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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二）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16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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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六十六

一个时期以来，感到十分迷惘。老人们都说，我从小是个很听话的孩子，一向不和其他孩子们打架，上小学那些年，和比我大四岁的李录关系甚为密切，和比我大三岁的黄继德也很要好。一九五四年在寇庄考试时，黄继德曾央求我帮忙，因为他正好坐在我的正前面，冒着风险给他递了五道数学题，才使他顺利考取高小，可惜上了一个学期便退学了。

李顺喜只比我大一岁，小时更是亲密的伙伴。记的有一年假期，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还成立了小互助组，今天给这家锄地，明天又给另一家，为的是相跟在一起，红火热闹。大人们都认为我们是亲密的相互不愿分离。其后，我先是去城里、去集宁，后来又去沈阳上学，每逢假期回来，见面时总要一起闲聊，并未产生过隔阂，相互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丁点不愉快的事情。回到村里这几年，不仅听从本队队长的派遣，凡他们让我做的事情，都兢兢业业去完成，夹着尾巴做人，逆来顺受，是我一贯的准则。为了母亲，为了父亲留给我的这个家，忍辱负重，从不敢得罪任何人。

公社来人斗我，确实逃跑过两次，那也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首领，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别说被打死，就是打成残废，母亲今后的日子还咋过？我想，这一切应该为人理解。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人中，除李录时不时关照一下外，黄继德和李顺喜不知为了什么，屡屡把矛头指向我。记得黄继德生下第一个儿子时，竟取了我的乳名，有次半开玩笑地问他：“怎么可以把我的名字给你儿子叫呢”？“别误会，没有一点侮辱你的意思”，他急忙解释道：“我只是希望他将来像你一样聪明，你知道，咱们上小学时，我一直很佩服你”。黄继德是这样说的，其真实意思也就是如此而已吧。包括他的妻子，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都很合得来。现如今，即使其父当了支部书记，他担任小队长，要说划清界限，少来往或不理睬也就行了，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是。为什么还要设计陷害我？尤其在这频年饥饿的年月，二百斤粮食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母亲时，她想了很久，才对我说：“除了李顺喜，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得罪李顺喜，还是你在外面上学的时候，咱们村头一次修黑堰沟大坝时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修建黑堰沟大坝，也是在冬天。一次，李顺喜用麻绳捆起一个很大的冻土块，大约有二百五六十斤，指定我母亲和他往沟底抬，母亲当即拒绝，她说：“那么大土块，我一个小脚女人抬不动，下坡时万一脱落或挫倒，我怕砸死，家里孩子们都小，靠谁养活呀”!李顺喜十分生气，一个地主家庭的人竟敢不听指令，于是强迫母亲去抬，她硬是不肯。收工后，李顺喜将此事告到一位姓岑的下乡干部那里，晚上母亲被叫到大队部，如实向那位干部讲了当时的情况，那位干部没有说什么，便让母亲回来。后来听人们说，这位下乡干部反而批评了李顺喜，认为他不该硬要一个小脚女人去抬那么大的土块，万一出事，谁去养活她家的孩子。从此，李顺喜将我母亲怀恨在心，反诬母亲告了他的状。我回村后，自然又把这股怨气转嫁到我的身上。

严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天气甚为寒冷，“四类分子”的例会，照旧结束得很迟很迟，是李顺喜来通知我们可以散会了，他的身后跟着顼自来。正当我要走时，李顺喜板着脸说：“吕维和刘振清留下”！我寻思，这家伙是不是又想单独整治我俩？众人走后，顼自来马上掏出一根绳子，将刘振清老汉捆起，李顺喜从门外提进一根木棒，我一看是铁镐的把子。顼自来抡起鎬把，不由分说向刘振清狠狠打去。刘振清胆怯而低声地问道：“我又犯了啥事”？顼自来没好气地喝斥道：“就是想打你，啥也不因为，咋地，你有资格问吗”？说着，连续几棒下去，一直把刘振清打倒，上身伏在炕沿边，因双手被反绑着，脸紧贴在炕蓆上，不住喘气。顼自来又向他臀部猛打十几棒，待刘振清呻吟声越来越小时方才住手。

顼自来掏出两支烟，一支递给李顺喜，一支自家抽起来。猛吸几口后，气呼呼地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是打死也不犯法，有志气给老子自己死去”！然后推开门走了。这时，李顺喜走过去，将刘振清松开，并责令他马上离开。刘振清双手托着墙，蹒跚着往外走。刘振清走后，李顺喜马上把我捆了起来。正在这时，门突然大开，一股寒风袭来，不由打了个寒噤，随着进来一个人，穿一件快要拖到脚面的长大皮袄，头戴狗皮帽，嘴里嘀咕着：“好冷、好冷”，站在屋子中间不住搓手。我一看是王三。这人本名王海富，比我大七八岁，是村里老一辈的光棍人，因他排行老三，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进来后，在锅头上烤了烤火，并没有马上要走的样子，而是在地上来回走动起来。这是两年前为插队青年盖起的房子，一共十间，从西数第三间成了“四类分子”开会和学习的地点，屋子的后半截盘了一铺炕，余下的地面不足六平米。我被捆住后，站在离炕沿不远处，等着挨打。李顺喜看王三迟迟不肯离去，又抽起烟来。一支烟过去，开始催促王三出去，王三却说：“外面很冷，你让我到哪里去呀”！说什么也不走。李顺喜只好去推，结果推也不走。直到这时，偷打只好变成明打。李顺喜刚刚举起鎬把，王三便走在我和他之间，鎬把在空中停住，无法打将下来，接连举了十几次，每次刚举过头，王三正好踱到我和他之间，鎬把还是无法落下，李顺喜只好暂时停住，严厉命令王三出去，王三却狠狠瞪了他一眼，根本不理睬，依旧在地上踱来踱去。当李顺喜再次气狠狠地举起鎬把，王三不客气地又夹在他和我之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没有打上一下，他也看出王三的用意，要是再不罢手，简直要奉陪到天明。

末了，只好气急败坏地骂道：“好你个烂王三”！最后被迫给我松绑，放我回去。转到房后的归家路上，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很像母亲，快步走上前去，“妈，你咋来啦”？“是你大爷爷开完会回来特意告诉我，要我关照一下，怕那个赖孙子把你打死，深更半夜的，人家把你打死，挂在树上，说你上了吊，咱们去哪里说理啊！捆起你时，我刚走过来，看见王三在里面，远远站在暗处瞅着”。接着她又说：“世上还是好人多，要不是王三，肯定被打坏啦”！我说：“是的，像曹建忠、王三这类暗中关照咱们的人，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看见母亲只穿一件薄棉袄，浑身发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给她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牵挂，每次斗我的时候，同时也在严酷地煎熬着她啊！这一夜竟萌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决心试一试，否则，过一段时间，李顺喜还会故伎重演，他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

几天后的一个阴天，队长派我出牛圈，出到一半时，被刚刚发沤的粪尿味呛得喘不过气来，拄着铁锹站在门外喘息。恰在这时，李顺喜走了过来，一瞅四面无人，正是良机，便把他叫住，虎着脸，瓮声瓮气地对他说：“李顺喜，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老是和我过不去，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请你说个明白”！他看我手里有锹，不敢走近，离五六米远站住说：“这是政策，又不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我根本不想听他的解释，接着说下去：“其实我早听人说，你是想逼我自杀，别以为我不知道。今天郑重告诉你，即使死，我一定要死在你的院子里，甚至死在你的家中，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是你不让我活，是你逼我死的”！他听后，狠狠瞪了我一眼，随口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这意思，你要再平白无故欺负我，我就死给你看，反正我的兄弟也十五岁了，没有我，我妈照样能活，我的这条命，早已不值二分钱，你看着办吧”！我的话与表情，显然有一种震慑作用，他再没说什么，悻悻地走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只说自己去死，并没有半点其它容易被人抓着的话柄。他李顺喜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自然有所顾忌。其后的日子里，直到我离开前村，再没有单独在我身上打过主意，母亲也渐渐放心，但我对李顺喜的这番话她并不知晓。

六十七
这一年的冬天不像前一年那样忙，过的比较轻松自在。虽然照样两次请罪，照样每早打扫街道，照样有事没事开会或学习到深夜，总算有了一点富裕时间。这一年，一个劳动日居然达到两角多，劳力多的人，可以略有一点现金分红。大队规定，贫下中农往年的欠款可以暂时不还。原先赶小平车的人，冬天照样给各家各户拉炭，我等“四类分子”仍然要求远离牲口，于是队长分配我和黄裕明铡草。这工作有一定的随意性，出工收工可以自行决定，连续几天下来，把草窑铡满，便可休息几天，等到草窑快空时再铡，只要能供上小队所有牛驴食用即可。腾出来的时间可以干一些私活，也可看看书。自从盖起那间小茅屋，便住在里面。

冬天十分寒冷，买回的一点煤只供做饭，顺便烧热炕，从不敢用它专门取暖。于是我所住的小屋只好烧柴。早在秋季，安排二妹在地里拾茬子，放柴草的棚子里早已堆得满满。每天傍晚，她早早地往灶里烧茬子，炕便慢慢热了起来。常言道，家暖一铺炕，屋里再冷，只要睡进被窝，慢慢就会热起来。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开始了一个新的学习计划。

我的确不甘心永远沉沦于此，我还年轻，还能做些事情，我要学习。三叔那年回来时，带回一套《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有十几本，走时留给了我，一直没有工夫去读。回村后，认识了一位名叫陶福成的青年，他给我借来一套线装的《四书》，订了几个本子，全部抄了下来，只草草读过一两次，尚未仔细阅读。好容易今冬的活儿可以挤兑出一点时间，坐下来静静地读书，对我来说，自然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彷佛又回到学生时代。四年来，荒废的真是太多了，以往读过的书，学到的一些知识，渐次从脑子里消失，温故知新的道理我还懂的，只是没有时间。刚回来那两年，也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以前看过的旧书，近两年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了。自从“深挖阶级敌人”以来，每天五出勤、两请罪，晚上开会回来已是半夜，疲惫不堪，倒头便睡，哪有看书的工夫？现在，活儿终于可以自行安排了，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连续休息几天，冬天又没有地里的活儿，家务事母亲一人料理。就在埋头读书的时候，产生了要写点东西的想法，主要是为了练笔。

长此下去，一年里不捉几次笔，以后怕是连信也写不好，过去的努力白白付与流水，实在可惜，也着实心有不甘。但写什么呢？这年头，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处处都有禁忌，还是不要触犯人家的禁区，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写起自己，写自己当初怎样努力学习，如何进行思想改造，最后被强行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过。写的过程中，也未考虑体裁，就当回忆录似的，姑且看作积累素材，以免时间长了忘记。而况，当时的蒙冤，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阴影，不把它说清楚，横在心上，多咱也不甘心。尽管这种述说，眼下没有一个知己去听。

这样，边读书边写回忆，心里感到充实了许多。每写完一部分，差二弟送往姥娘家里，让姥娘替我保存起来。那年月，我家随时随地有被抄家的可能，虽是回忆自己过往的经历，但要落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他们一定会上纲上线，说我不认罪，企图翻案，甚至会夸大到“继续和无产阶级为敌”的阶级斗争高度上去分析。

每晚，二十个人挤在那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名为学习，实际上只是闲坐。我常常坐在门口，一袋一袋地吸着旱烟，开始回忆从前上学的日子，其间有人问起什么，匆匆作答后，便又回到苦思冥想中。同类们以为我在苦恼中打转，有时也安慰几句，我随便应付着。其实，所谓苦恼，经过几年的磨练，都已远远离我而去。人到了这个地步，一切的希望都已破灭，没有了希望，苦恼也随之消失。至于读书，说到底还是个人的爱好，将来能否派上用场，天晓得，一切都得听天任命！

雁门关外的冬天非常寒冷。每晚，当我走回那间小屋时，傍晚烧火时留下的余温早已荡然无存。待我点燃煤油灯，坐在炕上时，简直像坐在冰窖里一样，只有被褥下面还保存着一点点温度。这时，开始静下来，先把手搓热，慢慢写起来，想要说的话，也就不断向外涌出。人总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已经沦落到生活的最底层，做这些毫无希望的挣扎，自己也不知有何用处！有时也不由得为这种冥顽不灵而长久地叹息。后来，母亲发现我睡得很晚，便在我快回来时，再烧一会儿火，顺便烧一点开水，夹上一筷子烂腌菜，让我一起喝

下去，暖和暖和身子。这样一来，寒冷便被暂时驱散。

这年冬天，“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虽未过去，但已进入稳定的常规期，大型批判会、斗争会一直未开，转而变成持久的连续不断的折磨。正是看准这段稳定的时期，利用夜深人静的大好时光，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白天困倦时美美睡上一觉，外面的人谁也不会发觉。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播开始后方才中断。

六十八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回到农村已经过去了四年，青春的岁月渐渐逝去。无论从衣着上看，还是从言谈方面去观察，早已失去学生时代的灵秀，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农。奴隶般的折磨习以为常，无论怎样难做的活儿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劳动究竟是锻炼还是惩罚，对于不同身份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含义。天气刚开始变得暖和一些，责令我们在村子周围载了四百棵杨树，每人平均二十棵。要求每棵树每天必须浇一桶水，保证棵棵成活。

从此，“四类分子”们进入一场极其紧张的苦役之战中。这一带井深七八丈，用辘轳往上汲水，井绳下面拴一个柳条编成的水斗，三水斗才能装满一桶，担一担水，须得汲水六次，每天十担水，汲水六十次。这时，春耕业已开始，我们之中，除刘高和吕召外，都是队里的主要劳力，尽管浇树期间，暂时取消了扫街的任务，还是难以在一个早晨完成。我起得最早，担过两担后，其他人才陆续出来，水井有限，总得轮流汲水，未完成的只好留待晚上补浇，经我们再三要求，晚上的学习会也暂时取消，全力以赴去浇树。二十年来，村里年年植树造林，大都在离村较远的荒地里，成活率几乎为零。这年，动用了“四类分子”这些最驯服的工具，棵棵杨树长势旺盛，与浇它的蔫不唧儿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期间，我的大爷爷吕召终于支撑不住，病在家里，老人已经七十六岁，为了浇树，拄着拐杖，一步一挪地担水。在村里，像这样大岁数的人，一般都不参加重体力劳动，队里也不派他出工。他担得很慢，整日不停地担着，连续疲劳后，终究支持不下去，病倒在家。大爷爷在土改时本来逃到集宁，也像爷爷一样做些小买卖，后来因为四儿子当兵，内战结束后又去了朝鲜，成了军属，属于照顾的对象，当地安排他在牲口交易市场上当了一名交易员。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时被押回重新斗争，实际上就是要钱。大爷爷一直和三儿住在一起，那时正养着一辆马车跑运输，公社动员他将车赶回，答应给作价，说是将来会偿还的。他们信以为真，把马车赶了回来，全家也跟着迁回原籍。一九六六年因小块地被没收，三大爷竟气得生了病。他们家开垦的小块地较多，那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三大爷分外心疼，一时想不开，从秋天起一直病着，过年后便死去。半年后，三大娘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村，从此，大爷爷和大奶奶成了孤独的两位老人。

自从三儿死后，老两口悲伤过度，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早就不参加队里的劳动，每年的粮款，由四儿包交。四儿转业后成为公职人员，在集宁一个不大的单位里担任支部书记，大爷爷也不再是军属了。平日里两位老人靠我们照顾。刘高老汉和我大爷爷的身体状况差不多，也是多病，未能完成任务。有天夜里，刚刚放下桶担，把我们集合到大队部，李顺喜将两老汉也叫来，痛骂一顿后，当即宣布，刘高、吕召进行隔离检查，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并特别指定，“四类分子”的组长贾裕财带领刘振清、吕元喜和我共同看管，白天交给大队看门人曹海，晚上由我们值班。很明显，这是把我们六人全都关了起来。

大约一个礼拜后，有一天，满天乌云，先是刮了一阵不大的风，接着下起小雨，正是那种“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喜人春雨。大队部的西屋里，坐了满满一家人，有支部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会计、保管和各小队队长，显然是利用雨天开会，我们六人静静地呆在东屋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忽然门被推开，李顺喜招呼我们一起到西屋去，先让刘高和我大爷爷进去，一看里面已无空间，便让我们四人站在门外。

李顺喜接着向在场人宣布：“自从让‘四类分子’浇树以来，老地主分子刘高、吕召表现最差，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多次督促，竟装死躺下，今天你俩当众说说，今后准备咋办”？“病好了，尽力浇吧”。两人发出低微的声音。“尽力，啥叫尽力啊”？李顺喜厉声喝问，两人不敢出声，屋里显得格外寂静。过了一会儿，李顺喜又大声喝道：“我看你们这些贱骨头，个个都是裹脚布上的虱子—— 不吃好肉，非得修整修整不可”！随即命令刘高和我大爷爷伏在灶台上，将裤子褪下，两人不敢不从，一对瘦小的臀部露了出来，李顺喜从桌子下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短木板，一左一右向俩老汉的臀部猛力抽打，边打边骂道：“你们为啥不完成任务，还不是凭着有靠吗？你他妈的真是毬毛旮旯打盹——背后靠的是硬根子。我就不信邪，看看你们的根子到底有多粗多硬”！李顺喜打得越来越起劲，嘴里翻着唾沫，两老汉的臀部渐渐肿大起来，一片红色。李顺喜骂得更来劲：“老地主分子，竟敢拉共产党员下水，你说是不是”？这回骂的话，显然是专指刘高，大爷爷只是陪着挨打。两老汉任凭怎样抽打、怎样斥骂，抱定老主意一声不吭。

这时，坐在炕上的白仲魁，先是满脸铁青，后来渐渐变成满脸怒气，最后终于按捺不住，站起身跳下地，狠狠啐了一口，推门而去，身后留下一句乡村人常用来骂人的话：“你把老子的毬咬了吧”！

此事过后，白仲魁几次在街上扬言：“我就是丢了这个共产党员，也不能不管弟媳和侄儿、侄女，我白家弟兄三人，就这么几根苗苗，我不养活谁养活”！这些话被李顺喜收集起来，汇报到公社，终于在春末夏初，上级给了白仲魁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撤销其治保主任的职务，换上王富。不用说，王富上任后，团支部书记也不再过问“四类分子”的事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六十九

“阶级斗争”在农村的表现往往成了个人泄私愤的工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像李顺喜对白仲魁的斗争，总的导火线是因其父偷了大队五捆糜黍，被白碰上抓回大队，李顺喜认为这是和他家过不去，一心一意想报复白仲魁。正巧，在“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中，刘高老汉被押了回来，他又偏偏是治保主任弟媳的父亲，白仲魁的头上一夜之间长出一根小辫子，成了李顺喜抓他的最着力点。究竟是真的立场有问题，还是有其他方面的难言之隐，恐怕很难说清楚。别人利用看到的表面现象，将其上升为路线不明，公报私仇，狠狠打你，你也只有被打倒在地的份儿。所谓“阶级斗争”，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折射出个人恩怨的影子，因此，大力提倡“阶级斗争”正好给一些人冠冕堂皇地加以利用，原本不起眼的矛盾迅速膨胀起来，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新仇旧恨。

另一方面，在我回到农村的几年里，耳闻目睹的许多“阶级斗争”的事例，无一不证明其荒谬，简直就是挑唆家族之间旧有的矛盾，撕裂族群的一种手段，进而达到转移人民视线的目的。在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一次城里的部队到我村要粮，担心有人会跑，一进村便派兵在村口站岗。正在这时，有一青年向村外飞快跑去，站岗的士兵先是喝令其站住，接着鸣枪示警，青年根本不理，一个劲地向地里跑，路口的士兵几次喊不住，真的开了枪，将跑的人打倒在地。等这股部队走后，人们将青年抬回，原来是民兵队长顼源，由于失血过多，当晚便死去。

那时，刘高的儿子刘振生正在城里派出所当户籍警，顼源的哥哥顼润怀疑这事与刘振生有关，因为刘家的祖上与顼家的祖上曾有嫌隙。“镇反”时，便将刘振生告到法院，刘振生被从归绥（即后来的呼和浩特）押回，几经审问，始终不承认与此事有关，顼润和法院都拿不出任何证据，只以当过警察为由，判了有期徒刑七年。对此，顼润也无可奈何，实在没有办法将刘振生置于死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没有人再提起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特别是 “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顼润一看机会到了，要求将刘振生押回，公社同意后，便真的将刘押了回来，斗争一个多月，毫无结果，因与刘振生单位有口头协议，只得放还。

于是，顼润把所有仇恨全部对准了刘高和刘振清，又因刘高七十多岁，用顼自来的话说，已是棺材瓤子，不经打，主要矛头便指向未到六十岁的刘振清。顼润早年间娶了一个四川籍的女人，一直不生育。在我十几岁时，学校设在他的院里，曾亲眼看见他们夫妇领养了邻村一个无人要的男孩，其时这孩子已七八岁，个子低矮，近视眼，满身虱子，非常肮脏，顼润给其取名顼自来，于是和我们一起上学。顼自来对顼家的事本来一无所知，长期以来在其养父的调教下，无端对刘家产生了仇恨，这便是两次痛打刘振清的缘由。由怀疑刘振生告密，进而迁怒到其堂兄刘振清身上，再进而对刘家所有的人抱有仇恨心态，这是哪一门子逻辑？“阶级斗争”斗到这个份儿上，着实让人怀疑其合理性，株连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我常常在想，农村里家族与家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矛盾、隔阂，甚至有些私仇。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也就自行化解，有的还因为后辈子女情愿通婚，成为亲家的也不在少数。提倡“阶级斗争”，恰是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挑动人与人之间矛盾并加以放大，故意造成对立，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显然没有任何好处。打个并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解析农村里的“阶级斗争”，或许有一定的意义。乡村的街道上，到处都有灰渣、粪便、枯叶、破布等被城里人称作垃圾的东西，在风和日光的作用下，它们慢慢由大变小，最后自行风化，直到消失。但其间突降暴雨，街道上满是雨水，路旁那些污物便会漂到水面上，互相舞蹈、跳跃，趁机表演一番，彷佛弄潮儿一般，“阶级斗争”正像暴雨一样，给这许多污物提供了一个舞台。始作俑者，用心何在，的确发人深思。

七十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们家真正断炊了。任凭母亲怎样节俭，怎样把饭做得更稀溜一些，到这时无论如何也接续不上了。回村后的第二年，自留地收了近千斤粮，第三年与第四年匀着吃，半饥半饱的，总算对付下来。加之那时大妹尚未出嫁，她大胆而泼辣，每年秋收时节，也就是多数社员用不同方法从地里拿取粮食时，她一向不甘落后，我和母亲曾多次约束她，怕闯下乱子，她总是不听，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这年头谁不拿，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都被人家拿走，到头来还得饿肚子，反正别人能拿，我也要拿，咱们不能眼睁睁饿死，每次发救济粮时，又不给咱们”！因此，每年秋收时节，她总可以弄回一些粮食，对缓解饥饿也起了不少作用。几年下来，左支右绌，对付着把日子过了下来。自留地被换走，产量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妹出嫁后，秋收时节，不管别人家怎样大肆地拿，二弟、三弟不敢动手，又加之上年被罚了二百斤粮食，终于支应不住。家里没有了吃的，向队长请求借点，他颇为难地搔着头说：“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还是先问问大队长吧”。

说起大队长李忠信，我便打消了念头。此人是转业军人，当年在陕北战场被大炮震聋了耳朵，又因他排行第二，人们都叫他“二聋子”。转业伊始，正赶上合作化年代，担任了支部书记，直到“文革”时，新上任的“文革”小组成员们为了夺权，将李忠信告到公社，说他在三年饥荒时期，也就是不当支书那些年，带着全家到口外走了二年，等于自行脱党，于是丢掉党籍，大队长同时被撤销。“文革”小组失势后，村里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公社指定让他仍当大队长，因为此人很凶，“能拿得住人”，对社员不仅敢骂，还敢打，村里谁也怕他。公社选拔干部，一向就是看谁“能拿得住人”，并不考虑其他方面。

他当大队长，对“四类分子”，尤其是对吕姓的“四类分子”特别狠，吕家的祖上和他家的祖上是否有过嫌隙，我一直不知道。在吕家的“四类分子”中，我更成了他的眼中钉，这是因为我念了十几年书的缘故。李忠信其人，对于有文化的人打从心眼里讨厌，很难说是瞧不起还是嫉妒，惯于用冷言冷语敲打。当大同的插队青年来到我村时，他刚刚丢掉了大队长的职务，“文革小组”派他给这些年轻人做饭。他什么时候做过饭？胡乱做出的饭很差，年轻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难吃，他阴阳怪气地说：“秀才们，念书的人和我们的胃口不一样，慢慢适应吧”。说过后虎起脸，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深挖阶级敌人”之时，李顺喜几次那样对我，公社批斗团几次将我作为重点，其中都有李忠信其人的影子。记得有次被批斗回来，在大队部门口正好与他相遇，他皮笑肉不笑地问道：“秀才，回村这两年可舒服吧”？我只好不搭理走了过去，他却在背后骂道： “还想成龙变虎哩，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有一次，在场面上和吕奎翻一堆豆秸，一不小心将四股叉柄折断，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吕奎迅速把断叉拿去，将他的叉子递给我，李忠信闻声从另一堆糜黍秸后面奔来，厉声喝问：“谁把叉子折断啦，啊”？眼睛直盯着我，吕奎马上应声：“是我，你要咋地”？吕奎是贫下中农，父亲又在大同煤矿当工人，自然不怕这个大队长。李忠信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悻悻地走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人总想找碴儿羞辱我。

现在我家断炊，找他借粮无异于与虎谋皮，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自取其辱。只好向队长和治保主任分别请假，准备到姥娘门上想办法。

去到姥娘家里，她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知道家里一定是没粮了，便自顾自地说道：“我计算着哩，你们家快没吃的了，前天就让你姥爷去电磨房加工了几十斤玉米，等你来取。还有，你二姥娘在河湾自留地种的山药蛋，最近生了斑点，担心臭了，已经提前起回，堆放在闲家里，估计放不了多长时间，你四舅从城里回来拿走一点，剩余的她一个老人吃不了，听说还有二百多斤。我已和她说过，要她借给你们，可你二姥娘高低不说借，定要给你们，也罢，给就给吧，谁叫你妈从小就和你二姥娘特别亲近，她也可怜你们哩”！说着说着，姥娘竟掉下泪来。她深深叹了口气，又像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唉，我这个苦命的女儿，怕是到死也交待不了，让我常为你们一家操心”……

姥娘为人十分精明，她对我家的估计也很准确，都给我作了安排。一方面深深感激她老人家想得周到，另一方面又觉得惭愧极了。那些年，大家尽量资助我在外上学，以便将来有个工作，替母亲分担忧愁。谁想如今落到这步田地，穷愁潦倒，连最起码的生计问题都无力解决，能对得起谁呢！

下午，正准备回家时，姥娘又想起一件事，她说：“听人们说，城里大白菜一分钱一斤，到菜园里趸买，一分钱二斤，要不你从队里借上一辆小平车买上三四百斤，回去放到窨子里，顺便把山药蛋也拉回”。她把一切都替我想好了，让我真正感受到人世间亲情的可贵。第二天，向队里借了一辆小平车，把要办的事情全都办好，大妗和三妗也各自给了点粮，包括小米、玉米、高粱，方才度过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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