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我为啥没有把对父母的枪口抬高一寸(图)


文革 红卫兵 造反有理
文革,我为啥没有把对父母的枪口抬高一寸?(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7岁,读高中一年级。

家里兄、弟、妹妹4个,哥哥和我上师大一附中高中,弟弟和妹妹读师大二附中初中。这两个学校有不少西北局、省委和军队的干部子弟,西安的红卫兵就发起在这两个学校。

1966年8月,我所在的班上成立了红卫兵。我属于不红不黑的(有人称其“灰五类”),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也不像“黑五类”那样挨整。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红卫兵找我谈话,详细地问了我父母和家里的社会关系,我老实地告诉了我所知道的父母历史和现状,还说,父亲所在的中心医院已经给父亲贴大字报了。

这个红卫兵就提出去医院看大字报,他说,如果你父亲的大字报没有大问题,你还是可以加入红卫兵的。

一个炎热的午后,这位红卫兵和我来到中心医院。医院饭厅里拉着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了大字报,但整个饭厅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我和红卫兵一张一张地看着给父亲的大字报,印象中,父亲的大字报不多,内容大多是揭发父亲提拔、重用一些有问题的人。其中一篇说,父亲因为姓张,所以亲近、重用姓张的人,还举了三四个人的名字,这三四个人都只写名、不提姓,其中一个是“尔苍”,我看了心里想笑。其实,这个“尔苍”全名叫章尔苍,是著名的口腔科教授,和我家多年邻居。

我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忐忑:“千万不要碰上父亲”。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大字报狭小的廊道里,偏偏和父亲劈面相遇。父亲也很意外,问你来干什么?看大字报。看谁的大字报?看你的。我硬着头皮回答。这时,父亲看到了那个穿着军装、戴着袖章的同学。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

事后在家里,我向父亲解释了这一行的原因和经过,父亲认真听完,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几天,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兄弟三人真正地造了父母的反。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上午,在家里。我们买来了写大字报的白纸,我写好稿子,内容是揭发、批判父母与反动敌人外公、外婆不划清界限,甚至纵容、包庇外公、外婆继续剥削。

在我们兄弟几个眼里,当时在老家管制劳动的外公和外婆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外公有两顶帽子: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外婆有一顶帽子:地主分子。我在稿子里还抛出了一个杀手锏,就是家里存放着外公、外婆的定息存单,这是父母纵容外公、外婆继续剥削的铁证。

小时候,隐隐约约知道,外公在西安创办有正谊书店和印书馆,地点在西大街,舅舅还带我去过。当时的定息存单,可能就是这一企业被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支付给外公的固定息率存单。

弟弟用毛笔抄写着大字报,快结束时母亲下班回家了。看着家里桌子、地上铺着的一河滩大字报,母亲紧张地问:你们写什么?我答道:给你和爸爸的大字报。什么内容?揭发你们包庇外公、外婆。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一刻,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慢慢地又变成青灰。她浑身颤抖着看完大字报,带着哭腔对我们说:那是你爷爷、奶奶放在咱家的。我错了,我改,我现在就改,大字报不贴出去行不行?

说真的,我的心软了一下,对这个不想抵抗、也毫无抵抗能力的弱者产生了怜悯。我敢肯定,我们兄弟三个如果再硬一句,母亲一定会马上跪在我们面前。但同时,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大声说:这是伟大导师列宁最鄙弃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要脱胎换骨地和自己的阶级决裂,要革命,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我和哥哥、弟弟互相看了看,我对母亲说:你把定息单拿来。母亲走到她和父亲的卧室,用钥匙打开衣柜上层的抽屉锁(这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拿出了定息单。我们兄弟三个好奇并认真地看了这张万恶的剥削罪证。四指宽的定息单上好像写着外婆的名字(公私合营时,外公的身份是南京大学一级教授,外婆是家庭妇女,定息单上的名字自然是外婆了),国家核实的私股股额仅有一千元左右,每年支付的定息只有四五十元,使我在稍感安慰的同时,也略微有些失望:剥削得也不是那么多嘛!

我和哥哥、弟弟又一次地互相看了看。我对母亲说:把它烧了。用的是不容商量的近乎命令的口气。在我的心里,竟然自欺欺人地认为,烧掉定息单,外公、外婆剥削的罪行,连同父亲、母亲包庇他们的罪行,就可以从地球上消失了。

母亲好像猛地松了一口气,一点也没有犹豫地说:烧吧。我当场拿来火柴,在烟灰缸里点燃了定息单,4个人看着它在火苗里扭曲成黑色的蝴蝶,母亲的脸也稍稍有了一点血色。

接下来,母亲不出声,眼睛看着小桌上的大字报和底稿,她是在等待我们兑现诺言。我们三个把大字报和底稿撕碎、揉成团。大家看了母亲一眼,又把揉成团的大字报和底稿展开,拿到厨房的水池里点燃,再打开水龙头,将纸灰冲走。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见面都不说话。母亲几次偷偷地看我们,但我们都回避着母亲的目光,不敢看母亲。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医院的造反派就给母亲贴了大字报,罪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

接着,我们兄弟加妹妹四个,又造了一次反。

还是在家里。当着哥哥、弟弟、妹妹的面,我给老家的外公、外婆写了一封信。信中意正言辞地批判了他们的罪行,宣布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断绝一切关系,最后严正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到家里来,不许找父母,不许给父母写信,不许问父母要钱、要东西。我记得,信中的口气是豪情万丈、大气凛然,对外公、外婆都是直呼其名,不加称呼,一两页的信里,除过没有骂娘、骂猪、骂狗的粗口外,用尽了当时能想到的最革命、最严厉、最无情的词句。

信写好了,我们四个签了名,也动员母亲签了名。

当时,我幼稚地认为,只要全家和外公、外婆断绝了关系,母亲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就会减轻一些。

动员父亲签名时遭遇到了抵抗。父亲几句话就戳穿了我们这掩耳盗铃的把戏。他说:一个萝卜两头切,你政治上划清了界限,经济上又沾了光。做人不能这样。

信寄了出去。我们都不去想,居住在老家低矮土坯房里的外公、外婆,怎样颤抖着戴上老花镜,去看四个外孙、外孙女写给他们的唯一的一封信。

8月下旬,“破四旧”开始了。医院的红卫兵宣布,各家,特别是有问题的家,自己先检查清理出家里的“四旧”,几天后,红卫兵要去挨家检查。

我和弟弟从学校回来,用了两天时间,把家里三间屋子翻箱倒柜地翻了一遍,把认定的“四旧”找出来,靠墙堆放在靠大门的过道里,有近一人高。这些“四旧”主要是爷爷留下的几十函光绪和民国初年版的线装书,有整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张文襄公文稿”、“张文襄公电稿”、“清诗别裁集”等等,还有四百多张京剧唱片、叶访樵、康师尧等画家的字画、清代的名人扇面、爷爷留下的礼帽、母亲的高跟鞋等。

后来听母亲说,几天后,来家的红卫兵把家里又细细地搜了一遍,甚至还打开近一人高的台式留声机的扇门,把留声机音箱外蒙着的屏布都卸了下来,看里面是否藏着东西。最后,拉走的“四旧”有三四架子车,是医院里抄出“四旧”最多的一家。

事后,父亲多次提到他最喜爱的那四百多张唱片,我也多次想过,那几幅字画、扇面可以转移藏起来,礼帽和高跟鞋不拿出来说不定也能过关,但在当时,对于“破四旧”,家里的态度是一致的。

发生在1966年8月的这一造反事件要加两个注释:一,在学校,这四个中学生都是学业优秀的好学生。二,他们的父母既是医生,也是教师。两千年来,这两种人从事着中国最干净的职业,是社会良心和道德的最后承载者。从专业角度看,父亲和母亲都是优秀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

再一次想起妻子多次说过的“你骂毛,你骨子里就是毛”(红着脸在心里承认:中的。中国人谁不是毛?特别是男人)、“你当时可以当逍遥派呀”。该认真地问一下,在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

在那个八月,我可以找一个理由,不去中心医院看父亲的大字报……,我可以不写那篇大字报(揭发父母的大字报很多,都没有提到定息存单的事)……,我可以不给外公、外婆写那封信……,我可以不那么积极地找出家里的“四旧”……;在学校里,我可以稍微“逍遥”一些,不那么积极地批斗老师,甚至于打老师、打同学,在两派武斗中冲锋陷阵。

甚至,在那个八月的一个晚上,握着已经好久没有握过的父母的手,听一听他们的苦恼……;和哥哥、弟弟骑上自行车,去并不是很远的渭河边的老家,看一眼年迈的外公、外婆……。

文革以后的许多年,心底里顽强地隐藏着种种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我辩解,当时的追求是单纯的、是理想主义的、是非物质的,这是实话。当时,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毛思想原教旨主义者,发自内心地崇拜毛,真诚地相信“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毛如果让我死,我真的会去死。1971年初,在农村插队,听到陈伯达被打倒,曾经想过为陈自杀。甚至在1976年8月(不是10月),自己还在工厂当工人,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十载犹忆八一八”,感叹文革的夭折和革命的死亡。

但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在心中最深层,被崇高、无私、利他主义包裹着的是愚昧、狭隘、怯懦和自私。8月,红卫兵、血统论兴起,自己被踢出文革主流(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自己都是好学生和班干部),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惧怕被孤立、被边沿化,被革命洪流抛弃。班上的红卫兵抄了西安市东大街一个资本家的家,挖地三尺找出了金条,打死了资本家老两口,自己很羡慕、向往他们有这种权利。在学校,我厌倦了批斗“反动”、“右派”老师时一边倒的胜利,我希望遭遇抵抗,甚至盼望“敌人”反驳一句,瞪自己一眼,从而激怒自己,激发起对“敌人”的仇恨,使自己有一个显示革命的机会。当时,梦寐以求的是革命身份的确认,靠常识,我明白革命身份与荣誉、物质密切相关。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说文革又开始了,有人说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结束。我想说:恶魔,一千年以后也会有,我们能做到的是:识别恶魔、拒绝恶魔,不让恶魔附体,再去干伤害亲人、同学、老师和一切“敌人”的事。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念我的父亲、母亲。子欲养而亲不在,子欲诉而亲不知。爸爸、妈妈,我好后悔。

责任编辑: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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