓一把晚秋追肥，再抓一把给麦子准备肥料，准备这三个月大量积肥。
毛主席；你要他积，开电话会议，他就虚报，说有那么多，实际没有那么多。
吴芝圃：不要求那么高，他就不虚报了。
毛主席：好。粮食前年产二百五十亿斤，去年四百五十亿斤也许有吧，今年搞五百亿斤。（毛此时又推翻自己前面只相信四百亿斤的话，在引诱吴自报了五百亿斤后，逼吴落实五百亿斤的"谎言大跃进"。朱注。）
吴芝圃：假如没有变化，今年粮食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
毛主席：明年总要略微超过一点吧？
吴芝圃：明年六百亿斤，后年八百亿斤。我到下边看了一下，我们都下去看了。我跑了将近三十县，从许昌专区、信阳专区、开封专区一直跑到新乡专区，大体上转了一圈。现在农业生产能够迅速总结一下经验，增产比较有把握。去年大跃进不能否认，基本建设搞得很多。（吴跑了那么多地方就没看见饿死人？吴是深知毛泽东心意--河南大跃进的真假无所谓，就像十七大时对陕西"纸老虎"真假不屑一辩一样，关键是由此鼓动全国，帮助毛推翻"八大"路线，掌握政治主动权。于是吴放心大胆"谎言大跃进"。朱注。）
毛主席：那个东西否认不得。几亿人民群众槁的，你否认他们的成绩呀？（毛支持河南继续"谎言大跃进"的铁证。因为否认"谎言大跃进"就是定毛。毛一向有一秘诀：在权力斗争中，坚持错误比改正错误更有利。朱注。）
（3）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来跟武王的弟弟管权、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活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了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这一段可能透露毛的另一种潜意识：河南是三皇五帝之乡，臣民传统深厚，会特别有利于毛的圣旨畅通。毛不但勇于自比秦始皇，而且也不惧与纣王相提并论。其帝王情结非常人可想象。毛对微子里通外国的重视与愤恨，可能是他暗将彭德怀比微子的结果，半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给彭德怀的一顶帽子就有"里通外国"。毛善于资治通鉴、古为今用的高超艺术，于此可见一斑。朱注。）
吴芝圃：伏羲氏也是在郑州那一带活动的。（吴已深知毛常常来豫是想接帝王之气的帝王情结，处处投其所好。朱注。）
（4）毛主席：比如绿化，你们这个绿化就很好。
吴芝圃：这是近三五年我们搬到郑州以后才绿化的。
毛主席：我说绿化要一百年，看样子不要。你们是左派，我是右派。（毛又给吴灌迷魂汤。"信阳事件"就是毛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蛊惑而出现的。朱注。）
吴芝圃：我们在沙丘搞了几片。改变过来了，很好。
毛主席：人散发二氧化碳，树木吸收，它散发氧气，人吸收。树木又好看。每一个村庄侧边、房屋侧边都搞。陕西搞得不错，他们那里工厂都用树林互相隔离。牧业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一个大牲畜，一个小牲畜，犬这个东西大概是不受人欢迎的。你们河南有没有马？（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毛居然不知道？朱注。）
吴芝圃：马不少。
毛主席：马牛羊这三种东西，主要是牛，然后就是猪鸡鸭。要来他个综合平衡。还有渔业、你们有没有鱼？
吴芝圃：渔业大发展。 现在水库里都有鱼，有的鱼十几斤，就是捞不出来。
毛主席：无可奈何，能治水，不能治鱼。（毛真是善于幽默，饿殍就在身旁时还能如此宽心。毛比古代皇帝听说百姓饿死，建议百姓何不吃肉羹，实在是高明而风趣。朱注。）
面对毛泽东这样"英明的昏君"，奸臣酷吏吴芝圃竟然萌发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吴不顾其时"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惨烈的灾难，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毛泽东）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17]）
5、毛泽东以"民主革命补课"解决"信阳事件"，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让信阳人民雪上加霜，祸不单行。
" 信阳事件"真相最后是在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级高干的干预下才通天的[18]，但在毛泽东的庇荫下，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及以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串通一气，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自然灾害身上。而毛泽东自知"人祸"之根在自己，为彻底推卸责任，他棋高一着，将"信阳事件"认定为"反革命复辟"，虽不否定"人祸"，但指出人祸来自"阶级敌人"，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开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南辕北辙药方。结果将信阳惨案的幸存者又加倍伤害了一次。
据余德鸿回忆[19]：由于高干呼吁，国务院内务部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来信阳了解情况，在张树藩（刚从被批判斗争中解脱出来）陪同下，检查了淮滨、息县等地，发现问题很大。据说回京后向习仲勋汇报。习又向中纪委作了反映；董必武随即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李振海后来在信阳但任了一段地委副书记）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20]。这时，毛泽东在关于信阳问题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现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960年11月份，中共中央先后派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长廖鲁言、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来信阳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并分别在光山、潢川、商城、固始四县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逮捕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李先念在光山耳闻目睹了信阳事件的惨状后，曾流出了眼泪。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信阳地委要象土地改革一样，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干部队伍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
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就是清理整顿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公共食堂的司务长、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的集中起来，被集训者一般都按敌我矛盾对待，在驻地周围放上流动岗哨，门前架着机枪，武装力量不够，就请当地驻军协助。准备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因此，除已经逮捕的几个县委书记外，又逮捕了罗山县委书记徐文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汝南县委书记付良太、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及少数问题及其严重者。一时间信阳地区出现几十万反革命分子和反属，比饿死百万人时更紧张的政治局面。
这使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阶级出身好坏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没有逃脱被审查、批判、斗争的厄运。有不少人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那些自1958年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为了保存自己，违心地充当革命左派和反右斗士的人们，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对待，包括那些趋炎附势、左右逢迎、见风使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正确的不倒翁，在"信阳事件"后期，皆在劫难逃。如汝南县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三面红旗"举得很高，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等诸多政治运动中，始终是站在前面的革命动力，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饿死了3口，还是红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编入了特训班，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家属由于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扰，社会上的歧视等诸多原因，又死了3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后来进行平反复议，据不完全统计，其甄别复议的案件涉及到10万人左右。其中有6000余人部分平反，3000余人维持原处分未变。自此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形成三种阶层，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或中间偏右，受过审查或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那些人，他们一般都是实事求是，敢于向组织上反映真实情况，结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后来虽然大部分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工作，但影响了提职提薪，心怀怨言。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的人，他们一直是高举"三面红旗"，站在各种运动的前例，有名有利，在"信阳事件"中，家属基本上没有饿死或饿死的很少，结果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一度变成了反革命，也深感窝囊。第三种是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上级派来的那些干部，这些人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执行了过左的政策，伤害过一些人，留在地区继续工作后，在思想与工作上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当然也想不通。现在时间已经过去50年，但是这三种思想体系中，相互间的鸿沟仍然难以填平。"信阳事件"好似一次文革演习，先是政治思想大批判制造红色恐怖，然后是全面夺权让两派群众互斗，继而"清理阶级队伍"，最终让死者和生者，右派和左派，全成失败者，全都饱受一个帝王（毛泽东）的摧残。
当然也有例外。"民主革命补课"如此声势浩大，造成"信阳事件"饿死百万人村村人相食惨剧（河南全省共饿死数百万人）的"前线总指挥"吴芝圃，所受惩罚只是降官半级，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且还是拖到1962年，仍保留中央委员。只是吴的心灵大约在几百万饿殍冤魂的日夜追究下不得安宁，以致1967年10月19 日，61岁的吴芝圃就在广州病逝。但吴在毛、邓的庇护下一直被作为"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纪念，至今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受到纪念与尊重。
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不仅没有挽回"信阳事件"的损失，反而而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制造了信阳干部队伍"反革命集团"新冤案，让信阳人民五十年还不得安宁，"信阳事件"五十年不能真正彻底结束。
毛泽东为何如此庇护吴芝圃等人和"信阳事件"？因为毛深知"信阳事件"的真正元凶就是自己，保"信阳事件"和雪藏"信阳事件"真相，就是保护毛泽东自己。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仍然投鼠忌器，不能还"信阳事件"的庐山真面目的重要原因。
[8:55:00] 朱健国 说 : 4、 "信阳事件"在今日的新变形
毛泽东时代不许公布"信阳事件"真相，因为"信阳事件"的第一责任者就是毛泽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何以还不愿公开研究"信阳事件"真相？这就说明，"信阳事件"的根本症结，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晚年错误"和帝王情结，总根子可能更在于一党专制：有中共一党专制的党天下，才有毛泽东的纣王作风、雍正情怀；有毛泽东的雍正情怀、纣王作风，才有吴芝圃等人的"谎言大跃进"，才有饿死百万人、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有"信阳事件"，才有
"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四万人"。据凯迪网"文化散论"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证明，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呈马鞍型，死亡高峰在1961年：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全国有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其时中国超过一百二十万人的县没几个，这意味着有十二个县的人几乎全部非正常死亡。朱注。）
如此惨绝人寰的历史数据说明什么？"信阳事件"开始饿死人，只是全国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先兆，如果及时正确地亡羊补牢，至少可以避免后三年再饿死三千二百多万人！--当时只要认清"信阳事件"是"谎言大跃进"的结果，"谎言大跃进"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红色恐怖"的结果，没有言论自由是没有"党内民主 "的结果，没有"党内民主"是没有社会民主的结果，没有社会民主是一党专制"党天下"的结果--这样顺藤摸瓜，就一定能对症下药，迅速制止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然而，毛泽东的应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仅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坚持掩盖和歪曲"信阳事件"真相，而且让其一直持续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党天下的机制下，毛泽东真能万岁万万岁--毛氏接班人如"不尽长江滚滚来"，毛之后来了邓泽东、江泽东、胡泽东。
2007年的今天，人们可从哪些事件看到"信阳事件"的变形与再现？
可以先看看四个新闻事件。
1、2007年春国家新闻出版署"禁书八本"事件。
2007年1月11日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一口气宣布八本说真话的书为禁书，名曰"2006出版违规书选"，尤其特别坦白：此次禁书的"探花"（第三名）--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所以要严禁，"是因人废书"，"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言下之意分明说：尽管《伶人往事》是一本"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的好书，但因为作者章诒和身为大右派章伯钧之女，始终顽固为右派鸣冤，虽说所鸣皆实事求是，但有损圣祖和"中国特色"之声誉，此书必须成为禁区。
这就让人想到，"反右"并未真正结束，还在继续"扩大化"，扩大到大右派章伯钧之女，扩大到今日一切异见知识分子；"禁书八本"与1957年"反右"，1958 年"反右倾"，实质一样，皆是禁止百姓说真话，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制造"红色恐怖"。"禁书八本"皆是真实地纪录历史，其中一部《如焉》（胡发云着），虽然是小说，却是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2003年中国各级官僚禁止人们披露和知情"非典"疫情的悲剧--先是严禁人们自由诉说"非典"疫情，事后又严禁作家纪录这一荒唐历史，这与"信阳事件"先是禁止人们披露和知情"饥荒正在饿死人"，后又禁止作家学者纪录研究真相，"何其相似乃尔"！
2、2007年春季以来的"猪肉疯涨"事件。
2007 年5月，一场"猪肉涨价风暴"突然席卷大陆，全国一片"涨声响起来"！--6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上周五发布的价格监测显示，5月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平均上涨10.5%，每公斤猪肉的平均批发价格已经达到14.5元（6月10日,深圳猪肉零售价达到每公斤
50 元,比10天前又上涨了20%），较去年同期上涨了40%以上；尤其在北京，整个5月的前23天中猪肉价格连续出现14次密集上涨，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 109%。其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极其迅猛，带动了大米、鸡蛋、花生油、蔬菜、奶粉、餐饮、液化石油气、商铺、住宅、家具、建材、钢材、尿素等22种生活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人们惊呼通货膨胀，狼来了！甚至出现民谣--涨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涨价，我遭灾/涨声响起来，我心不明白，"和谐社会"是个什么怪？/涨声响起来，我终于明白，平民啊，只有去忍耐！ ......
但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代表，各地官员和御用学者纷纷出来辟谣，极力否定通货膨胀危机到来，吹嘘"猪肉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猪肉价格已经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同时各级宣传部门严控各类媒体，严禁擅自发布相关消息。然而，猪肉等物价从6月到11月，一路"涨声高歌猛进"，亿万平民生活难以为继，引发众多抢购悲剧--重庆食用油价格上涨，不少超市推出了特价油、套装油，引得市民疯抢，超市不得采取囤积和限购措施，每人限购20斤。新浪网更披露，涨价风使不少地方出现将病死猪肉、不合格猪肉充当合格猪肉出售，销售注水肉、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损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急骤上升，上海等地出现"瘦肉精"中毒事故；11月10日8时20分许，重庆家乐福沙坪坝店推出了一个限时抢购桶装油的活动，由于抢购人众多引发踩踏安全事故，造成4人死亡，30人受伤的涨价抢购悲剧。与此同时，深圳瓶装煤气达到每瓶130元，比去年同期上涨80%；深圳房价更是成倍天价上涨，超越香港，造成大批深圳企业外迁"逃荒"。但政府此时却坚持说物价上涨是"恢复性上涨"，"农民可以受益"，"深圳企业外迁是扩张"......其颠倒黑白、指石为金的指导思想与伎俩，与"信阳事件"时的"谎言大跃进"有过之而无不及。学者指出，由"猪肉涨价风暴"带动的通货膨胀危机，主要是由于政府压制真话信息所致。
其一，言论自由权削弱导致预测信息系统失灵。"风起于青萍之末"，"猪肉涨价风暴"不可能突然产生，它的风头至少在一年前已有预兆。只是由于近年大陆恣意以 "民无声方和谐"，"外松内紧"地实行"钳口术"，违法封杀了许多敢讲真话的媒体和网络，使体制内外的言路空前窄小，导致百姓真话无处说，学者沦为犬儒，官员甘当"喜鹊"，万马齐喑，举国无声。本来农业部、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等许多部门都有对市场信息进行监测的庞大体系，但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紧箍咒下，无人敢报有损政绩有碍"和谐"的真数字真信息，报了也被层层压制。
其二，政府系统的"过滤器"至今仍只能放行假话谎言。面对已经出现的灾难，仍然坚持说假话，这是今日中国最大危险。古代专制帝王，在灾难到来之前说假话，但当灾难降临之际，多还能下罪己诏，说一些真情实感。如明代崇祯皇帝的罪己诏，敢于"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多有真情。但今日大陆官僚，见了棺材也不落泪。总理温家宝在调研时，明明听到了陕西兴平市西吴镇散区村村支书马志勇表示，"目前全村生猪存栏量3500多头，恢复到去年的7000多头，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但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吹牛，猪肉价格可以马上降下来，猪肉涨价有利于农民提高收入。农业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其实目前的猪肉价格相对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的。"[21]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是"信阳事件"遗风。
3、2007年10月以来的"纸老虎"、"周老虎"事件。
2007年10月12 日，陕西省林业厅为"喜迎十七大"隆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绝迹24年的野生华南虎又出现了！证据是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在文采村神州湾拍摄到了71张野生华南虎照片。这一新闻被认为是陕西省用野生华南虎再现铁证了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已取得生态环境和谐的重大成就，是对十七大极其珍贵的祥瑞和献礼。然而，仅仅五天后，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和许多媒体都发表整版更正报道《野生华南虎照片遭遇质疑》--许多网友和中外专家皆认为陕西野生华南虎照片有假：71张照片上的野生华南虎皆一个姿势，毫无任何细微变化，像是纸板老虎置入草丛而摄；众多德高望重的动物学家、摄影家、植物学家立足专业常识，纷纷指陈"周老虎"有疑有伪，认定照片中的所谓老虎不过是纸板模型。果然，11月16日，有网友报料，声称周正龙拍摄的虎照竟然"取材"于他家墙上的老虎年画，此一发现为指控"虎照"为造假提供了最关键的原始凭据，经南方都市报记者求证浙江的年画生产商并得到确认。然而，国家有关部门和陕西省政府却一直拒绝对"纸老虎"进行证伪，冷漠应对民间强烈的说真话，要么不予理会，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以主管之责主持真假鉴定。即使在美国的《科学》杂志刊登"周老虎"照片，配以"平面的猫科动物"
解说对中国"以纸老虎当真老虎"进行讽刺，中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有官员甚至说："盛世出国虎，神虎壮国威"；"照片真假无所谓"。
"纸老虎"何以如此受保护？因为"纸老虎"可以证明野生华南虎回来了，评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推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吸引外资吸引眼光，提高税收和gdp，可以歌颂十六大以来的新党中央"科学发展"恢复了和谐社会生态，为各级官员们的前途增光添彩。不幸今日有了互联网，真话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冲破封锁毫不留情地让谎言曝晒在阳光下。最终让人看到"纸老虎"后台的总导演，看到"纸老虎"的后台有一只手，不仅能指挥"纸老虎"，还在左右中国的前途命运-- 这只手就是永远离不开"谎言大跃进"的"党天下"。
4、2007年十七大"和谐大跃进"事件。
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实际是一次发动"和谐大跃进"的大会。从字面上看，"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关爱民生"，与1958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一样，没有什么不好，人人都应当接受。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带来压制真话，剥夺言论自由的"指石为金大跃进"。
2005 年2月19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稳定即和谐"的新论，后成为十七大的指导思想--胡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07年11月12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广州宣讲"十七大精神"时，对这段话着了重点解构解读：就我个人的理解，和谐社会的基本性标志，是安定有序。现在说这个社会和谐或者不和谐，是针对该社会稳不稳定而言的，"稳定即和谐"。
奇怪的是，中共越是强调稳定，社会却越是不和谐。于建嵘举例：从1999年到2004年，整个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1999年治安案件的受理数3356083，及至2004年，数据已经递增到6647724，正好是翻了一番。另一组关于社会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的数据，同样指向这样一个问题。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 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冲突中，维权事件为主体，可分为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等。
但是，面对如此尖锐的社会冲突，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开宣传中，都被掩饰成"一派和谐"，今日中国各地都在自封为"和谐市"、"和谐县"。
这些"和谐大跃进"是如何建成的？于建嵘随即揭露了许多地方政府工作为实现"稳定即和谐"而采取的特别有效措施--
"我的研究结论表明，在许多社会冲突事件特别是社会骚乱事件中，地方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结果往往是外界都知道了，而中央却还不知道。
" 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基层政府对付上访的所谓'销号'。我手头有河南某县下发的一个正式文件，规定当地官员可以采取前往北京贿赂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让他将已经登记的上访事件销号。文件是这样写的：'销号是最后一招，目前个别单位对销号不理解，发牢骚，有的向县里反映销号不科学，有的说信访体制不科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不是我们在座各位决定的，上级这样考核，我们只能与时俱进，适者生存。'文件还明确说，'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如果不销号，那就是我们政治前途的损失。'我当时拿到这个文件的时候目瞪口呆，我可以想象中国基层官员的所有腐败形式，但是绝没有想到地方政府会下文件让他们公开行贿，就是不让中央知道多少人到这里来上访了。这足以暴露出，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是出了明显问题的。"
连真实信息都不愿掌握，政府如何执政？"销号"这一压制封锁真话的自主创新，又首创于有"信阳事件"传统的河南，不正是说明"信阳事件"今犹在？联想到河南政府官员前十年为取得政绩，鼓励农民卖血致富而致艾滋病整村整县，泛滥成灾，又千方百计封锁消息，禁止医生研究治疗，结果流布全国，更让人深感"信阳事件"又还乡！
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诸多不稳定，主要是因没有宪政而致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等。如1999年刑事再审改判率（错误率）为 24.76%，到了2004年上升到了50.41%了。民事再审改判率也是如此。而法院的已生效的判决特别是行政诉讼决定执行率又在显着下降，从1998 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
21.1%.。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坚守，社会岂能稳定和谐？司法何以如此不公？当然是因为"党管司法"的一党专制所致。然而十七大不是正视现实，积极地从根本上解决一党专制问题，反而以掩耳盗铃的鸵鸟方式；回避要害，粉饰太平，光天化日之下谎话连篇。
2007 年11月1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奉命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1.5万字白皮书，向全世界声明：中国是多党合作制度，中共没有搞一党制："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 58年的光辉历程。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这真是当面撒谎！中国的民主党派能和中共一样，有自己报纸、电台、电视？中国的民主党派能有自己的经济实体？能与中共争鸣？能批评中共？
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心里都清清楚楚。但中共却要如此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石为金，莫非自知理亏，无可奈何谎言来？
一份《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如同"亩产万斤粮"的大跃进谎言，代表了"信阳事件"的最新变形！
中国人啊，对执政者不敢奢求，只要求能听到真话，能说出实话。一个知情权和一个表达权，虽然早已写进宪法，今日又写入十七大报告，却从来没有兑现的可能，这是为什么？
面对"信阳事件"五十年不绝，中国人，你何去何从？！
注释：
[1] 民间原来一直流传"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人"，据凯迪网"文化散论"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作者罗冰），说，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其中城市人口六百八十七万三千人。其解密的背景是"今年（2007），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全文如下--
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
罗冰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一千一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九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三千三百亿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2] 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0，
[3]、[5] 、[7] 、[12]
、[18]、[19]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2003年摘要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2，p469，p471，p466，p486，p487，
[4] 、[6]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66，p458，
[8] 、[13]此处见张树藩《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未删节版，下载于[新观察]网?文库版?大饥荒档案，http://www.xgc2000.com/。《共和国早期的故事》所收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无此，可能被删节。
[9]可上网搜索题目《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文章说："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毛泽东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共57次，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8年的时间。"
[10] 2005年4月13日《河北日报》：《河南信阳查岈山人民公社：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2) ，网上搜索可见。
[11] 鲁嘉宾在《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见《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98。
[14] 网上搜索《毛泽东三次到新乡》xx.dahe.cn 时间： 2007-06-12 14:30:23。
[15] 见《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7。
[16] msn首页 > myspace社区 > 新闻评论 > 历史发现 >《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17] 网上搜索《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20]余德鸿认为民间间推算的饿死人数要比这多近一倍。他在《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一文中说（《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0）--
" 究竟整个信阳地区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信阳地区志》中发现共饿死48.39万人（不包括今驻马店辖区的正阳、确山、新蔡、平舆、汝南、上蔡、驻马店镇、西平、遂平等9个县区），据此推算原信阳地区的死亡人数当在90万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其中李振海同志后来留信阳任地委副书记）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对这个数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数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觅食去了，并没有饿死，在形势好的时候又回来了；一种说法是这个数字太少（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员），理由是在 1960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放的，人多则发多，人少则发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党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救济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及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道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开发部，在1959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10余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共写的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在全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重有轻，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是不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那个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日做有棺材，死后我姐姐找人将其装了进去，因无力抬动，尸体在屋内停放了数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进村边的一个粪坑里（无力重新年挖坑）。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占半数左右。由于死人的时间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巨大，而活着的人也大奢阳东倒西歪，少气无力，不能逐个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车上（一种用牛拉着向前滑行的木制农具），用牛将其担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时期，也正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高潮时期。
[21]网上搜索可见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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