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文化班头郭沫若与毛泽东。（网络图片）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与宋代文豪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老家眉山相距不远，可算大同乡。四川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文人，以李白、苏轼为代表可谓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与相如”，也许这与四川的山水灵气有关。应该说郭沫若也沾了一点山水灵气，他有点才，可总体看来，更多地则是“缺德”，这就让他的才能黯然失色了。关于郭沫若的人品，鲁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问题。但那时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机小丑和流氓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们在此主要展示一下他后来、主要是在毛统治下的这些方面的表现。
本来郭沫若确也可算当时中国一个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给他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书法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等一大堆头衔和官衔。他的官衔一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两个最基本的头衔：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尽皆知。通俗地说，他是当时官、民双方都认可的毛政权下的“文化班头”。
郭这个文化班头在毛泽东当政时代可谓中国文化界的不倒翁。这一现象是很奇特的，因为在毛统治下的中国，文化精英几乎被逐一打倒，最后一扫而光，即使是毛的党内“亲密战友”亦不能幸免。不是被送去见阎王，就是去秦城监狱，最次也被剥夺了官职，靠边站了。而唯有这“郭班头”却始终不倒，而且在台上上窜下跳，摇旗呐喊，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不管是真是假，在一般人看来他总算是毛的宠臣。
郭沫若被毛泽东选中为文化班头是有缘由的，他确实有资格担当此任。首先，郭先生曾经是位中共党员，反蒋介石的英雄，与中共在政治上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的思想基础。1926年在广东大学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于是毅然投笔从戎，时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文人一贯依重，对郭氏亦待之不薄，郭从宣传科长做起，然后是宣传处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乃中共领导人之一，一贯思想左倾的郭沫若与其一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后来中共想通过工农运动将这场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转变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察觉了中共这一阴谋的蒋介石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了“清党”，使共产党功亏一篑。已经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离蒋的大本营，奋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痛斥蒋氏“背叛革命”。蒋介石便下令缉捕郭氏，郭投奔共产党阵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所谓南昌起义，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郭大概受不了去四处奔波打游击之苦，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并于次年东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产党内“临阵逃脱”的指责。但后来毛泽东大概见其忠顺可嘉，且有重要利用价值，叫有关部门澄清说：“郭赴日本乃经组织批准，无逃脱之义。”仍对其以“同志”相称。
郭氏在日本一住十年，玩弄了多个日本女子，在那里生儿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没有官职。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不计前嫌，撤消了对郭的通缉令，允其回国参加抗战。郭欣然回国。回国后即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工作，再次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
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共建国之前，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其间郭氏跨越国、共两党，左右投缘，八方贯通，既有发号施令的官权，又有能呼风唤雨的文坛领袖身份，盖因鲁迅死后，郭的主要对手没有了，依其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绩和政治上的纵横捭合，投机取巧，顺利地占领了虽没有名号却有其实的文坛领袖地位。单看1944年郭氏在重庆举办的五十生辰祝寿会的盛况就可知一斑。据亲历者云，郭的寿宴排场可谓令人目眩神摇，任何朝中权贵都无法与之相比！出席寿诞的几乎包括了当时各方显要、各界名流、共达二千余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千种风情，万般荣耀，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郭沫若集豪气、侠气、官气、书生气于一身，其志得意满之情，领袖群伦之概，溢于言表。观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无憾矣。
然而水盈则溢，月满则亏，郭氏最终亦逃不出这万物自然规律。抗战胜利后，郭又选定了再度投向共产党。这一次又投对了，毛及周恩来出于政治需要，对其宠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国后，郭沫若获得一大堆头衔，不仅成为文化班头，还荣登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机成功，回报颇丰；但郭氏自己清楚，这么多头衔，实际上还不及当年他的一个“诗人”桂冠。在天下纷乱、两党逐鹿之际，仅凭这个“桂冠诗人”的身份，国民党、共产党都得想方设法笼络他、拉拢他，他倒向哪边，中国政坛的天平似乎就向哪边摇摆；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称雄于体制之内，又可游弋于体制之外。加之其风流倜傥，长袖善舞，在政坛、文坛都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当此时也，万物皆备于我，各方有求于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当年真可谓置身于五彩云中的无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一统之后，毛氏登基，一个空前强大、高度集中统一的帝国宣告诞生，也宣告了中国近半世纪的政治混乱状态的结束，同时，也就宣告了各类“山头”和无冕之王们命运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角色转变最快、最好的当属郭沫若了，他很快就从一个豪气干云的无冕之王变成对新朝和毛皇俯首贴耳的顺臣，弄臣、直至一只叭儿狗……
郭氏为什么能快速完成这种角色转变呢？这其中自然有内因更有外因，从外因来说，当然是毛泽东的手段高明。毛喜欢“后发制人”，他先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将天下英雄尽数赚入其“彀中”，然后再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采用包括慢火炙烤、当头棒喝、抽筋换骨、泰山压顶等各种招式，将昔年那些狂傲不可一世、藐视政治权威的“鲁仲连”和“刘文典”们一个个收拾得像驯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触动这些新政权的“客卿”们，而是让他们去各地参加（或参观）“土改”、“镇反”运动，让他们见识一下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领略一下共产党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内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产党“一家”之天下，他们都己身处在毛的“笼子”之中，无异于一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随时都可以让这些前朝遗老遗少们顷刻之间变成“地主”、“反革命”，然后或关或杀，使之变成万人唾骂、万劫不覆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紧接着而来的是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些刚刚见习了毛共阶级斗争手段、惊魂未定的“客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被勒令去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检查、检讨自己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历史上“投靠国民党和美英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一个个“洗澡”、“洗脑”，“脱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这时，谁还敢不诚心诚意、诚惶诚恐检查、检讨，“敬酒不吃吃罚酒”呢？——“阶级敌人”的可怕下场像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时刻抽打、提醒这些身负“原罪”的人们。除了真心实意驯服于共产党，驯服于毛已别无选择。
光是这么文绉绉的“教育”、“检查”、“检讨”毛认为还不行，他知道这些精英、“客卿”们，这些知识份子们，其实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们中的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当作“鸡”处理掉，其余的“猴子”们就会真正乖乖地服服贴贴了。于是有了接下来“反胡风”、“肃反”、“反右派”等各种以知识份子为对象、更加可怕的运动……
这样，幸存下来的“客卿”们便一个个争先恐后向新政权、向毛领袖表忠献媚，歌功颂德，山呼万岁。郭沫若就是这一人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表现最佳者。这除了因为郭作为现政权“客卿”首领的地位需要带头表率之外，更有其内心难以对人言表的隐衷，那就是他曾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脱党那段历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圣意，一顶巨大的“叛徒”帽子就会落在他的头上，瞬间他就会失去一切，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一切他心明如镜，令他时刻胆战心惊。所以，他必须超越一般人向毛歌功颂德，献媚取宠，而且要一以贯之，不能稍有懈怠。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蒋英雄”、“反专制、反独裁”斗士，蜕变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丑、叭儿狗的原因和个中奥秘。而在毛来说，他的政权也需要一批吃闲饭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抬轿子、做应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拥有这种能力和资望，最适合当这群人的首领、班头自然非郭莫属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当局，不敢不顺从。主、仆双方心有灵犀，一拍即合。
毛选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头，还因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点：投机善变又屈从政治权威。郭在国民党统治前后，虽然写过很多反蒋和嘲讽当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讲到的《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外，还有什么《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黄》等等，这些作品的基调就是左倾、反蒋；但同时，只要蒋介石放出和他妥协的气球，给他一些“甜头”诱饵，他就又会立即来个180度转变，做起歌颂蒋的肉麻文章来了。如抗日初期，蒋起用了郭，郭于是立即为蒋鼓吹，在其《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里，郭写道：从蒋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的抗战决心”；而蒋的身体健康，就“充分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对于一个曾发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郭尚且能够如此变脸之快，如此厚言无耻，如果新政权能给予他更大的甜头，更高的位置，这个郭沫若还不惟命是从，死心塌地紧跟自己、讴歌自己吗！
主意已定，毛对郭氏先行笼络之策，封以高官，赐以厚禄，给予礼遇，毛还特地称郭为“郭老”（郭少毛两岁）以示尊敬。看到毛对自己如此礼遇，郭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同时内心也战栗难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历史，其罪恶肯定比很多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严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给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内铭感之外，就是决心全力以赴效犬马之劳。
幸好郭又有这种能力和这种“才华”。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撤下自己身上的光环和装扮、委下身段，不怕讪笑、不惧人指点，厚颜无耻地对毛大拥大顺，大歌大颂，投其所好，观其颜色，以毛之是非为是非，毛之好恶为好恶，尽其吹牛拍马之才，阿谀奉承之能事。
毛喜欢搞“运动”，郭氏除了做毛的运动喇叭筒和留声机以外，还运用他的文艺专长，带头以诗歌形式为各种运动作图解助威：
抗美援朝运动来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一时间人头滚滚，血雨腥风。郭作诗配之以曲：
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
特务恶霸是豺狼，
你不杀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肃清反革命！
总之，但凡有运动，郭必以“诗”配合之、响应之。1956年毛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郭作为文艺界的班头，自然雀跃响应，郭诗人煞费苦心，罗列了一百种花名，各成一首诗，共计百首，以应“百花”之景。惜乎其“诗”太长太臭，有污读者之耳目，不录也罢。
运动的最高潮当数“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乃毛亲自发动的全民运动，全国上下如饮狂泉，如痴如醉，如火如荼，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面对这个献媚邀宠的良机，郭班头当然不会错过，因此，此段时间郭之诗兴大发，“诗思”泉涌，仅1958、1959两年，便出版了五部诗集，占郭在毛政权下总共出版的诗集近一半。其中“佳作”颇多，请看《迎春序曲》：
“赶上英国只需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接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大跃进事事要求快马加鞭，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郭诗人想到把传统词牌《声声慢》改为《声声快》，欲与李清照一比高低：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大跃进中很快掀起“放卫星”高潮，中国快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在毛示意下，全国同时掀起“诗歌大跃进”高潮，郭诗人义不容辞，引领潮流，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下面是其表现我国农民冲天干劲的《太阳问答》（前部分）：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亦极尽“浪漫”之能事。
大跃进之中毛又发动了一个叫“除四害”的运动，即消灭臭虫、虱子、老鼠、麻雀的次级运动，郭当即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哄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后有科学家指出麻雀并非“害鸟”，其实是“利大于害”，不应列作“四害”消灭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后因“苏联专家”亦支持利大于害之说。加上消灭麻雀的地区出现了其天敌害虫肆虐的状况，毛不得已才点头取消麻雀的“四害”之一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诗人亦赶紧声明“此诗作废”。
郭当然不会只作这种“运动诗”，更要紧、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颂伟大领袖。郭这方面的佳作自然数不胜数，但最杰出的当推“人间出现双太阳”之名句，此诗全名《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溢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头还深知毛领袖于当今世界，最推崇唯苏联之斯大林，曾称斯为“伟大的慈父与导师”（见其《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郭深知“爱领袖之所爱”，于是作诗云：“斯大林，我们的父亲……”
郭诗人还巡游四方，每到名胜古迹，或遇工农商学兵先进典型，都要题诗颂之以作纪念，且时时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兴钢铁之城攀枝花，郭诗人放声歌唱曰：
“主席思想挂帅，精神物质互变，满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诗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许读者有些不耐烦了，笔者当然也有同感。不过为了领略这位文化班头的风采，不得不这样做。人们看了郭的这些“诗”，会为他感到悲哀，堂堂当年的“桂冠诗人”，号称中国新诗之奠基者，居然到处去题写发表这种连下里巴人都谈不上的“马屁诗”，为何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不想一想后人对自己的评论呢？
这可能就是毛骂右派时所说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头的地位和既得之荣宠，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尝便”了。这里应说明一下，毛虽然给郭许多头衔，但其实都是有职无权的“虚职”，就以他的本职中国科学院院长来说，也是“有职无权”，后来他说自己要“烧书”、辞职，就要呈报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张劲夫批准。可见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傀儡、摆设，但他已满足于这种身份了。
为了记录伟大的大跃进运动，总结“全民写诗”的伟大成果，郭与周杨合编了一本大跃进诗歌集：《红旗歌谣》（上、下集）。其内容之丑陋龌龊不堪，前面所录《太阳问答》可见一斑。然而郭诗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目前的中国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为名利所累，郭诗人是什么大话、瞎话都说得出、什么脏事、丑做得出来了，在“厚黑学”方面，可能己与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马术”方面，则堪称全国文化界的标兵、“师表”。
既要为“运动”造势、服务，当然不只是正面歌颂，还要有对运动对象、“敌人”的无情打击，要痛打落水狗。这方面也是郭之特长，如对胡风。郭对胡风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国前，他与胡风都是非党员的“左倾进步作家”，相互提携吹捧。胡风与周杨的矛盾，胡风的所谓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内容实质，郭沫若都很清楚，这些其实都是毛共文艺界内部的派别之争。然而在胡风事件被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作为文艺界头头，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没有出来调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马首是瞻，在一旁不断煽风点火助焰。为了取悦毛，郭不惜将胡风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为批胡凤推波助澜；胡风问题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之后，郭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大声疾呼“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必须加以镇压，而且要镇压得比解放初期（的运动）更加严厉……”人们都知道，所谓“解放初期的镇压”如清匪反霸、镇反，是动辄就判处死刑的。比其更严厉，当然是立即将胡风及其追随者斩尽杀绝了。紧接着郭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郭的这一切表演，无疑都是为了取悦毛，郭知道毛一贯反对对敌人“施仁政”，主张对一切反动派穷追猛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须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文艺界的大小头头们纷纷起来，声色俱历向胡风讨伐，都学得了郭班头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领。此后，凡毛揪出了什么“反党集团”，郭都要应声“痛批”，包括对他老战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纲上线，决不姑息。
为了表示自己对毛这一思想学到了手，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观看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就剧情写了一首诗呈毛，前几句是：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仁兹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在郭看来，唐僧应该千刀万剐，罪名是敌友不分，立场不稳。毛阅后，回赠诗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由此看来，郭沫若比毛泽东更“左得可爱”了。当然，毛对郭这种忠诚和“疾恶成仇”是深为赞许的。而这正是郭要达到的效果。
1957年毛发动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派”运动，可说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文字狱。为了给自己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辩护，毛使出流氓无赖伎俩，将自己的阴谋说成是“阳谋”，还将在运动开始时白纸黑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承诺，以“右派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这样的“理由”耍赖。
郭沫若立即响应，为主子补充，说什么“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图、为主子扬威、护短，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领，郭都学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够经常接触毛的人之一，还是不时与毛诗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十分自觉，也非常谨慎小心。毛每有诗词，郭必和之，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写得很蹩脚。起初有人以为是郭诗人江郎才尽使然，但仔细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于是才知道此乃郭诗人有意为突出伟大领袖而故意“藏拙”所致。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贬损自己，这种苦心和忠心难能可贵，不过如此一来，郭诗人就与下三滥诗人为伍了。
由于可以经常接近毛，当然可以从毛的言谈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态，好恶，郭作为史学、文学侍臣，在与毛的交谈中不免提到一些历史话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在得知毛对女皇武则天情有独钟之后，郭便马不停蹄炮制了多幕历史剧《则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对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有“扬李抑杜”的不同的评价，郭于是赶忙炮制了一本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郭抛开从作品艺术性、思想性去评价作者的传统做法，却搬来了毛的“阶级分析法”，考证起诗人的“阶级成分”。结果“发现”杜甫是“地主”出身，证据是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证之曰：当时穷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两层，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么？
不知郭诗人是否想过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爷府，算什么“阶级”？
在对近现代人物的评论中，郭更是充分表现了他那少有的“墙头草”角色，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鲁迅的态度了，其言语之肉麻、无耻，堪称前无古人。文艺界和爱好文学者都知道郭氏与鲁迅原属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互相谩骂攻讦了好些年，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郭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鲁迅则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当年投靠以“四条汉子”（周杨、夏衍、田汉、邵荃麟）为代表的中共文艺营垒之下，满以为肯定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和鼎力相助，谁知，后来掌控中共的毛泽东看到鲁迅的影响力更大，决意捧鲁迅以笼络广大文学青年，又因为鲁迅已于1936年死去。于是毛决定“高举”鲁迅的旗帜，对鲁迅进行了一连串至高无上、不着边际、肉麻无耻的吹捧，连延安的文艺学院也以“鲁艺”命名。这样，郭氏在这一场政治投机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决心挽回这一“失误”，办法很简单，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鲁迅，反正鲁迅不会从地底下爬出来与他争辩了。主意打定之后，郭对鲁迅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郭语出惊人，文革中在纪念鲁迅的会上他竟然装作痛心疾首、厚颜无耻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接下去竟然当众以鲁迅的“徒孙”自称。又把鲁迅描绘成“红卫兵”，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所没有走过的路……”其肉麻无耻的水平，堪称空前绝后了。
当然，谁都知道，他对死人鲁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给活人毛泽东看的，都是为了向毛献媚、取宠、以固其位，真可谓用心良苦的“曲线救己”了。
郭的厚颜无耻也许只有毛泽东能与之伯仲，区别只在于毛在这类无耻的表演中不脱流氓帝王的霸气、痞气。而郭体现其中的则是更多的奴气和媚骨，这就是基于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别。
就是凭着这种对毛无限忠诚和奴颜婢膝精神，郭稳稳坐了二十几年文化班头的交椅。历次运动，郭都有惊无险，都被毛高抬贵手，保护过关了。
但正如俗语所云：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终于有一天，郭感到祸亊临头了。而这个“天”正是毛泽东。鉴于此事由来较长，不得不多说几句。
事情的祸根在于对秦始皇赢政的评价，具体则是起于郭的一本历史小册子。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郭沫若等左冀文人无不在指桑骂槐谴责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谩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其“专长”写下大量“借古讽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将其于1943年至1945年间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为《十批判书》。书中还把孔子作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没有想到，此文与毛当时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一词对秦始皇的态度相左，但当时毛忙于夺取政权等军政大亊，估计无暇顾及此书。即使看过，因当时郭与毛还是“友人”、“诤友”关系，毛也对其无可如何。故这件事从未被毛提起。
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书《读〈随园诗话〉札记》，共77条，其中第八条为“论秦始皇”，借机表达了与自己过去完全相反的观点。郭出的书自然要送呈毛泽东。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对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过去如有相左之处，万望勿以为意，放我一马。毛收到后暂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来了，一些与郭班头级别接近的马屁精如翦伯赞、吴晗之流纷纷落马。郭班头一看大势不好，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辞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动向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的请求，他诚恳地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期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这后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迹：我绝对没有以此发泄不满、“要挟”领导的意思。但这个呈报没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当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洗耳恭听了文化部党员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在学习发言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都要洗耳恭听一个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还要学习、发言，可见郭沫若的文化班头做得确实太窝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烧毁”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惊人之论。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作了沉痛的检讨，“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没有责任。”表示要诚恳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还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过去，毛曾发过话：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人要保护。不过，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还没开始，他自己就先把翦伯赞“打倒”了。对郭，毛既没有重申“保他”，也没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听了康生关于郭在人大会上提出要“烧书”的要求及其所作检讨的汇报之后，立即命令将郭的讲话、检讨的原稿先由《光明日报》刊登，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的报纸也转载。这虽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扫面子，算是对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处理自己的检讨，郭班头感到大难临头，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帐了。自此提心吊胆，过着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时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动“检讨”、“认罪”、兼“拍马”，不过现在他不但拍毛的马屁，而且重点拍毛夫人江青的马屁，希望以此“曲线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郭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然而意犹未尽，又当场向毛夫人江青“献诗”一首，郭班头声情并茂朗颂曰：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卖力表演，总的说却效果却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响应毛的号召，杀向社会，不久，就找上郭的门来了，红卫兵杀气腾腾勒令郭交待两条“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与毛唱和的《满江红．领袖颂》词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红卫兵怒斥：全国人民都在高唱“东方红”，你为什么唱“东方白”？居心何其毒也！——这其实是一宗“冤案”，因为首先使用“东方白”一词的是毛泽东自己，郭不过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柳亚子的《浣溪沙》中，写下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贺新郎．读史》一词的最后一句写道：“歌未竞，东方白。”然而这帮“革命小将”是不讲道理的，而郭诗人自然也不敢拿伟大领袖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条罪状更加离奇，说的是郭为一本当年红得发紫的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封面书名一事，说是包藏祸心，极其恶毒，是一个巨大反革命阴谋。经过他们仔细辨认，发现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整个这五个字中红卫兵发现了十六处“反革命罪证”。于是限令郭交待其动机、目的，以及反革命纲领、计划等等，否则“后果自负”！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态的严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沦为冤死鬼！这种欲加之罪如何能辩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难可能临头。好在周恩来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将郭秘密转移。红卫兵失去了目标，只好悻悻而去。经此劫难的郭后来专为此事填写了一阙叫做《水调歌头．海字》的词，词曰：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佥壬，古语卑鄙小人之意）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这事件虽然荒唐，但词中两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说的却是事实，非“诬”也。最后一句，活画出郭一付无耻奴才相，如果周恩来来看了可能后悔送他“入园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于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击，就更惨了，简单说就是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毛考虑再三，觉得直接拿郭本人开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故釆取“曲线报复”的办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红卫兵出面将郭的儿子用来“顶罪”。
第一个“顶罪”的是郭民英，是郭与于立群生的第三个儿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乐天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随身携带一部小收音机，为的是听音乐、学音乐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学检举揭发，一些人直接上书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并有里通外国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内参》上，可见“顶层”对此非常重视。郭民英受到重大压力，一气之下，放弃了音乐，去了部队，去浙江前线当了一名海军士兵。据知情者说，民英在部队表现很好，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但后来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冲击，郭民英的处境急剧恶化，就在讨论他入党应否转正之际，郭民英于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杀”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队料理弟弟后事，问到其弟的死因，部队的人说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说：“我才不信呢！”但却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认“自杀”。不过可以推断，这样一个有着强烈上进心才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决不会“自杀”的。
其时江青、康生正对郭沫若紧揪不放，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则他们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将与郭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牵扯出来，一并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击郭沫若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牺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时郭世英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农大”中有一伙受到江青操纵的反周恩来的红卫兵，他们在1968年4月9日将郭世英绑架，情势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参加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活动，郭世英母亲于立群便恳请丈夫将郭世英被绑之事面呈周恩来，请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时参加会议，而且就坐在周恩来身旁。然而这位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可怜虫父亲，硬是将儿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内心，任凭它在内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来吐露半个字！结果在郭民英被绑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楼身亡，临死也没有松绑，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此时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杀”的刚好一年之后。
可以想见于立群对这个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实此时周恩来仍然有一定实权，只要郭向他开口，周决不会置之不理。后来周恩来得知郭世英死讯后，亲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吊唁。又两次派人调查此案，但终因对方的后台“硬”，调查无果而终。
尽管受到如此残酷打击，付出了如此代价，毛仍然不肯完全放过郭班头。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讲话中突然旧事从重提，说起郭班头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赞扬，即席作打油诗一首以戏之：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虽说语近戏谑，然而君无戏言，其中暗含杀机，令人震颤。郭班头记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说：吴晗、剪伯赞“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就这么轻轻一句话，一个在文革开场时便命丧黄泉，一个在饱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后夫妻双双“自绝于人民。”如今毛又如此说自己“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是性质相似的话语。郭得知后怎能不彻夜难眠？！
郭知道，按常规，只要是被毛点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陆，就在劫难逃了，轻者打入另册，重则性命不保。不过，郭旋又看到，毛在开头还称他“郭老”，似乎还恋旧情，或许看在他多年为其不遗余力歌功颂德的份上，能够对他网开一面，只是将他戏弄－番罢了。
毛暂时没有后续动作，郭班头提着的心总算逐渐安定下来。可没有想到，惩罚还是来了，而出面惩罚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诣歌颂的江青女士。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须全家到会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着病体到会。果然此次叫他来是充当反面角色，大会上，江青当着万余中央干部及郭的家人的面，两次点名叫郭站起来，这个年届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学生一样报到，站着听训。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评他，而是当众宣读毛泽东那两首批郭的诗，外加无情的申引批判。可怜的郭班头此时无地自容，恨不能如孙行者钻入地下。事后，郭的病更严重了，住进了医院。
我们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锋，如整死刘少奇、陶铸均是如此。正如后来在审判江青时她自己所说的，她只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就咬谁。所以，后来那些将对郭沫若的迫害归咎于江青或“四人帮”的说词，完全是故意栽赃，为毛开脱。
其实，郭氏虽然人格卑污，但对毛确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动充当弄臣、小丑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奴才，毛都不能容忍，仅仅因为他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由此可见毛的刁钻、刻毒、阴损，堪称前无古人了。
令－般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颜婢膝、形同叭儿狗的郭沫若，当年作为“桂冠诗人”却是何等的豪情满怀，不可－世。下面引郭写于1920年的－首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切星球来吞了，
我把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简直气吞宇宙！看起来－个十足的“大我”，颇有毛领袖当年“我即宇宙！”的气概。只可惜这个文人的“大我”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变成了一只漏了气的气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儿狗。不过郭诗人当年将自己比喻成－只“狗”还是很正确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对生人、外人凶狠无比，对主人则无限忠诚，惯于摇尾乞怜。后来郭诗人的这种天性在毛领袖面前表露无遗。即使付出了两个儿子，即使本人也遭到无情的打击、羞辱，他对毛仍然忠心耿耿，无半点怨言。临死前仍然嘱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很少犯错误。”
郭氏如何从一个气傲如山、睥睨时流的“狂士”变成毛的一个弄臣、小丑的，这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样形成的？内中蕴含什么妙理？笔者以为，这种“郭沫若现象”，不能简单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贪生怕死来解释。当然，暴政造成的恐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左倾分子被国民党“明杀”或“暗杀”，但他们没有屈服，仍然阻挡不了后来者前仆后继。可见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窃以为，首先是，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于”毛，别无选择。比如，当时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永远跟毛走（干部和共产党员就更不用说了），都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过反蒋、反国民党、反美，后来是反“苏修”的言论或文字，铁板钉钉。所以，只要加给他们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投靠“美帝”、“苏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对方就只能低头认罪，只能辩护其“罪行”的有无，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对错。可怜全中国人被毛一人绑架、裹胁，全都成了“人质”，除了跟毛走、别无他法。
其二是，毛政权可怕的株连九族法。株连法在中国皇帝专制时代广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后就被废除了。可是在毛当政后得又捡起了这条恶法，并加以空前的发扬光大。一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敌人”的境地，其配偶离婚、子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母子）关系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如此，就将受到可怕的株连。另一方面，当事者一旦濒临绝境，知道自己无生还的希望之后，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尽可能减少对亲人、后代的株连。这时执掌刑律的当局便与你作交易：只要你表示认罪伏法，最好在临刑喊几声“毛万岁”，将大大减轻对你家人、后人的连累。这种交易能够不做吗？多数人是愿做的。
其三是长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一般人对对毛的迷信和绝对顺从心理。也就是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所说的：被国民党杀了不要紧，被共产党杀了还要遗臭万年。这种自我奴化、愚化。
除了以上三条之外，像郭沫若之流还有他的个人因素，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郭氏为名为利所累，已习惯于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出卖良心，他把一切、包括灵魂都交给毛了，对毛已经死心塌地，己经无法回头，所以对其只能忠顺到底。综观郭之一生，青年时代不失有一种意气风发、狂放不羁的时代反叛精神；中年则转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还披着一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经到手，便将全部心力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点，便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顾廉耻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谄媚取宠的丑态。
扩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对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毫无主见、随风倒的态度上。比如，对落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紧跟着“变脸”，落井下石；华国锋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他便歌颂华“英明领袖”；“四人帮”垮台后，他又跟着痛打落水狗了。总之，这时的郭已经看不出还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是非，当权者的是非、爱憎就是他的是非、爱憎，他“唯权是拜”，“唯权是主”，谁当权、谁就是他的“主子”、“恩公”。正由于郭对权力绝对顺从的奴才相，所以各个时期的当权者也就对他网开一面，让这个郭班头得以寿终正寝。
记得齐白石曾画过一个不倒翁，并配诗一首，诗曰：
乌纱白帽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忽然将汝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写照了。然而你很难相信，正是这个郭沫若却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虚伪与做作”。看来郭班头太“谦虚”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他其实早就可以获得一顶“虚伪与做作大师”的桂冠。谓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后期的几首“佳作”：
其一曰《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这时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勤织锦，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
地动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可惜就在当年的9月9日，“挥巨手”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为毛哭丧的行列，刚好《诗刊》向其约稿，郭于是立即写下题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诗刊的编辑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帘的第一首第一句是：“伟哉领袖比爷亲”。编辑们的眼睛瞪大了，一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郭比毛还大，现在居然叫毛为“爷”，虽然他自愿当孙子，但公开发表合适吗？……终于编辑们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只刊发其第二首，将这“比爷亲”退了回去。真得感谢《诗刊》的编辑们为中国人避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的“事件”。（后来郭“从善如流”，将这句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将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又不到一月，“四人帮”垮台，江青等毛的嫡传被捕。善于“观风”“变色”的郭班头立即写下又一首“水调歌头”，不过，其主旨和立意与五个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你看，他当年衷心赞美的江青，不但变成了“白骨精”，还“迫害红太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郭的追悼会上，为其致悼词、盛赞郭班头一生丰功伟绩的，正是被他骂作“螳臂挡车”的“走资派”邓小平！而且邓大人不久又取代华国锋登上了中国“一把手”的宝座，可惜这时郭班头已经入住八宝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颂邓”佳作供我们欣赏，真遗憾！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陈天鹏 来源:北京之春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