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自得其乐又缺乏常识的中共领导人

作者:钟波 发表:2012-02-20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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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翻土地运动

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第一个字是“土”,这是毛泽东认为农业增产因素的重中之重,与现代农业科技把种子改良放在第一位相比,显然错了。现在有很多无土栽培的植物,能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毛泽东绝对是想不到的。为了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重中之重“土”字诀,中国人遭了殃,中华大地遭了殃。

1958年8月17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对于农业,毛泽东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1]。

9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深耕是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中心,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各地区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翻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3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土层太薄的田地,要在两三年内采取“借客土”办法,把土层加厚到1尺以上……。《指示》下达后,各地农村都调动了大批劳动力,掀起了所谓“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浪潮。[2]

在鄙人家乡广东省,中共广东省委于1958年10月6日晚召开电话会议。省委在电话会议中指出: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是争取明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最重要的措施。省委决定全省立即抽调四百万劳动力,组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专业大军,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马上投入战斗,包干负责完成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任务。这支大军秋收时也不停止工作,秋收后还要扩大到六百万人。各级党委还要组织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指挥部,负责进行指挥,保证任务的完成[3]。

请看一个深翻土地的基层单位——广东省罗定县连滩公社在上级领导瞎指挥下的作为:

在1958年秋收大忙时,为了突击搞深翻,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社集中3000多个劳动力,搞了四十天,花了10万多个劳动日,深翻了100多亩田,结果5000亩熟禾无人收割,损失稻谷50万公斤,400亩花生发芽,烂掉几万公斤[4]。

连滩公社投入的三千深翻土地劳力,是广东省深翻土地劳力底数四百万的0.075%,不难折算出毛泽东的深翻土地思想瞎指挥之下给广东省的实际损失该有多大。整个毛统区的损失有多大呢?我实在不敢想象,但是我可以提供一段史料供读者参考,195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鼓足干劲,迎接春播!》中说:“经过深翻地的面积将近三亿亩。”

毛泽东关于深翻土地的亲笔批示

1958年11月初,在一份别人拟写的,已经贯彻了毛泽东8月17日指示“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而且对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有进一步提高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 一九七二)》的文件初稿“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的后面,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段更加走火入魔、蠢不可及的文字“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5]”

据鄙人所知,移栽大树的树坑底部会有一些翻过的土,但是没有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的,种植根系并不大发达、强壮的庄稼,居然要深翻土地深达四、五、六、七尺,也只有毛泽东这个独裁大蠢蛋才能提出并且做出这种白日梦似的决策。从这个决策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蠢蛋。

由于深翻土地一来太费工,二又不增产,因此对深翻土地的批评越来越多。1959年7月开始的庐山会议上,一部分同志就提出批评,批评中央没能当机立断停止这个运动。

一些科学家也转弯抹角公开表明他们反对毛式深翻土地的态度。1959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关于今年秋播小麦技术措施的几点意见》:

……根据大量的观察资料,不论耕深从六至七寸以至于六至七尺,根系的密集层一般仍在零至六至九寸的土层以内,85%以上的根系也都在零至一点五尺的范围。这是因为土壤中氧气分布随深度的增加而递减,根系生长需要氧气,在缺氧的情况下,好气性土壤微生物如氨化菌、硝化菌、固氮菌、纤维分解细菌、矽酸盐细菌等的活动受到抑制,养分的转化过程发生障碍,根部组织的呼吸作用和代谢机能遭受破坏。另一方面,随着耕地深度的加深,劳畜力负担和机具损耗都急剧地增加。在南方稻麦两熟田如果翻得太深,第二年种水稻时平田花工很多,而且造成地面不均匀,稻苗生长不一致;同时在过深的烂泥中耕作比较困难,工作效率低,不利于水稻丰产栽培。

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劳畜力和机具性能的限制,不论南、北方,一般旱地耕深以六至八寸为宜,水田以六寸左右比较适当;丰产方如有条件可深耕到一尺左右。……

但是,在毛泽东一言堂的浩劫社会,任何直接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会给自己招灾惹祸自不待言,拐弯抹角质疑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也是没有好结果的。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题为《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社论反驳了三大“荒谬议论”:“深耕深翻不但不能增产,还要减产。”“深耕深翻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是不施大量肥料还是不能发生作用。”“深耕深翻花费劳力畜力太多,在目前劳力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不宜普遍提倡深耕深翻。”

采用深翻等措施计划亩产十万斤的“七七试验

在毛泽东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当中,最容易验证其有效性的是“土”字(是否深翻土)、“肥”字(是否多施肥)、“密”字(是否密植)、“管”字(是否管理到位)。

由于毛泽东说了“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中共中央就出来文件《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并且在1958年9月1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9月16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关于深翻土地的指示,中共获嘉县委要求全县农村深翻土地1—3尺,以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联络部下放到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的21个青年干部,喊出“小麦亩产超万斤”的口号,在这年冬搞起一块“七七试验田”,计划亩产十万斤。

“七七试验田”的主要内容是:选7分地,深翻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汽车,耙7遍,下种子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他们将从外地运来的几千斤腐烂的动物皮渣,与人粪尿、农家肥混合搅拌成为混合底肥,边垫地边翻地,边施底肥,整整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整个试验田深翻一遍。

按计划收粮7万斤计算,每分地必须下一百斤种子,超出正常下种量百倍,采用木耧根本无法播种。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将700斤种子全部进行撒播,一直撒了几遍,才将麦种撒完。用浮土覆盖麦种后,再用提灌形式进行浇灌。小麦出苗后,麦苗稠得像汗毛马鬃一样,下放干部们也急了,又发动二十名群众拔苗。过了一段时间,麦苗密度还大,又用镰刀将麦苗的上半截儿割了一次,喂养大队饲养的牲口。

次年,麦子起秆后全部倒伏,不多日,压在下面的麦子就发黄腐烂。下放干部们又到盛产竹子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采用分垄梳篦和捆绑搭架的方法,将倒伏的麦子全部扶了起来。为改善麦垄间通风条件,他们还调用全大队仅有的7台人工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垄里鼓风。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拉起手风琴,向试验田演奏歌曲,打开当时还很稀罕的收音机,天天向麦子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目的。他们想了许多的办法,但是终究未能实现小麦高产。小麦收获后,7分试验田只收了163斤枇麦,连种子也远远没有收够。[6]

1958年至1959年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深翻、密植、多施肥、管理特殊等措施的“七七试验”,留下了失败的惨痛教训。但是,生于1960年的鄙人及同龄人们,在中小学读书期间还是被要求熟记背诵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对自己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土”字的理解及实施,我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对于“肥”字、“密”字,我只找到了间接的证据。在奴才政客陶铸1958年7月15日所撰写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中,有下面的内容:“过去每亩施肥几十担就算是大事了,现在一亩田下它几千担甚至万担以上,都是平常事。”“通过以密植为中心的一连串的生产技术改革,我们的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跃进”。[7]

一干就干大的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到了山东省进行视察。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他一边看水稻,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8]

毛泽东真是百分之百的大蠢蛋,如此没谱的话他居然听进去以后还那么高兴,给以赞颂。难道李书成以前没想增加产量?这时候才想?中国人种粮食种了好几千年,到李书成能掌握的时候才每亩二、三百斤,现在计划亩产4万斤,突然增加两三百倍,难道不值得怀疑?就凭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就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产量?那毛泽东岂不成了古往今来最神奇的农业圣人?毛泽东之蠢其实也可以理解——名令智昏之至也。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好大喜功的蠢蛋当中国大陆地区的最高领导人,1958年毛统区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多遗笑天下的“粮食高产卫星”(参见本书11.3.1《大跃进运动中的搞笑卫星一瞥》)。

自古以来的昏君,都不是真正昏庸不知事的人,而是那些能力不足而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毛泽东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蠢蛋昏君,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自得其乐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二是缺乏基本常识,那种缺乏程度,简直就跟圈养在猪圈里的“蠢猪”一个水平;三是自作主张,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毛泽东不但对农业不懂装懂、对工业不懂装懂,对很多领域都是不懂装懂。

注:
[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0页。
[2]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3]《广东将建四百万深翻军  山西整顿二百万钢铁军》,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10月9日第1版。
[4]匡吉:《当代中国的广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上)第8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958.1—195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6]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时期的新乡》,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3页。
[7]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北京:《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第3、5页。
[8]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9页。

(原文以蠢蛋毛泽东或毛泽东称呼毛泽东)

来源:《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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