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农民工女孩: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组图)

2021-10-03 03:31 作者: 童蒙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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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1年9月9日,北京动物园(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0月3日讯】采访安霖,是因为她5岁的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关门了,我们想跟她聊聊她经历的北京私立幼儿园运行现状。但即便孩子待学在家,安霖也并无强烈的归责诉求。我们则发现,安霖自己的故事同样值得讲述。

作为一个90后农民工二代,她初中时来到北京,多次更换学校,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她并没有过人的天分,也不曾遭逢过什么意外或天降好运,因此她提供的并不是跌宕起伏的“逆袭”或绝望故事。

相反,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即一个命运和资质普通的女孩子,在成长中,曾得到更大的世界投入的善与爱,被播下一些观念的种子后,会在心里留下怎样的烙印。以下是安霖的讲述:

文|李明洁

口述|安霖

1

我出生于1993年,家在河南濮阳农村。我家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双胞胎弟弟。我家人口众多,但只有我爸一人分得土地,好在我家门口有一所学校,含初中和小学,所以我妈在家开了一个小卖部,一家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

不过,后来随着合村并校,学校的初中部分被撤销,小卖部就难以维持了。于是我父母来到北京打工。他们在北京做过很多工作,一开始是在丰台卖菜,后来在工厂里打轻型楼板,自己还开过一个作坊式小厂,但没多久就关闭了。之后我爸我妈在厂里上过班,也开过三轮。

我爸妈刚来北京时,只带了两个弟弟,我则留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上小学时基本是班里前五,但2006年我升学到了乡里读初中,需要住宿,加上学习难度增加,我的学习开始下降。

有一次,我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学习如何,我一下子答不上来,突然就哭了,哭得非常凶猛。挂了电话,我妈第二天就让我爸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后来回想,也许是因为当时太想念父母了,那个电话成了一个爆发点。

到北京后,我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小学,结果初一上完,那个学校就停办了。因为我基础不好,换学校时,我妈让我还是继续读初一。重读时,一开始我学习挺好,在班里能排到前几名,但到了初二下半学期,学校换老师,加上课程变难,我的成绩又下滑了。

不光如此,初二读完,我所在的学校又停办了。我听说大兴区有一所名叫蒲公英中学的民办学校,专门针对打工子弟办的,也是北京唯一一所专门服务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学校。2009年夏天,这所学校刚办3年,当时我是和一个同学专门坐公交自己找过去的,见了那里的老师,知道可以读完初三,回家跟父母说起。于是我爸扛着我的被褥,把我送到了这所学校。

但在蒲公英中学,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在河南学的教材是人教版,到了北京头两年学的教材是北教版,当时蒲公英中学使用的却是苏教版(现在部分科目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部分科目使用人教版教材),所以我的学习很难跟上。即使后来有老师帮我专门补课,在初三ABCD四个等级的成绩划分里,我也只能排在C等。

不过,我在蒲公英中学的就读体验很好。老师们的书,我们都可以看。我喜欢语文,喜欢把身边的人和事写成小文章,经常得到鼓励,还在一次作文评比中得了三等奖。有一次,我用以前学过的方法,在课堂上把苏轼的《水调歌头》唱了一遍,后来从同学那知道,老师私下里夸我唱得好。

学校还会争取一些学校以外的人,包括外教来给我们上课,还有形式多样的培养兴趣的课程,让我们增长见识。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是2005年由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郑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共同创立的。在那里,我知道了一个词,叫博雅教育,也就是通才素质教育,跟我以前感受的学校教育很不一样,这让我很喜欢北京。

老师们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什么都没准备,语文老师就给我买了饭盒。后来到秋天了,他还送给我校服。另外,蒲公英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语文老师知道我家里负担较重,就主动向学校汇报,找了一位慈善人士,资助我的学费。

资助我的是一位阿姨,也是学校的一位理事,非常和蔼可亲。理事阿姨当时一看到我就流露出非常喜欢我的感觉,我听到她和其他学校理事说我大眼睛白皮肤,长得灵气,是个特别好的小姑娘。我第一次有种自己来到这座城市,终于得到了关注的感觉。那时觉得自己真幸福,想对全世界说,我也是一个被爱的孩子,而不只是城市里一颗无人关注的小小野草。阿姨一直没有给我施舍的感觉,后来我们再次见到,她也很开心我阳光开朗、热情向上。

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继续上高中。我记得,到了初三,我对自己的学习没底气,本就觉得自己考不上高中,加上那年冬天,我生病发烧在家好几天,更加想放弃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还坐公交车来我家,给我送课本和作业,就是想告诉我,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不过到中考前夕,我还是退缩了,毕竟也没经历过中考,不知道会有多难,如果真要试试,没准能考上一所普通高中。但当时我真的很害怕。记得那时跟同学们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不想中考,大家一起打退堂鼓,还被宿管老师逮住过,第二天早上罚我们做蹲起、俯卧撑。最后老师跟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你们都能上高中。”

老师们真的特别希望我们能升学。但我当时跟一个女生结伴,都打定了主意要弃学。我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学期就弃学了。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上学,她的学费一个学期几千元,爸爸当时又被确诊为糖尿病,家里负担不起。

知道了老师的期望,我当时决定以后,其实不敢回学校面对老师,取被褥都只敢支使我爸去。但我爸去了三次,老师都不放。后来,我们的同学们都毕业了,老师又带了新的学生,我自己去取被褥,老师仍想劝说我去上职校,学一门技术。不过这个建议也被我忽略了,我想的是,反正要工作,为什么不直接去上班呢?

当时,如果有学生参加中考达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蒲公英中学会想办法联系一些学校让他们继续升学,比如私立高中或职业高中里的普高班。我也有同学在职高的普高班上了三年高中,后来回老家复读一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如今回想,我们当地虽有重男轻女的风气,我父母也喜欢儿子,但他们还是很支持我读书。我记得,每次换学校都是夏天,正是我爸回家收割麦子的季节,即便如此,他也总是陪着我一起找学校。从我的角度,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亏待过我。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好解释,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有一个想法,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觉得如果真的考不上,就无法跟老师和捐助人交代了,好难为情,好难面对。

北京
2021年9月8日,北京某商场外的青苹果雕塑(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流水线工厂,在两家工厂一共做了三个月,第一家是汽配厂,车间里温度很高,第二家厂是做某知名品牌巧克力盒子的。在工厂里都很累,但我离开不是因为这个,我当时想的是,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不过我妈妈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一直窝在工厂里,而是应该去商场卖货,说不定能攒点经验,未来自己开店。所以2010年,经过一个老乡介绍,我去了一家商场卖品牌女包。那里的世界果然跟工厂不一样,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包竟然卖到两三千块钱,妈呀,真是天价。

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卖得不错,当时我真是攒足了劲,碰到各种店的店长,不管是做美容的,还是买衣服的,就跟她们加微信聊天,请教如何做一个好的导购和销售。我发现做好销售最关键的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打动客人。

后来在商场,我发现化妆品区的小姑娘个个都精神好看,所以有新品牌入驻招聘时,我就去面试了,并在100:5的招聘比例中应聘成功。在新入职的化妆品店,我接受了七天基础培训,学了些基础的化妆技术。

正是因为有了这点基础,我后来又在业余时间花半年多,学习了盘头、新娘跟妆这些比较复杂的技术。有了这门技术,我就在放假时给人化妆,从1次100元的小助理,一步一步,成为接一个活可以挣800元的婚礼跟妆师,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我遇到的同事和领导都很好,愿意和我换班,让我能排开时间去挣外快。跟妆这件事,只要态度好,细心,干的时间长了,客源少不了。其实当时去学化新娘妆跟我在蒲公英学校的捐赠人有关。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告诉过我,“女孩子一定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有一门自己赚钱的本事”。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听完心情特别激动,哭得很厉害。这句话就这么清晰地烙刻在了我心里。

我后来一直跟这位捐助人保持联系,每次过节都会给她发短信,有时发完朋友圈,她也会问问我的近况。我现在在大兴机场一家专卖店工作,有一次她在大兴机场坐飞机,我还专门跑到登机口去见了她。当时心情真是又高兴,又激动,特别复杂,一方面很后悔,当年怎么就没再努努力,哪怕上个职高也好,阿姨明明愿意帮助我继续读书;另一方面又特别感恩,感恩自己能在北京遇到这样好的人关心我。

其实当时在蒲公英学校,也有学习特别好的同学。我们那一届,从后来的同学聚会中我知道还有两个同学出国深造,其中一个女孩跟我同班。到蒲公英学校之前,她在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念书,后来学校倒闭了,她在北京帮父母种菜,结果我们有老师发现了她,就上门把她招过来了。

这个女孩学习特别刻苦,她的床跟我挨着,那时候我们已经熄灯睡觉了,她还在打着手电学习。我没有人家那股刻苦劲儿。另外一个出国的同学,则听说是天资特别聪颖的那种。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特别感谢父母把我带到北京来。我虽然遗憾没能上大学,但在成长阶段遇到的这些人,教给我的品格,其实够我用一生的了。而且我后来发现,和我一样从蒲公英学校走出来的同学们,绝大多数人都很上进,工作勤奋,对家庭富有责任感。我能感觉到,虽然生活很难,但大家都有种越挫越勇的精神。我们如今还常常聚会。

3

我现在的丈夫,是我17岁在生产巧克力盒子的车间干活认识的。他来自河北农村,我们处了几年,大多数时候是异地,但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前从没吵过架。

一开始,我妈妈强烈反对,她觉得“我都把你带到大城市了,你又回农村了,那我不愿意”。她当时特别想让我找个北京本地人,也的确有人给我介绍了这样的人,他个子不高,工作一般,虽然是北京本地人,但也是农村家庭。对方有意于我,对我不错,但我就是想跟喜欢的人结婚,谁说也不好使。

那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以后孩子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如今想来当然有一些遗憾,但并不后悔。如果再有遇到和我经历类似的女生,感情之外,我会建议她选择和一个可以共同发展的人在一起,能够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而且起码在同一个地方,不会异地。

后来,2015年结婚的时候,我跟丈夫没房没车,一无所有。刚结婚时,我丈夫已经在青岛工作,那边的待遇更好,我也去了一段时间,在一家影楼里边上班,工资不高,也没有保障,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多赚钱,所以我就回北京了。

结婚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就出生了。但迄今为止,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也不多。孩子出生后,我丈夫想让我带着孩子再去青岛,或者我带孩子回他老家上学,再或者让我把孩子留在他的老家,请他父母照看。但这几个方案,我都接受不了。

我既不能离开孩子,也不想离开北京。前者是因为,我太舍不得孩子了,我尝试过把孩子放在丈夫的乡下老家,结果特别痛苦,我每天回到家,一看到孩子的玩具衣服,就会想,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真的一点动力也没有,所以只过了16天,我就把孩子接回了北京;后者是因为,在北京我母亲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孩子的爷爷奶奶后来身患疾病),我能继续工作,一旦离开,我就得全职在家照顾孩子,这也有一些好处,但毕竟会与社会脱节,而我一直觉得,无论多么爱孩子,他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不能放弃自己。

其实我真的很想让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不过这也困难重重。2019年,儿子3岁,该上幼儿园了,公立幼儿园进不去,去什么样的私立幼儿园,我和丈夫又产生了分歧,还为此吵过几架。

我为孩子找的第一家幼儿园是一位邻居介绍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有外教,就是价格特别贵,每个月费用3000多元,而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0多元。所以我就去跟园长谈,让我妈妈去园里兼职做饭,这样就能因为员工家属,每月减免1000元费用了。

即便如此,孩子每个月的学费还是超过了2000元。我老公跟我一样是农村人,孩子上学这么贵,他一开始接受不了,我告诉他时,就少说了1000元。但后来因为压力太大,我还是告诉了他,他也发现,孩子在幼儿园挺快乐的,很有礼貌,还学英语,就理解并认可了我的选择。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孩子选择这么贵的幼儿园,是对还是错,不过丈夫认可了,起码心里悬着的石头之一,算是落地了。

不过,儿子在这个幼儿园只上了大半年,去年1月份放寒假后,因为疫情,上半年一直没开学。到了下半年,因为外教没法来中国,很多家长不愿意再付高额学费,但幼儿园开在商场附近,房租又贵,一圈折腾下来,园方就选择了关门。

新的幼儿园是我妈、我丈夫和我一起去选的,一个月1000多元,从师资和硬件条件看,不如上一家幼儿园,但总的来说还不错。我本来以为孩子在这里可以待得比较久,结果今年5月,因为疫情和设施检查等事情,这家幼儿园也关了。

我小时候在农村,对北京只有一种大城市的幻想,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人都说普通话,穿着洋气好看的衣服,是一种和我们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也努力希望儿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单说教学质量,北京肯定比老家好,老家的学校,只教语文数学,但在北京,孩子们可以学习唱歌跳舞画画。甚至,我见到的孩子,大多都比老家的孩子开朗。

我住这个地方,今年夏天有个武术馆在举办夏令营,虽然需要两千多元,但我特别想让孩子去参加。我很希望,他在未来,无论什么样的领域都敢于尝试,不会像我们这一代的农民工子弟,去触碰更大的世界时,总有一种发怯的感觉。

不过,目前来说,这些都是空想。直到如今,孩子依然待学在家,我现在对孩子的上学条件已经不再有苛求,能正常上学就特别知足了。

其实我和丈夫去年付了20多万首付,贷款75万,在河北廊坊永清分期买了一套商品房,离我上班的大兴机场不远。搬到新家后,孩子也许可以在廊坊上学,不过我还没有详细去了解过,因为房子还没交付,而且时间还早,社会变化很快,了解太早没有意义。

我父母现在都还在北京打工,一个在餐厅里帮人做饭,一个在某单位开巡逻车,他们这个年纪,在老家没什么能干的,在北京最起码能赚钱能糊口。但我丈夫还在外地,因为他如果在北京找工作,必须从零开始,工资肯定有所降低。

如今有时候睡不着觉,偶尔也会想到,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我没有啥文采,也说不出来,但刷短视频时看到过一个文案,大意是“北京很多人,来了又想走,留下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梦想”,我觉得挺符合我的心境。我的理想就是,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但眼下这种情况,想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我们肯定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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