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崔子忠《画苏轼留带图》。此作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输了腰上玉带。 (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公元1057年,二十岁出头的苏轼进京赶考,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看得拍案叫绝。据说欧阳修当时还闹了个乌龙——他误以为这份答卷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为了避嫌,硬是把原本该点的第一名压成了第二名。这段轶事后来成了北宋科场上的一段佳话,也让苏轼的名字从此响彻汴京。
这样一个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人,早年对“因果轮回”这类说法其实相当不以为然。他一心扑在功名仕途上,诗酒风流,谈笑纵横,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世之人。谁能想到,这位后来被尊为“宋四家”之一、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的书法大家,同时又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人物,晚年却会一步步走进佛门,深信自己的前世是个和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建山寺前:三个人同一个梦的巧合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奉旨从黄州改任汝州,途中要经过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弟弟苏辙。
就在苏轼动身之前,筠州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云庵和尚一觉醒来,神情恍惚,说自己梦见和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一位叫“五戒”的和尚。他觉得这梦太蹊跷,便把梦讲给苏辙听。谁知苏辙话还没说完,聪和尚正好推门进来——三人一凑才发现,昨晚居然做了同一个梦,连细节都对得上。苏辙当场大笑:“天底下竟有三人共梦一事的怪事,真是奇了!”
没过几天,苏轼的家书到了,说他已经走到奉新,眼看就要相聚。三人喜出望外,索性一路赶到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去接他。
见面之后,大家把三人同梦的事讲给苏轼听。苏轼听完,却不像旁人那样觉得新鲜好笑,反倒陷入了沉思,缓缓说道:“我八九岁那年,曾梦见自己的前世是个僧人,常年往来于陕西一带。还有一件事,我母亲刚怀我的时候,也梦见一位僧人来家里借宿,那僧人相貌清秀,只是一只眼睛是瞎的。”
云庵一听,猛地站了起来:“五戒和尚!五戒和尚正是陕右人氏,一目失明,晚年云游到高安,最后是在大愚寺圆寂的!”
众人当场算了算年份——五戒和尚圆寂,到那时正好过去了五十年,而苏轼那年,恰好四十九岁。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相貌特征也对得上,连做梦的人都不止一个——种种巧合叠在一起,让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信了:苏轼,就是五戒和尚转世!
寿星寺的九十二级台阶
这类“巧合”在苏轼身上还不止一桩。
他在杭州做官那几年,常跟诗僧参寥一起游西湖。有一次两人走到湖边的寿星寺,苏轼站定四下张望,忽然对参寥说:“奇怪,我这辈子从没来过这里,可眼前的一草一木竟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从这儿走到忏堂,应该正好是九十二级台阶。”
参寥半信半疑,叫人上前一数,不多不少,真的就是九十二级。
苏轼看着那台阶,喃喃道:“我的前世,大概就是这山里的一个和尚,而且就住在这座寺院里。”从那以后,他但凡得空路过杭州,总要绕到寿星寺去坐一坐,像是在寻访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家。
元佑初年,苏轼还和黄庭坚一起去拜访过一位相面的老者。老者上下打量了苏轼一眼,张口就说他前世是个叫“五戒”的和尚;又看了看黄庭坚,说他前世是个女子。苏轼听完只是点头,没多说什么;黄庭坚却当场就乐了,压根不信这套说法。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倒真让黄庭坚渐渐没了底气——这是后话。
这些经历,苏轼自己也不止一次写进了诗里。比如《南华寺》里那句“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还有《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里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人对着自己模糊的前世,在反复确认、反复叹息。
有意思的是,苏轼私底下还特别喜欢穿僧衣。宋哲宗有一回好奇地问身边的内侍陈衍:“苏东坡朝服底下穿的是什么?”陈衍答:“是僧衣。”一位礼部尚书,官服里头竟贴身穿着僧袍?这个细节,大概比任何传说都更能说明他心里的倾向。
五戒犯戒:一段前尘往事
那么,“五戒和尚”到底是谁,为什么苏轼转世之后,起初反而对佛法半信半疑?
相传五戒和尚德行本来不差,只是一目失明,晚年在江西一带云游修行。可惜一念之差,他犯了色戒——这件事被他的师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又惭又愧,自知无颜再见世人,便当即坐化,提前结束了这一世的修行。
明悟和尚却看出了隐患:五戒这一世犯戒而终,业力未消,若任由他自然投胎,很可能会转生成一个诽谤佛法、诋毁僧人的人,那就真的要在迷途里永世打转、再难回头了。为了拉他一把,明悟索性也紧跟着坐化,追着五戒的业力一起投胎转世去了。
到了这一世,五戒转生成了苏轼;明悟,则成了苏轼一生最要好的方外之交——金山寺的佛印禅师。
苏轼与佛印的交情,是北宋文坛上出了名的一段佳话:两人斗机锋、比才思,留下不少妙趣横生的公案,后世传得神乎其神。但在这些插科打诨的表象之下,佛印其实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点化这位老友。
最出名的一次,是苏轼在江北写了一首自鸣得意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认修为已经到了荣辱不惊、八面来风都吹不动的地步,派人过江送给对岸金山寺的佛印看,等着对方夸自己几句。佛印看完,提笔只批了两个字,让人原样带了回去。苏轼拆开一看,写的是“放屁”。他当场就气炸了,连夜乘船过江,要找佛印算帐。谁知船刚靠岸,佛印已经笑呵呵地站在渡口等他,劈头就是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这才哑口无言——自己嘴上说着荣辱不惊,结果两个字就把他从江北气到了江南。
类似的机锋,两人之间还有不少,几乎每一次都是佛印把苏轼流露出的得意、自负,轻轻巧巧地拆穿。一来二去,他就是这样启发苏轼一点点从功名利禄、乃至“我已修行有成”的执念里超脱出来。
自身接连遇到的种种“巧合”,再加上佛印多年不懈的旁敲侧击,苏轼终于彻底醒悟——他不但从此深信因果轮回,更是晚年潜心向佛,常伴青灯古卷。
临终一语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病重,自知大限将至。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悲痛不已,他却反过来劝慰他们:“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大恶之事,想来不至于堕入地狱,你们不必太过伤心。”陪在床边的,还有特意赶来探望的方丈维琳、老友钱世雄。
维琳凑到他耳边,大声提醒:“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可别忘了极乐世界啊。)
苏轼气息微弱,却还是应了一句:“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的,只是我现在,已经使不上劲儿去够它了。)
钱世雄在一旁急了,又凑近劝道:“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先生您修行了一辈子,眼下正是关键,更该拼一把力气啊!)
谁知,苏轼最后只是淡淡回了四个字:“着力即差。”(一用力,就错了。)一个人若是临终往生这件事还要“用力过度”,说明心里还揣着执念,还是是没放下。苏轼说这话时,连这最后一点执念也一并放下了,不强求、不刻意、坦然由它去,这是他一生参悟因果、潜心向佛之后,真正抵达的地方。
说完这四个字,他便合上了眼睛,溘然长逝。一代文豪,就这样带着对前世今生的了然,不慌不忙地走完了六十六岁的一生。
责任编辑:紫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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