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由“六四”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内斗与社会危机互为因果:社会危机会引发中共激烈内斗,而内斗导致政权失控,反过来助长社会危机。不久的将来,全面的社会危机一定会引发中共高层公开分裂,而中共高层公开分裂,一定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
一个政权是否长寿,有不同的标准。我所指的“长寿”,是指象许多中国传统王朝一样,存在百年以上。
因为中共政权的恶毒和狡诈,有人认为中共政权会象满清政权一样延续两百多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满清政权所拥有的、有利于其长期存在的条件,中共政权几乎都不具备:
其一,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征服者的教训,尊奉儒家理学为意识形态正统,大力迎合官本位等中国文化糟粕,因此获取了维持其统治的精神文化力量——即“软力量”,而软力量是维持政权长期存在的主要支撑力。
而中共政权“合法性”所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崩溃、邓小平抛出的“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也随着现行横暴无比的强拆截访,威信扫地、臭不可闻;既没有灵魂、也没有信誉的中共政权,现在完全靠封锁信息和赤裸裸的暴力压制维持其存在。而政治学的规律是:一个单纯靠压制维持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和元朝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二,满清政权虽然厉行种族压迫,但同时它又沿袭了中国王朝的科举制度,这使得底层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上层;满清雍正帝又“发明”捐官制度,有钱人能够花钱买官做,这虽然滋生腐败、助长官本位糟粕文化,但却拓宽了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扩大了政权的基础。这也是清朝特别“擅长”镇压各种农民起义的原因。
1989年前的中共政权,曾经有一套保障社会阶层流动的干部提拔制度,它曾经有效地保障了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稳定了政权的基础;但如今,由于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中共的干部提拔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各级官职基本上被“太子党”和各级官僚的子女、亲信占据和操控,今天,平民出身的中共党徒,哪怕再聪明肯干,熬到退休之前也很难混得进省厅一级,更遑论“荣入”中南海。在中共治下,社会阶层流动已基本被堵死。
中共政权的这种“血统论”异变,必然导致知识分子和平民精英群体离心离德,统治基础急剧流失。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且没有贵族传统的中国社会,决不可能容忍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权,施行“红色贵族”血统统治。
其三,虽然同样大搞愚民统治、大兴文字狱,满清长期拥有一个绝佳的“国际环境”。满清入关征服后两百年间,西方世界没有足够的实力影响中国,那时也没有足够的资讯科技,可以让西方的文化影响中国。因此,1840年之前,满清政权可以关起门来愚弄老百姓、杀戮敢言知识分子,并且收到奇效;满清可以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把欧洲的欧洲的工业产品、连同启蒙思潮同一道,阻挡在国门外。
中共却远没有这样好的国际环境以维持其专制统治。当今世界,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专制独裁政权渐趋式微、日暮途穷, “苏东变天”之后,中共流氓政权陷入自由世界的的道义包围当中,维系政权的软力量加速沦丧。现代资讯科技的进步,令信息封锁大打折扣,尤其互联网普及,令专制愚民的“长城”处于全面瓦解的进程中。如今中共抓住即将消褪的经济泡沫繁荣,以为“合法性”的最后稻草,还在大吹特吹,愚民欺世,但是正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何况还是幻景和海市蜃楼),中共政权的全面危机,很快就会随着泡沫的破灭而到来。
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敢象朝鲜那样不要发展地闭关锁国。因为现代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共享的世界,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停滞和衰弱,这同样会造成政权崩溃。毛共闭关锁国十多年,就把共产党折腾至崩溃的边缘;朝鲜穷得没饭吃可以由中共来扶持,中国没饭吃谁来扶?谁能扶得住?而只要不能闭关锁国,中共的愚民政策就难竞长久之功。
其四,满清政权拥有稳固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即皇权世袭制度。王朝的子承父位,虽然同样是权力私相授受,但它符合中国传统、符合儒家意识形态,因此它在宪政民智未开的中国社会里,有着强大的“合法性”;并且它也有一套成文的规则,如:兄死无子,由弟继之,弟死,由弟之子继之...满清雍正帝还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它能够更大程度地弥补之前中国王朝嫡长制度缺陷——兄长无能,而弟弟有能,以尽可能地选拔较有才干的继承者。如果满清延续多尔衮时代残酷内斗的局面,必然早已退出关外;自雍正开始,满清稳固且精明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有效地消解了内斗的折寿因素。
而中共政权至今却未能形成任何成文的、有权威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原先由一把手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早已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离世而无法再用,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虽然搞出按年龄划线——“七十岁退休”、“七上八下”等不成文规矩,但这些规矩,因为江泽民带头违反,“退而不休”而权威扫地;如今连江泽民都不如的胡锦涛,也在紧锣密鼓地搞小动作,企图在“十八大”后仿效江泽民“退而不休”、幕后干政的做法,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没有权威,却竭力仿效邓小平“垂帘听政”,导致人心强烈不服、且损害了新统治者的权力、压制了新统治集团的上升空间,这必然引发严重的政治混乱和激烈的内斗。
由“六四”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内斗与社会危机互为因果:社会危机会引发中共激烈内斗,而内斗导致政权失控,反过来助长社会危机。不久的将来,全面的社会危机一定会引发中共高层公开分裂,而中共高层公开分裂,一定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
曾庆红等有的中共权贵,看出无规则的危险性,用心良苦地想为政权建立一套游戏规则,但这不过是枉费心思;因为在党专制的黑箱作业中,既没有信用,也没有底线,政治道德标准是什么?妥协者的利益保障靠什么?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在哪里?
其五,满清江山底定后,并未再大规模实施抢掠私产的暴政;儒家道统所维系的满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尊重私产的社会——私有田产、房屋、产业一般不会受到官府的侵害;在满清社会,只要不问政治,士农工商基本上可以过人格独立的生活。
而中共政权在六十年前大搞“共产”运动,全国性地抢劫私产,从本世纪初开始,在中央的鼓励和刺激下,中共各级政权又发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抢劫私产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将亿万民众逼成敌人的愚蠢暴政,因为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暴政,已经越过了中国老百姓的容忍底线:
与八十年代末不同,如今的中国民众鲜有人愿为自由民主献身,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却可以拼命。以前,中国老百姓只要不问政治,尚可以过安稳的生活,现在不管你问不问政治,都有可能惨遭中共政权(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迫害;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暴政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政权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暴政,正把把文弱的人变得勇武、把迷糊的人变得醒悟、把老弱妇女变成勇敢的斗士...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房产和田产,必与中共殊死搏斗、前赴后继、战斗到底。亿万经济上的受害者,他们在求告无门的惨境中终于看清了中共的狞狰面目,成为反共人士;可以说,厉行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中共官僚及其奸商盟友,其对民众的启蒙作用,远胜过民运和法轮功百倍。
温家宝看出了强拆、强征暴政的危险性,慌忙召集会议,筹备修改《城市拆迁条例》;殊不知,中共中央现在就是靠这一伙厉行强拆、强征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靠枪杆子绑架全国、强奸十三亿民意中共中央,本身就是最大、罪凶恶的强拆、强征既得利益集团!殊不知,强拆、强征问题根本不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根本无能保障私产的问题,比如,许多有房产证的房子,还不照样让强拆队的铲车铲掉了?有房产证又怎么样?难道中共国的法律允许这样铲掉老百姓的私房?
在既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纵使出台再漂亮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如同无用的《物权法》一样,最多顶个屁用!
现在就可以断言:坚持党专制的中共统治集团,没有可能停止自掘坟墓的强拆、强征暴政。
综上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绝无可能象满清那样长寿,它一定会在七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因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高层分裂而崩溃。
曾节明 于元月八日下午于泰国家中
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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