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次武汉不幸起爆大疫，三镇封关，市民禁闭，我自囚一室记下如是我闻。我获知的信息虽为灾情的极小部分，却足让我感受灾民的惨状，忍不住就事论事直言评述：“‘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
我出之本真录下的内容，相对无妄之灾的全貌难免偏颇，故不少难属还觉得我写得不够。再说，我评述的基调是掌握分寸坚持原则，委婉克制不失尖锐。比如，我认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疫情得到控制应该政府感谢人民，而不是相反。同时，我也赞赏了前总理朱镕基的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我很喜欢。”
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平淡无奇的日记竟让我“名满天下”，据说读者每天超过五千万。过去四十年，我写了几十部作品，读者加起来也没有五千万的零头。究其原因，一则，全国老百姓宅在家里憋得慌，闷得烦，都想了解武汉的疫情，官方报导的都是宏大叙述和干巴数字，而我记叙了武汉灾民的无奈无助生死悲情，正好作为补充；二则，全国入册作协的作家上万人，光湖北也有近二百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受灾，但他们淡然超脱冷静旁观，我的日记就成了独一份，也就物以稀为贵了。
然而，在这个文革余孽尚存，文革新生代崛起的年代，我的“名满天下”必然引来“谤满天下”，而且来势汹汹。在极左份子看来，我写的都是灾情中的阴暗面，都是让人看了悲观泄气的负能量，在当下的语境，这个罪名可不轻，作者的文章或作品完全可能因此被禁。
不过，所谓“正”“负”能量的辩驳并不新鲜，八十年代也发生类似的论战，当时叫“歌德”还是“缺德”之争。那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是反极左争取言论自由，并为此顽强抗争。与我今天的境遇相反，“歌德派”遭绝大多数作家和读者的唾弃，“缺德派”却得到广泛的支持。比如，上面下令批判封杀写《苦恋》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作家和作品，作家们就在作协代表会议上用选票选刘宾雁、王若望等异议作家当作协副主席和理事；《深圳青年报》甚至发文公开劝邓小平退休……倘若当年发生今天这样的世纪大疫，又有网际网络人人可以写微博，定有一群作家写出更大胆更猛烈的记事，我这样的日记会淹没其中毫不起眼。
因此，不论褒贬，今日我凭这样的日记引起轰动，不表明我是特别出众的白鹤或黑鹤，而是我的太多太多同行是甘愿埋头啄米的群鸡。所以，我的日记成为一个事件，不是我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悲哀，表明三十年来我们社会的倒退不能以道里计！
再看带头围剿我的是谁？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逼我拿出日记中所记事实的证据；另一个是有北大哲学博士头衔的王诚，几年前他在“评论”我的小说《软埋》时就鹰犬般地“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这次老调重弹，要送我去法办。可怜我的祖父，他是北大首届毕业生，如今他在地下想宣告以有这样的校友为耻而不能。
其实，张颐武和王诚都太抬举我了，或者按俗话说的“柿子捡软的捏”，王诚催公安法办我，不是我不够格，而是我不敢够格。在此，我向你们推荐我佩服的人，也许他们的言行更符合你们的标准。
学者许章润
我在日记中只敢点到为止地提出“必须一层一层追究（责任者），一个也不放过”，然而清华教授许章润和北大博士许志永则撰文直指最高责任者了。许章润发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继承当年骆宾王写《讨武曌檄》的遗风，责斥定于一尊的今上一手酿成是次大灾，行文意境高远文采华美，尽展勇于担当笑傲生死的气概和人格魅力，是可久存于世的当代檄文；许志永博士更义薄云天，直接向一尊送去《劝退书》。他们的文字远比我的日记更震撼人心，尤其在灾情趋稳痛定思痛之际，国人最需要他们来追踪反省是次大疫的祸源。
王诚、张颐武，凭你们的政治嗅觉，一定读过双许的文章，只因双许是敏感人物和事件，你们要揣摩上意才行动。如今双许的言论被无声封杀，他们的人身也被销声匿迹，批判他们等于为他们作宣传，就是帮政府的倒忙，你们就装聋作哑不敢出手了。而我的小文并没越轨，对政府也没有任何威胁，正好成为你们表现政治觉悟的靶子，看看最近的舆论，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还有人指责我不去医院实地调查，却在家闭门制车造谣生事。我承认自己年老体弱又有顽疾，缺乏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没有体力也没有勇气做战地记者。不过，责难我的人应该知道，早有人“代”我去了。
公民记者年轻后生陈秋实和李泽华，他们以身试法去医院殡仪馆甚者P4实验室调查，但很快被抓捕。武汉市民方斌更是赴汤蹈火，不仅去医院摄录了五分钟抬出八具尸体的真相，还在视频中宣讲“残酷的暴政甚于病毒”，号召全民团结起来推翻政府。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那年挡坦克和砸毛像勇士的气概，设若在一个没有防火墙而有血性的国度，他就像十年前的那个突尼斯小贩，会引发一场起义。很可惜，在目下的中国，他再壮烈也是投入大海的一枚炸弹，最后只伤了自己。这就是去现场实地了解的下场，这是我能逞强去做的事吗？按你们催我去实地调查的要求，你们应该声援失踪的方斌、陈秋实和李泽华吧，怎没见你们提起？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受到打压的中国公民（从左至右顺时针：任志强、李泽华、陈秋实、方斌、李翘楚、高飞、许志永）
还有一个叫张宏良的，不愧为厉害国培养出来的厉害教授，咬牙切齿地给我定性戴帽，“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文化汉奸）。”看了这样的语言，文革亲历者会错以为谁家扔掉的大字报被张教授捡来活学活用了，我成了周作人，胡兰成再世，而且罪证马上就来了。
这不！我的《日记》要出英文德文版了，赶在美欧等国向中国要赔偿的当儿，我的外文版《日记》撞在“爱国者”者的枪口上，甚至原本喜欢看我日记的人也受不了了，他们也改变了对我态度，因为我没有内外有别。
我“文化汉奸”的头衔铁板钉钉地坐实了，爱国愤老愤青群情激昂，掀起新一轮的围剿我的高潮，“美国的走狗”，“给美国递刀子”，“卖国贼”之类的辱骂冲我喷吐，甚至威胁上门杀我的也大有人在。
我懒得用常识去反驳丧失理性的人，只想告诉你们，别太高看我日记的价值，我倒愿意当真有外国向国际法庭起诉时，不用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论文和记者的报导而用我的日记作证据，那样我的厉害国就胜定了！
当然，我不会掉以轻心，我分明感到了一九六五黑云压城的气氛，有人要拿我祭旗，我的日记可成为新版《海瑞罢官》，我就是当今吴晗，以期一石三鸟：搞臭我可杀一儆百震慑一切异见；把我打成西方代理人可凝聚国内人心；借此团结全民抗拒西方的巨大压力。
尽管形势凶险，我仍然没有丧失信心，社会毕竟进入了信息时代，即使有人具贼心也具贼胆搞小文革，但想一手遮天陷害忠良没那么容易了，何况我既然挺过第一次文革，难道会害怕第二次？我倒要提醒王诚、张宏良们，还是仔细读读文革史，回看当年的文痞打手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下场，以作殷鉴。
是故，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坦然，我的《日记》不会也不该让我成为英雄，同样，我也不会因无端被批而吓成狗熊。我重申日记结尾摘自《圣经》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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