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典范 阎锡山是怎样处理疫情的?(图)

发表:2020-02-12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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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在100年前仅用74天就消灭了特大疫情。
阎锡山在100年前仅用74天就消灭了特大疫情。(图片来源:wikipedia)

1918年,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

山西的疫情源自内蒙古,是由运输皮毛的马车、骆驼队,以及晋西北走“口外”商人、种田返乡者将病菌带回,从而波及山西北、中部,右玉、左云、大同、天镇、阳高、浑源、广灵、应县、山阴、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神池、五寨、宁武、岢岚、代县、五台、祁县等20余县发生疫情。

山西疫情自1月5日始于右玉,至3月19日全部肃清,蔓延达74天,2664人病亡。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据记载,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出现头痛、发热、咳嗽等症状后,轻者三、五日,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吐血而死。右玉县南关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口外来客住宿,全家18人相继病死。大同沙岭村,为了去除瘟神而搭台唱戏,不料戏班中有人已被传染,导致戏班二十余人疫亡。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还非常落后的年代,国力、省力羸弱,遇到这样的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医疗落后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

2003年“非典”爆发后,学者谢泳在《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一文中披露,当年,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和他领导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以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传统社会里,山西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实属不易。

阎锡山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月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根据1910年东北鼠疫的教训和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疫情进入山西几天之后,山西省防疫总局成立,由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兼任,防疫总局在各县设分局,疫区还设有隔离所、消毒队、掩埋队等机构,山西的防疫工作全面展开。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阎锡山还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协助防疫,英国医士叶卓志、美国医士万德生、意国医士白继黄、基督教士魏礼模、司徒礼克等外籍人士分赴各地协助防疫或襄助医务事宜。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阎锡山不但动用了手下的官员、军警,还联合绅商,由绅商协助警佐认真防范,例如五寨就由绅商来负责消毒事宜。

第五、阻断交通。为了控制疫情传播,阎锡山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全省沿外长城、内长城、忻崞交界和石岭关设置了四道防疫线,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均由军队把守实施检疫,省城太原附近各县还加派军队分段检查,最终确保了省城太原和晋南、晋东南等地没有发生疫情。铁路方面,不仅停开前往疫区的火车,而且太原等地前往非疫区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检查,无病方可购票上车,稍有疑似便要隔离七日。这一举措说明山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省份,尽可能地避免了将病毒传染到外省非疫区。

此外,阎锡山赏罚分明,严厉追责,以督促各级官员全力防疫。代县知事(知事相当于县长)曾宝豫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右玉知事因未按规定设立隔离区而被记大过。同时,阎锡山对认真防疫的偏关知事嘉奖,对如期扑灭疫情的五台、代县、定襄知事记大功一次。

山西的许多防疫措施也较为人性化,比如,考虑到当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对疫亡遗体强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处理;再比如,对于流浪贫民和乞丐都集中管理并给予食宿,以防止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得力的措施,山西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于1917年开始在山西推行“村治”为此次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阎锡山的“村治”,是一场具有广泛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村政改革与乡村自治运动,对山西及至全国都影响深远,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将乡村自治运动推向全国。1918年疫情发生后,虽然编村制度尚未成熟,但仍然发挥了强有力的行政效力,承担起部分防疫工作,村长、村副们凭借他们在当地的声望使得宣传、消毒等各项防疫工作都能够顺利推行。

我们也看到,阎锡山处理疫情的一些举措,在当时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尤其是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招致不少怨言。

1918年,一位名叫赵咸书的学生,在写给张传基的信中,一方面真实展现了“每日疫死不下百数人”、晋北籍学生开学推后一个月的严峻现实,同时也因为交通管制和强制隔离造成“隔留数日,始行到家”的不便而大发牢骚,甚至发出了“强权之下,确无公理”的感慨和“共和后国利民福效果如是?”的疑问。

关于赵咸书与张传基,未能查到他们的个人资料。从赵咸书使用山西全省警务处公用信纸和信封来看,他可能并非出身于普通家庭,也正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在公用牍右侧特意加注了“阅后火化”四字。所幸,张传基并未阅读后即焚,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反应当年疫情的第一手资料。

信件内容现照录如下:

传基仁弟阁下伟鉴:

前奉手书,欣聆一是,以慰悬揣。感荷实深并谂阁下旋里,路同非人,隔留数日,始行到家,强权之下,确无公理。现在北边各县疫症仍未消灭静尽,大同、神池蔓延更甚,每日疫死不下百数人,路途便利一时难望,各校定二十五日开学,省北各生展限一月,届时恐难便行。弟拟请假返舍,迭次不准,殊难如愿。闻咱处风平浪静是幸。近日政府摇动南北战争,兵变惊闻,土匪迭起,种种消息,不堪详陈,共和后国利民福效果如是?

肃此奉履,令尊大人前贺年此问近安,萱宗右蓭代致意。

赵咸书

正月十四

阎锡山的部分防疫举措,虽然引发了一些牴触和仇视情绪,但相比1910年造成数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山西的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在当时的社会管控能力和医疗卫生条件下,保证了疫情没有在山西更大范围蔓延,在74天内消灭疫情实属难能可贵。很难相像,如果阎锡山当年封锁消息、刻意瞒报,抓捕“造谣传谣”者,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责任编辑:陈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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