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選修「文化大革命」課

發表:2003-06-29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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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到哈佛,正是新學期的開始。各類課程、講座的告示,貼滿了校園。學生們背著書包,夾著厚厚的課本、講義,個個行色匆匆。整個氣氛既緊張又有條不。當然在這紛忙景色中最能吸引我注意的,還是哈佛怎樣進行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事有湊巧,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麥克法誇爾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課在1月底正式開講。於是,我這個「陌生客」便也躋身於急匆匆的行列之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課竟如此風靡哈佛,吸引了眾多的學生,以致原由校方安排的教室因實在擁擠不堪而連續更換新址。

  據統計,今年(一九九七年--編者)選修「文化大革命」課的學生共計370人,分為27個班。校方僅助教就請了10名(按美國的上課方法,教授一週授課兩次,每次一小時,然後即分班討論,助教再在小班上提供進一步的輔導)。在以提倡文化多元、學術自由和分散管理為標榜的哈佛,出現這樣規模的「大課」,是近年來少見的。關於這其中的原因,以及它同當今美國社會某些變化著的現象之間的關係,我將在下文略作分析。

  「文化大革命」課是作為「外國文化」類的課程提供給學生的,對可能相當多的哈佛本科生而言,「外國文化」是一門必修課,也就是學校所說的「核心」課程。這即是說,不管專攻理科還是有意在文科方面發展的學生,都要有「外國文化」課的學分。據說,哈佛管理層有這樣的看法:哈佛的學生不僅要熟習本國文化,更要對外國文化有所認識。顯然,這樣做是頗有眼光的。

  但是在我看來,要從純文化的意義上理解,「文化大革命」課更像一門歷史課程。因為它的主題是敘述已經過去20餘年的中國的一場政治運動。而其考查的對象和研究的方法,也都是以歷史事件間的相互聯繫與發展為目標。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它同國內「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已相對固定的布局有著很一致的地方。那麼,哈佛為什麼要把它當作「外國文化」類的課開出來,而且吸引了眾多的學生,是很耐人尋味的。

  下面是「文化大革命」課程的授課提綱。連同概論共分為6個部分23講,現抄錄於此:

  1.「文化大革命」概論  第一部分:中國革命的起源  2.帝國統治秩序的崩潰,1836-1916  3.中國共產黨的勝利,1917-1949  第二部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4.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穩固,1949-1965  5.道路分歧  第三部分:第一次排炮  6.批鬥「三家村」 7.「炮打司令部」  8.毛征服了首都  第四部分:紅衛兵的興衰  9.校園革命的迸發  10.「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  11.毛對戰友的清洗  12.反作用力:武漢事件  13.紅衛兵的上山下鄉  第五部分:波拿巴主義的幽靈 。保.林彪的神化  15.打開對美國的大門 。保.林彪的失勢與敗落  第六部分:爭取毛澤東接班人的鬥爭 。保.「四人幫」的興起 。保福鄧小平復出  19.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威脅  20.周恩來之死與天安門事件  21.毛澤東的去世與清洗「四人幫」  22.不堪回首  23.「文化大革命」的遺產

  關於這門要持續3個多月的課程的宗旨,麥克法誇爾教授作了如此的概括:它將對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中這樣一個結論,即:「從1966年至1976年延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它是由毛澤東同志領導和發動的」進行驗證並試圖接近於真實。

  為了使絕大多數從來沒有聽過有關中國課程的學生,易於理解中國六七十代發生的一切,主講人顯然認為,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19世紀以來中國面對外國帝國主義列強入侵所做出的反應,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中共最終奪取政權和至1966年以前的中國國內政治狀況作一跤待是必要的。這就是我們在提綱中看到的前四講內容。

  在進入「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分析時,麥克法誇爾教授事實上要向學生交待下面的幾個重要觀點: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應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66年至1969年,是摧毀舊的政治精英與紅衛兵運動興起與衰落的時期;第二階段1969年至1971年,事實上是以林彪集團佔支配地位為主要特徵;第三階段1972年至1976年,則表現為由誰來繼承毛澤東的鬥爭。其次,麥克法誇爾教授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過程,表現為兩個層面的發展。一方面,毛澤東首先打倒彭、羅、陸、楊,繼之廢黜了劉、鄧,這是以上層政治鬥爭的形式來實現的。另一方面,以紅衛兵為主的群眾運動被發動起來,用以摧毀黨的基層組織和結構。麥克法誇爾教授認為,這種以無約束的社會來破壞國家結構的事情,在共產黨國家中是沒有先例的。在蘇聯,斯大林也只是用國家機器的一個部分來攻擊和削弱另一部分。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引發整個社會的動亂和鬥爭。這種鬥爭的長時期結果,就是黨在國家中的權威遭到破壞。於是,又造成了另一個與此相關的重大的政治後果,就是以林彪為首的一批軍人地位得到抬升,並最終威脅了黨領導一切的原則。於是毛澤東不得不再進行反對林彪的鬥爭。

  麥克法誇爾教授認為,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毛澤東希望那些同他一起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人(這是主要指江青、張春橋等),能將這場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遺產保持下去,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四人幫」的垮臺和毛澤東試驗的終結。鄧小平作為毛澤東最終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我無緣在偌大的課堂上對「文化大革命」課程評論什麼。但是,當我看到幾百名年輕的大學生,在聚精會神地聽著發生在遙遠中國的一段往事,並或多或少並不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難以把握六七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一個極其複雜的政治背景之下,從而引發了中國社會的一場動亂這樣關鍵之處的時候,是有著相當的遺憾的。特別是當課堂上放映關於紅衛兵造反與個人崇拜達到狂熱狀態的電影記錄片時,我是很不自在的,因為那畢竟是我們民族歷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從哈佛大學授課的標準看,「文化大革命」課是相當成功的。麥克法誇爾教授用語生動、善於表達,使學生們十分專注。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看到的一些情況:凡是有關中國政治、經濟以及東亞、環太平洋地區的課程、研討會,都是場面熱烈,聽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可以說不難理解。就在不久前,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紐約時報》1996年10月6日的一篇報導公布了一個有趣的調查結果:「據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對美國2772所高校學生選修外語的人數進行的統計,在1990年-1995年5年時間裏,美國大學生中選修中文的人數,增加了36%。中文成為美國大學中排名第6位的最熱門語言。這種現象說明瞭什麼?調查者沒有正面回答,但美國現代語言學會的執行主席說了下面一段話:「學生在選擇自己研習的外語方面,通常變動很大,但這種變動總是反映著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向。」我想,此論誠為有見地之言。中國近年的發展令人矚目,而這意味著眾多的機會和巨大的市場。如果說,中國正以自己的進步走向世界,那麼世界也必然會越來越關注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再度在哈佛(1988年麥克誇爾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講「文化大革命」課,有700餘人聽講)走紅,未始不是令我們自己發奮和激勵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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