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大“灰犀牛”之一 负债5万亿累年实亏的高铁(图)

中国近十年来大规模兴建高铁的负债问题，引起多方高度关注，许多专家担心高铁恐将成为近年冲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Getty Image)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看中国2019年9月28日讯】中国高铁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十年来虽然改变中国远行交通以及城乡风貌，却也因为高额开支以及畸形成长，恶化中国负债问题，此等现象已经引起专家多次警告，高铁可能成为重伤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中铁）今年第二季公布2019年第一季以及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中铁负债年增4.53％，达到5.21兆（人民币，下同），到了2019年第一季末，总负债持续增加600多亿，到达5.28兆，此数字已创历史新高。

中铁财报显示，2010年底负债1.89兆，到了2019年激升至5.28兆，短短9年膨胀约2.8倍。

这份报告也显示，2018年中铁前三季税后亏损，但是年终利润却由负转正。据媒体转述，中铁利润转正的原因为第四季获得中共当局的“铁路公益性运输国家补贴”，但是具体补贴金额并未公开。而这种“特殊”现象在多年的财报重复出现，几乎被认为是中铁每年利润转正的主因。

中国近十年来大规模兴建高铁的负债问题，引起多方高度关注，许多专家担心高铁恐将成为近年冲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连中共著名官媒也深入报导，虽然保守认为高铁债务尚无系统性风险，但仍然警惕应该慎防多种局部风险交错影响，例如高额的地方债、高铁产能过剩、多元经营不善、面子工程恶化，以及过度依赖国家补贴等等。

虽然中铁一再强调不致引爆重大危机，否认自己是“灰犀牛”。但是除了官媒探讨，另有知名媒体强调中国铁路盈亏不明是争议的焦点，甚至认为高铁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

灰犀牛被视而不见

所谓“灰犀牛”的概念，源自美国学者、作家暨政策分析师蜜雪儿．渥克（Michele Wucker）2016年出版的畅销书《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渥克专长世界经济与危机管理，曾任位于纽约的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早在2007年不到40岁即当选古根汉学者，她以灰犀牛比喻发生机率高、影响巨大却被忽视的危机，此等危机原本大众可以看见并且提早因应，但是由于人性逃避现实、心存侥幸，总认为眼前看到的灰犀牛不会真的冲过来，刻意忽视，继而造成灾难。

论者常以灰犀牛与十多年前开始盛传至今的“黑天鹅效应”对照。灰犀牛指的是机率较高的高风险事件，而黑天鹅是机率甚低的高风险事件。黎巴嫩裔美国学者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所著述的“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测，相对而言，灰犀牛事件可怕的是，往往大家看到当面冲来，却都视而不见，而看清灰犀牛高速狂奔而来之际，几乎已经逃不掉。

中国高铁高额负债，不是高铁营运效率的单一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总体经济建设，应正视其庞大系统性风险。（汤森路透）

赵坚的殷切呼吁

近年许多专家与舆论评论中国高铁负债危机，当中最为具体而殷切的关注者，是中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赵坚。

赵坚今年初在中国《财新网》撰文，警告“人们通常只看到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世界第一和高铁的快捷，却对事件的另一面，即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的世界第一，及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视而不见”。

赵坚指出，中铁在2005年负债只有4768亿，到了2018年9月底，激增至5.28兆，12年膨胀了大约11倍，若加上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高铁债务的统计数据不明，以目前紊乱而疲软的总体经营情况来看，连负债的利息都还不了。然而在债务不断膨胀下，中共当局仍将继续兴建高铁。

赵坚提醒中国高铁面临两种“灰犀牛”风险。其一是总体收入太低无法负担高额债务；其二是只能载人又昂贵的高铁，已挤压其它铁路等交通投资，恶化运输结构、堆高货运物流成本，甚至导致严重空污，资源效率极度扭曲。

赵坚早在2011年习近平政权上任之前，就已经警告中国高铁成本过高、规模过大、铁道部资金结构极为脆弱。他当时撰文呼吁“弄清铁路债务整体状况、及时处理铁路债务危机，制止其进一步扩展，已经不应拖延”。并且提醒认清中国铁路债务危机的“深层制度根源”，并且强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更为紧迫和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也在今年3月初撰文指出，中国高铁里程世界第一的同时也背负一个恶梦----超过5兆、世界第一的铁路债务。

许成钢认为，中共不计成本地兴建高铁，背后重要的机制就是国企总是可以取得政府当局高额补贴，不必担心破产，所以无所忌惮大量举债。

然而，30年前的苏联与东欧经济大崩溃，都源于此等现象。如今中国经济趋缓、GDP持续下跌，中共当局一再以财政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发展，大规模建设高铁是重中之重，甚至积极将高铁外销世界，这些做法将影响中国大量国家资源，尤其是地方财政负担，累积不稳定因素，甚至导致金融危机。

中国高铁高额负债的问题，不是高铁营运效率的单一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总体经济建设、国企效率、地方债危机、去杠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官商从中牟取暴利等芜蔓庞杂的治理系统问题，不能仅以高铁营运成本效益或者票价成长来乐观预估，而应正视其庞大系统性风险。

虽然在中共舆论控管下，针对官方近期快速核批重大交通建设以刺激经济的讨论已几乎销声匿迹，仍然掩盖不了中国高铁灰犀牛不断成长之重重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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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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