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为何酿成人间悲剧?你想不到的悲惨(图)

2021-06-15 10:00 作者: 尹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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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1957年10月通往钢铁基地的矿车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公安机关也搞起“大跃进”,造成巨大的人间悲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正赶上反右派斗争,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被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导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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